秦漢時期，每郡之下轄若干縣，縣設令長，與郡守形成直接的上下級關係，郡守還透過每年的上計監督縣令長，作為考核其政績的標準。同時縣內所設機構也與郡相似，形成上下對接的關係，受命於郡。

這些屬吏的設定多依據本地實際，所管轄的事務也與百姓需要相關，儘量滿足國家的需要。其主要職責不外乎維持治安，徵發徭役，徵收稅收，教化百姓，清理戶籍，只要是百姓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都在其管轄之列。

這些基層組織所治理的事項，也是中央最為看重的內容，中央特別關注。而憑藉皇帝一人之力無法涉獵，於是郡縣制，成為皇帝實施有效控制地方的延長的手。郡縣制是這些基層組織的上層管理機關，對其有管轄權，要對其進行考課和考察，而這些基層組織則有義務向郡縣進行上計，郡縣官吏牢牢地把握住基層百姓的活動，這樣就能形成國家發展的堅強力量。

郡縣也要向皇帝上計，而基層組織的治理情況，亦是其政績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其權力必定要向下輻射。可見郡縣制是連線中央與地方的紐帶，為兩者間的交流與互動提供橋樑，所以說郡縣制起到上情下達的作用。

秦漢時期，政治上出現了空前的大一統，秦始皇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政治的統一推動中華文化大一統的完成。首先制度上，秦始皇建國後即著手進行制度建設。其自認為功過三皇五帝，

為突出其權威，創立皇帝制度，確立其至尊地位，為了輔佐皇帝處理政事，中央設立三公九卿，三公分別執掌軍、政、監察等權力，又有九卿作為專門辦事的職官，因此政事一決於皇帝，中央官吏實施政令。在地方推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這些制度為漢代所沿襲，只是在中央官制中三公的名稱有所變化。

在大一統的基礎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秦時調動大量人力修阿房宮；漢代黃河氾濫，王景治河亦調動大量人力，使黃河安然五百年。此外，鞏固統一，征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亦成為秦漢制度變革的重要內容，秦始皇北逐匈奴，修建長城，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設定五原郡，下設34縣，把郡縣制推行於陰山一帶。

漢代亦三擊匈奴，最終使得匈奴臣服，被納入漢族之中。南征越族，統一嶺南，相繼設立會稽郡、閩中郡、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開通靈渠，不僅把郡縣制傳播到南越，而且溝通南北，加強同越族的聯絡，漢代對南越管理亦在此基礎上進行。

開發西南，略通五尺道，為加強與西南的聯絡，統一規劃，開設五尺道，管理更加規範。透過這些鞏固統一的措施，與少數民族聯絡加強，並將其納入漢族之中，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礎，中國遼闊的疆域版圖大體確定。

其次在思想文化及意識形態上。秦始皇建國之初，崇信法家思想，採取暴力方針，利用嚴酷的刑罰來限制人們的言行。同時採用焚書、坑儒等極端手段試圖達到思想上的統一，但終因其手段過於殘暴，最終導致其滅亡。

漢初一改秦之弊，採用黃老無為的道家思想，主張清靜無為，同時也倡導儒家仁政。武帝時期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學的獨尊地位，實行仁政，並與法治相結合，儒法兼施。

此後儒學一直佔據思想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同時，漢代還設有郡縣學校，鄉里私塾等，其主要傳授經董仲舒改造過的儒家思想，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家學說，因此儒家學說成為延續中國歷史幾千年的主導學說。

秦漢時期，在郡縣制基礎上形成新型選官制、上計制、俸祿制，這構成大一統形成的基礎，與之相呼應的鄉、亭、裡、什伍組織以及戶籍制度也得到發展。同時進行其他方面的變革，這使得交流變得更加方便，百姓處於統一的文化環境中，並一直沿用到後世，在統一的基礎上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因此秦漢時期興建許多大工程。

另外，由於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郡縣制，使得少數民族因素納入漢族主體中，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提供條件。並且將郡縣制推行到這些地區後，使其處於中央管轄之下，成為中央大一統之下的一個區域，國家對疆域控制更為有力，實現了國家疆域的統一，此後的歷史發展中，疆域範圍基本以此為基礎。

可以看出，秦漢時期是中國政治、思想、學術等在大一統環境下發展的源頭，並規定了後世發展的方向，這些發展都是在統一前提下形成，亦朝著文化大一統的方向發展，因此可以說秦漢時期，是中華文化大一統格局形成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