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歷史冷知識
春秋初年，各國的對外政治，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關係：一是華夏對夷狄，二是諸侯對周天子，三是諸侯對諸侯。
齊桓公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後，便積極開展對外活動。他首先拉攏宋、魯兩國，接著把鄭國也爭取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這時，戎狄勢力很盛，對華夏族的一些小國有極大的威脅。
魯閔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臺），前660年，狄又破衛（今河南淇縣），衛人連夜棄城而逃，逃過黃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
桓公把他們和共邑（今河南輝縣）、滕邑的人集中在衛國曹邑（今河南滑縣西南），總共只有五千人。齊於是出兵救邢存衛，遷邢於夷儀（今山東聊城），遷衛於楚丘（今河南滑縣），這就是《左傳》閔公二年所說的“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在狄人伐邢的戰爭爆發時，管仲極力諫言，明辯華夷，促齊出兵相救，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雲：‘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左傳》閔公元年）。
在古代，各族之間的鬥爭是一種存亡的大事，而當時華夏族內的利害衝突，減弱了其對戎狄的抵抗力量。
面對這種危機，管仲提出了“同惡相恤”和“諸夏親暱“的號召，使齊國聯合了華夏各國，擊退了戎狄的進攻，把一些小國從戎狄的蹂躪下拯救出來，從而提高了齊國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國，從考古資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漢平原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東到安徽中部，南達湖南的資興、郴縣一帶。其國都初在丹陽（今河南淅川縣），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縣丹水下寺發現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國貴族墓葬。在下寺東北不遠處有一座長九百米、寬四百米的古城龍城，可能就是楚國的初期都城丹陽。
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遷都到郢（今湖北江陵縣紀南城），其古城遺址比丹陽龍城規模宏大，東西長九里，南北寬七里，面積達四十八平方里。
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養生息近四百年，積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國西部的群蠻、百濮、盧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鳩、舒庸等也都先後為楚所滅。
比較強大的徐（在今安徽泗縣）也服屬了楚。周朝封於漢水以北的“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東遷後就於申、呂、許佈防，以阻楚國北侵。但是，楚文王時，楚滅了申、息、鄧諸國，攻入曹國，伐黃和鄭，其勢力逐漸向黃河流域擴充套件。
這時，由於齊國開始強大，所以一向臣屬於楚的江、黃等小國轉向於齊。楚當然不會善罷甘休，於是連年伐鄭，以此對齊施加壓力。魯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齊、朱、陳、衛、許、曹、魯等隊攻伐追隨於楚國的蔡國，蔡潰敗，齊於是伐楚。
當時楚也很強，而且不肯向齊示弱。最後，雙方結盟於召陵（今河南邱城）。齊國這次雖然未能把楚國壓服，但是還是暫時擋住了楚國北進的勢頭。
齊桓公在召陵與楚結盟後，事實上楚國承認了齊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齊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後，為了鞏固這一勝利，魯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在今河南蘭考、民權縣境）召集魯、宋、衛、鄭、曹等國開會，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參加，賞賜祭肉給桓公，並且附帶一個命令說：“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而管仲卻跟著說：“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均見《國語齊語》）。
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就是據禮而有的，如果齊桓公不尊守禮的規定，使天子不尊，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禮，那麼桓公的地位也就難保了。無怪桓公聞管仲之言而懼，結果還是下拜接受祭肉。
桓公尊王，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國語齊語》說：“諸侯稱順”。透過這次盟會，齊桓公遂成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經音義》卷二引賈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諸侯之權也。”
在“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僖公四年）之際，霸者之出，則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義卻不僅止於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國。齊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於維護過去的邦國制度，也即為了防止諸侯國內部矛盾和危機的發生。
魯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陽穀之會時，《公羊傳》僖公三年記載桓公之言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穀梁傳》僖公九年傳，範注云：“樹子，嫡子。”），無以妾為妻”，障谷或以鄰國為壑，或斷鄰國的水源，貯粟，則不通有無最易危害邦國的安全和存亡。那時國小，一水可能流過數國，上游國家障谷，下游國家便要斷絕水源；反之，上游國家便要積水，都足以影響生產。
《戰國策東周》的“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體說明。由於國小，一有饑荒則非求助於鄰國不可，鄰國不救，便會有舉國無炊的危險。
齊桓公為了維繫邦國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無障谷，無貯粟”，因為這是關係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於廢嫡立妾都與西周邦國禮法不合，這是內亂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後的葵丘之會，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時，又重複“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均見《穀梁傳》僖公九年）。
三百年後，孟子述“五霸，桓公為盛”（《孟子告子下》）時，條舉葵丘之盟的五項命令，與《公羊》、《穀梁》皆合，這才是齊桓霸政精神之所在。
所以，桓公身死，齊侵魯，魯使展喜犒師，答以不恐之故也說：“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桓公糾合諸侯是要繼承和發揮諸侯子孫“世世無相害”的傳統。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於東周以後天子衰弱，這個禁令也只有由諸侯來“壹明”了。《左傳》襄公十一年範宣子主盟時所說的：“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繼承了霸政精神，承襲齊桓而來。
管仲相桓公後，以其本身的才智，應當時的客觀條件，以“尊王攘夷”的口號，把黃河中游的諸侯國聯合起來，北御戎狄，南制強楚，扭轉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機形勢，保衛了比較進步的中原文化。
所以，孔子曾讚揚管仲的功績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在矣”（《論語憲問》）。
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視社會現實，“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開始了國君的集權和權威的提高以及重視工商業的發展，不僅對當時齊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後的歷史中也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