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華夏曆史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幾千年之久，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沒有經歷過文化斷層的文明傳承，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具有歷史底蘊的國家，所以我們會進行考古，會進行文化研究，會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希望還原曾經的歷史真相。
但是，諸多輝煌的時代已經距離今日太過久遠了，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將歷史百分百的還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去正確地對待歷史呢？
其實我們需要明白的是
，歷史最珍貴的價值是在於以史為鑑，
就像唐太宗所說的那樣，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
而事實也是如此，歷史上很多著名的文人，他們在書寫文章的時候，立足的點並不在於尋找歷史的真相，或者不在於論證觀點的對錯，更多的是在為當下的類似環境所服務。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來看幾個例子，大家也就清楚了。
蘇洵的《六國論》，並不是揭露歷史事實
蘇洵在《六國論》中闡述了山東六國之所以會滅亡的觀點，他說：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之後論述了韓、趙、魏、楚滅亡的原因，說明了賄賂秦國給自己的國家帶去的弊端，之後又單獨說明了燕國和齊國兩個沒有賄賂秦國的國家滅亡的緣由，說不賂者以賂者喪。
我們貫穿全文，
可以發現蘇洵的觀點非常的清晰：山東六國不應該因為秦國給予的壓力而割地或者賠款，他們應該切實地聯合起來反抗秦國的進攻，以山東六國整體的實力必定能夠與秦國一較高下。所以說，賄賂其他的國家不是長久之計，拿著土地去換和平是最怯弱的表現。
論證的過程中，蘇洵也是環環相扣，文章的條理異常的清晰，但蘇洵的觀點真的符合真正的歷史嗎？其實也不盡然。首先，韓、趙、魏、楚真的是透過不斷的賄賂秦國來保證自己國家生存的嗎？並不是。
趙國崇尚武力，不可能賄賂秦國
尤其是趙國，趙國本身就是一個崇尚武力的國家，它的民風非常的彪悍，對於戰爭和軍事實力的發展相當依賴，在戰國初期就顯得非常的剛猛，後來又進行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變法，軍事實力的發展突飛猛進，成為了山東六國的抗秦主力，並且在秦國一家獨大的年代裡單獨扛起了抗秦的大旗，哪怕是在長平之戰中被秦國的武安君白起坑殺了四十萬降卒，依舊能夠在後續的邯鄲之戰中與秦國打一場鐵血戰爭，並且聯合韓國和魏國一舉擊敗秦國。
這個國家是有傲骨存在的，國內的名將趙奢曾經在對抗秦國時，喊出了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口號，廉頗和李牧更是屢次擊敗秦軍，能說這樣的國家一直依靠著割地賠款來維持生計嗎？
魏國和楚國多次與秦國正面交鋒
此外，魏國和楚國也不盡然是，魏國是戰國初期最先強盛起來的諸侯國，那時它是秦國最大的敵人，但後來因為魏惠王執政方針的錯誤導致了魏國的衰弱，再加上秦國商鞅變法的完成形成了強弱狀態的轉換，那時的魏國和秦國還是有著諸多正面交鋒的。
到了戰國後期
，
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僅保全了趙國的統治
，也間接維護了魏國的發展，十年後，信陵君更是兩次帶領著六國聯軍大敗秦軍，而楚國也是如此，所謂的賄賂秦國可能指的更多的是楚懷王當政的時段。
那是因為楚懷王過於相信秦宣太后楚國人的身份，認為秦宣太后是從楚國嫁出去的女子，自然不會犧牲本國的利益而為秦國謀利，錯誤的估計了政治姻親關係的重要，同時又受到了張儀的矇蔽才被秦國佔領了部分國土，但是那更多的是因為硬實力上真的拼不過，畢竟曾經的楚懷王也是作為縱約長組織過合縱攻秦的。
除此之外，
戰國末年的楚國還曾經打敗過李信的滅楚軍隊，讓秦國蒙受了自滅國之戰以來最大的失敗，二十萬秦軍幾乎全軍覆沒，所有的重型武裝裝備也盡數遺失，好歹沒有威脅到秦國的核心發展，否則滅國之戰的結局還要另當別論。所以說這些國家並非是完全依靠賄賂秦國來謀取國家生存的，很多時候他們因為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沒有辦法完全的聯合，但是單靠一個國家的實力又不是秦國的對手，所以實力上的差距讓他們只能夠暫時規避更大的風險。
燕國、齊國不與秦國為鄰，沒有割讓土地給秦國
同時，燕國和齊國也並非沒有賄賂過秦國，我們先來看燕國，長平之戰和邯鄲之戰兩場重大戰爭之後，秦國和趙國的發展同時跌入了低谷，此時秦國為了保障自己國家實力的發展需要尋找一個盟友，而為秦國提供支援的正是燕國，與燕國的邦交關係轉變是呂不韋新政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之前的發展過程中，燕國也多有依靠秦國的情況發生。
再說齊國
，曾經山東六國共同奉行蘇秦的合縱主張，以此來對抗秦國的強大，為了破除合縱帶給秦國的壓力，秦惠文王採納張儀提出的連橫政策進行對抗，而連橫政策當中的關鍵就是齊國，自從齊國與秦國成為了盟友之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合縱的勢力。
隨著時代的發展
，
范雎又提出了遠交近攻政策
，而所謂的遠交，正是與齊國和燕國等進行交好。所以我們能說，燕國和齊國沒有賄賂過秦國嗎？
其實不能
，只不過這兩個國家並沒有給予秦國土地上的割讓而已，但那更多的是它們與秦國之間並沒有直接相鄰的土地，中間橫亙著韓、趙、魏等大國，就算是割讓土地給秦國又能如何呢？
秦國是不能夠掌控土地的實際所有權的，哪怕割讓也只是一個幌子，所以還不如邦交關係來的實際呢，
這其實是一種精神賄賂
，無論是連橫也好還是遠交近攻也好，讓燕國和齊國都脫離了山東六國原本的同盟，同時也讓它們對其他國家所蒙受的戰爭袖手旁觀。
尤其是齊國，在滅國之戰中，齊國獨善其身，不給任何一個國家提供支援，降低了秦國發動滅國之戰的難度，這其實比土地和金錢賄賂更加的過分，影響也更加的深遠。
蘇洵寫《六國論》目的，在於勸諫君主而不是揭露歷史真相
其實《六國論》當中本身的觀點論證並沒有任何問題
，可是所講究的事實卻並不是完全的與真實歷史相符合，而蘇洵之所以講出這樣的觀點，也並非是要探究山東六國滅亡的真相是什麼，而是希望借這一事件勸諫當時的君主。
蘇洵所處的宋朝採取的就是一種類似於賄賂的政策，對於北方的少數民族勢力過分的低頭，就連向其俯首稱臣的部分國家，也是要以宋朝繳納歲幣為條件的，蘇洵對此非常看不慣，認為這樣下去宋朝遲早會滅亡，便以山東六國賄賂秦國的結局為例向宋朝君主展現了放棄硬手段的結果。因此，蘇洵的目的在於勸諫，而不在於探究真正的歷史事實。
杜牧《阿房宮賦》，其實是勸諫唐玄宗
再者，我們來看《阿房宮賦》，杜牧將阿房宮寫得非常的富麗堂皇，他說其佔地三百餘里，驪山北構而西折，可謂是一個龐然大物，又說阿房宮內美女如雲，甚至“
有不見者，三十六年”
，流淌的河水都被女性的胭脂水粉所汙染，金錢玉石也被人們棄之如同糟粕，描繪了一個非常奢靡的境況，但是真正的歷史是這樣的嗎？並不是。
阿房宮實際並沒有建成，而秦王朝所徵收的大量賦稅和徭役，也並非都用在了君主的私人生活上，除了秦始皇的驪山陵墓之外，秦王朝徵收的賦稅和徭役基本上都用在了基礎設施建設上，比如修建靈渠，修築長城等等，這些雖然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和物力，但這都是國家生存所必需的，沒有靈渠等水利設施的建設，基礎的農業如何發展呢？
沒有長城等防禦設施的建設，又如何阻攔北方的匈奴呢？當然，長城並沒有阻擋住所有的敵人，可是如果沒有長城，誰能夠保證南下入侵的少數民族不會呈幾何倍數的增長呢？靈渠等水利設施的建設也沒有保證中原地區連年豐收，但它的存在確實讓農業經濟的發展免受了部分自然災害的影響，對國家經濟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所以《阿房宮賦》也並非是建立在真正的歷史事實上書寫的。其實杜牧之所以會寫《阿房宮賦》與蘇洵書寫《六國論》的出發點基本相同；除了《阿房宮賦》之外，杜牧還寫過《過華清宮》，裡面有一名句叫做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將兩篇文章作為對比的話就會發現，其實《阿房宮賦》裡的阿房宮代指的就是華清宮。
杜牧其實要勸諫的是唐玄宗為了楊貴妃大興土木的行為，他認為華清宮太過於奢侈，耗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會引發整個王朝上下的不安，會使得國家的民心不穩，所以杜牧其實要勸諫的是唐朝的君主，希望他們不要再發生唐玄宗為楊貴妃大興土木這樣的行為，希望他們能夠將國家的財政收入更多的放在民生上面，而不是如同唐玄宗一樣耗費在女子的身上，耗費在貪圖享樂身上。
討論
因此，與《六國論》一樣，《阿房宮賦》本身的觀點論證也沒有問題，它只不過是想要勸諫貪圖享樂的行為，想要建議君主能夠更多的關心平民百姓的生活，能夠以節儉治理天下，能夠成為一名明君。與之類似的還有賈誼的《過秦論》等等，這些名篇的敘述，大多數是建立在勸諫君主的行為上所書寫的，他們論證的過程環環相扣，結論的得出也非常有道理，卻並非建立在真正的史料記載上面描繪的。
柳宗元的《封建論》更符合實際情況
如果真的要尋找一篇切實的論證歷史發展的文章的，柳宗元的《封建論》更加的符合真實的情況，相對而言，《封建論》並沒有傾向於任何一個王朝或者是國家，它所論證的是一種時代的發展過程。
柳宗元說，山東六國之所以會滅亡，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它們是否賄賂秦國，不在於它們發展的實力如何，也不在於它們是否堅持合作，而是在於它們的制度本身就有問題；這樣的論述是相對客觀，因為山東六國的發展制度比較秦國的制度完全是落後的。
無論是趙國的軍制，還是齊國的吏治，又或者是楚國的分治、燕國的王道、韓國的術治，這些相比於秦國的法治都是無法相提並論的，所以在制度上，山東六國就已經落後了，就算是他們堅持合縱又能怎樣呢？制度上的落後導致了國家發展實力必定青黃不接，也必定會被歷史所淘汰。
同時，
柳宗元還說，秦王朝之所以會滅亡不在於它是否修長城，不在於是否建立了阿房宮，而是在於它確立了一個新制度之後，沒有隨之匹配相應的政策，在一個制度之下沒有正確的政策實施，制度也就成為了一個空殼，對於國家的發展同樣有不利的影響
。
所以，
柳宗元的評價是相對客觀，他的文章也不是建立在勸諫的基礎上而言的，因而相對來看比較符合真正的歷史情況。
結尾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史料記載並非是正確的，而它們本身的目的，也不在於記錄一個真實的歷史發展過程，而是在於對當下所處的環境進行評價，或者對君主的行為進行勸諫，我們要學習的是其在論述過程中所講述的道理，比如賈誼所說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等。
歷史文人，探究歷史的真實目的是重在勸諫當時的君主，並非注重事實，蘇洵、杜牧、柳宗元這些文人的做法，是一目瞭然的；這些道理是我們必定要明白而且要進行傳承；當然，歷史的真相我們也要儘可能的去探究，但是如果過分的講究歷史的真相而忽略了歷史帶來的教訓，那便是得不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