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魏孝文帝改革作為中國歷史上幾次著名的王朝改革，不僅僅體現在其對於北魏政權今後的發展道路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更為值得歷史銘記的是，孝文帝透過此次改革真正將北魏政權改造成了一個較為徹底的，具有漢族統治風格和思想的政權。孝文帝改革按照改革時機的不同，以及改革內容的側重點不同，主要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逐步完成的，兩個階段相互聯結，由表及裡。
馮太后對於孝文帝改革前期的指導，主要是因為孝文帝當時在複雜的政治局勢中略顯稚嫩，尚不能擔當一時之大任，因此馮太后坐鎮統治集團改革派的核心，負責起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具體改革事務。另一方面，北魏政權作為鮮卑拓跋氏建立起來的政權，在政治制度的風格上一直都有少帝即位，太后稱朝的傳統，所以馮太后成為改革初期的主要領導者也是合乎情理的。
遷都洛陽
在馮太后領導下，北魏逐漸完成了對於政治和經濟兩大方面的制度改革，原來弊端重重的“宗主督護制”和“九品混通制”被全面廢除，取而代之的則是更加註重加強中央集權的“三長制”、“戶調製”。如此一來，馮太后主政時期的改革為孝文帝之後的親政，逐漸消除了原來政令不舉、尾大不掉的局勢，使得北魏中央集權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這也為孝文帝施展自己的抱負鋪平了道路。
《魏書》載：“今革舊從新，為裡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百姓鹹以為不若循常，豪富併兼者尤弗願也。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
公元490年，已經逐步功成身退的馮太后與世長辭，孝文帝在祖母的長年指導和教育下，已經有了親政的實力。孝文帝親政之後，為了繼續對於北魏以及落後的胡族文化進行改革，逐漸又掀起了新一輪的漢化改革。此次改革和之前拓跋珪、拓跋燾時期的漢化改革最大的不同，就是更為深入、徹底，在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
遷都路線
孝文帝的強制性遷都：由平城到洛陽
自從公元397年，北魏在道武帝拓跋珪的率領下滅亡了後燕，定都平成之後，一直到公元490年將近百年的時間，都城都沒有變換過。道武帝起初選擇平城作為北魏都城，並不是因為平城有多麼富庶，相反在史料中甚至能發現該城還是很窮困的，不然道武帝當初也不會強行移山東數十萬人口前來發展農業。
《魏書》載：“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於冀州，聞帝將還，反，之。辛酉，車駕發自中山，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
不過平城在經過近百年的經營和發展之後，雖然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不斷加強，畢竟其是作為北魏都城而存在的。但是經濟方面貌似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起色，因為平城地處農耕與遊牧地區的交界之處，雖然兩種經濟發展模式同時存在，但是並沒有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現象。而且，北魏建立之後就經常面對北方柔然勢力的軍事入侵，平城作為北魏北方邊界地區的城市，首當其衝。
宣佈遷都
另外，既然當初選定平城為北魏都城是道武帝處於對於廣大鮮卑貴族勢力的維護目的，那麼這也就意味著平城之中保守勢力也是最為強大的。孝文帝認為之前太武帝的漢化改革就是在強大的保守反對勢力的阻撓下功虧一簣的，自己的漢化改革自然不能重蹈覆轍。結合對於平城現狀和歷史的綜合分析，孝文帝在與漢族官員商量之後，最終決定將都城遷往至有深厚漢族文化底蘊的洛陽。
遷都一事自然不能明目張膽進行，孝文帝非常聰明，他打著南伐戰爭的口號，力求率領鮮卑人民統一南北，帶著20萬大軍向南出征。公元493年，在出徵的路上下起了瓢潑大雨，地形環境極端惡劣，非常不適合行軍作戰，隨軍大臣和將帥紛紛建議孝文帝停止行軍。最終孝文帝利用這個機會，選擇了洛陽休整，並且隨即選拔遷都洛陽。
洛陽城
行魏晉官制、禁胡服、斷北語、立漢姓
遷都洛陽之所以說對孝文帝之後的漢化改革有著重要的推動意義，一方面是因為洛陽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中央王朝的重點統治區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封建統治核心地區。尤其是東漢王朝以來將都城選在洛陽，將該地的政治地位和歷史文化底蘊全部激發出來，這就使洛陽地區成為漢人文明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孝文帝將都城遷往此處的目的，就是要更近更親密地傑出漢人文明的薰陶。
另一方面，地處中原地區核心腹地的洛陽在地理位置上要遠比北邊的平城優越的多，平城地區原屬於鮮卑族民族聚集地，尤其被鮮卑貴族所控制，其保守勢力並不是很容易就鎮壓的。孝文帝選擇洛陽無非就是想要重建自己的領導班子，原理平城極為保守、反對漢化改革的勢力。
《魏書》載：“鄧至王像舒彭遣子舊詣闕朝貢，並奉表，求以位授舊，詔許之。詔六軍發軫。戎服執鞭，，群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之計。”
大同漢化壁畫
遷都洛陽的方式雖然並不能夠從本質上消除眾多大臣的反對情緒，並且帶有明顯的強迫色彩，但是這總比在平城繼續推行改革遭到反對勢力反抗要好得多。孝文帝遷都之後，便馬不停蹄地開始了漢化改革，首先從改革官制開始。馮太后主持的改革已經對於吏治進行整頓，此次官制改革完全將原來混亂的漢制和鮮卑制統一，全部採用魏晉官制，並且任命漢人王肅為改革首腦。
對於服裝的改革，孝文帝也下定了決心向著漢服發展。孝文帝下令自遷都洛陽之後，所有鮮卑族人民，特別是政府官員禁止在公共場合穿戴舊服裝，統一穿戴漢服。語言方面，孝文帝也是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尤其是對於朝堂官員用語更是嚴令使用漢語。30歲以上的由於年齡原因，允許繼續使用北語，但是也要努力學習漢語。30歲以下的，朝堂之上必須使用漢語。
對於鮮卑姓氏的改革也是非常明顯，不過主要針對當時的鮮卑貴族姓氏。鮮卑姓氏一般採用的都是複姓，孝文帝認為這對於胡漢官員合作和民族融合十分不利，因此下令將鮮卑姓氏改為漢姓。如拓跋氏改為元姓，獨孤氏改為劉氏等等，這就使得鮮卑人和漢人之間起碼在姓氏方面就取得了認同感。孝文帝還規定，凡是跟隨他遷都洛陽的官員、民眾及其後世子孫在身亡之後只得葬在洛陽，不得私自埋葬平城。
著漢服
孝文帝對於鮮卑族姓的劃分
前文所講述的實行魏晉官制、穿戴漢人服裝、講漢語、實施漢姓等措施，就是孝文帝漢化政策中力圖追求胡漢官員合作、胡漢民族融合的重要舉措。除此之外，受到漢人政權，特別是東晉以來世家大族風氣的影響，孝文帝也開始注重對於鮮卑族姓的劃分，具體標準和漢族大姓的劃分略顯不同，但是出發點以及實際的作用基本一致。
鮮卑大姓的劃分主要依照各姓氏家族、部落的軍功大小進行，這和東漢以來豪強地主依靠政治地位、經濟特權、文化基礎不斷髮展演變為世家大族的過程和標準有很大的不同。當然孝文帝這種劃分鮮卑貴族姓氏的標準，也是和鮮卑民族的性格和風氣息息相關的。
獨孤氏（劉姓）
鮮卑大姓的劃分自然要以拓跋氏家族為首，當然也就是後來的元氏，此外自拓跋珪時期就已經嶄露頭角的八大族姓也統統被列為北魏政權第一等族姓。這些族姓和但是威望甚高，並且已經有數百年發展歷史的清河崔氏、范陽盧氏、博陵崔氏、太原王氏等等為同等級別，這也是為了加強胡漢民族高等族姓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魏書》載：“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此外，除了對於第一等鮮卑族姓的劃分之外，孝文帝依據當時漢族官員的建議，還相繼設立了關中著姓和門閥著姓，兩者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有一定的特權，特別是在為官晉升方面。此外門閥著姓還被劃分成了甲乙丙丁四個等級，以此來具體區分各自的族等。
王肅
評價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從其整個過程來看是分為兩個時期的，馮太后主政時期，北魏的改革主要針對當時所存在的政治和經濟弊端入手的，在民族文化習俗上的改革幾乎沒有涉及。不過馮太后主政時期的改革，針對於當時混亂的官場風氣以及趾高氣昂的鮮卑貴族形成了壓制，大大加強了皇權。
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是在遷都洛陽、原理鮮卑保守勢力之後逐步展開的。這一方面說明孝文帝在漢化改革方面的決心非常強大，乃至遷都也要完成。另一方面也說明孝文帝在馮太后的指導下對於北魏的政局已經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重蹈太武帝時期的覆轍幾乎不會再次出現。
孝文帝針對鮮卑民眾生活習俗以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幾乎是將漢族的文化作為模板的。自從孝文帝漢化改革強制推行之後，說漢語、穿漢服等等成為了鮮卑民眾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群體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北魏政權的封建化和漢化程度不斷提高。
不過孝文帝漢化改革中仿照漢族士家大族的模式所創立的鮮卑族姓，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體現了孝文帝對於鮮卑貴族勢力利益的維護，因為畢竟那些軍功赫赫的鮮卑貴族才是北魏政權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
參考文獻：《魏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