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著名愛國將領，南宋以來，歷朝歷代的詩人都以詩歌的形式對他進行了讚頌，其形象在各歷史時期也同中有異。詠嶽詩的規模極為龐大，且多散見於各種詩文集、祀志廟志之中。
目前，僅《八千里路雲和月·歷代詩人詠岳飛》中涉及的詩人便多達706人，上起南宋，下訖清季，代不乏人。詩歌共計1018首，清時期最多，為621首，約佔60%，其次為明朝，327首，約佔32%，此外，宋朝38首，元32首。
一、從“不幸罹難的忠志之士”轉變為“寄託希望的收復之將”
1.不幸罹難的忠志之士
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飛下獄，十一月，宋金和議達成，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飛被冤殺死於大理寺。
在岳飛死後的二十餘年裡，秦檜及其黨羽透過各種手段否定岳飛功勞，抹黑岳飛形象。秦檜黨羽不僅刪改史料，甚至以嶽州為岳飛故地且同姓的荒唐原因改嶽州為純州。這種掩耳盜鈴的行徑在當時使朝野極為憤怒，但礙於秦檜權勢，敢怒不敢言。
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個挺身而出創作悼念岳飛詩詞的，是早在紹興八年就因上書反對和議而被貶至昭州的胡銓。《赤膽鐵骨胡銓》這首詩寫於胡銓晚年，即孝宗乾道五年岳飛立廟之後。
年過七旬的胡銓想起三十年前岳飛被冤殺的場景仍然悲憤難抑，於是他在對岳飛功績做出極高的評價後，直接把矛頭指向了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宋高宗趙構本人。
胡銓將岳飛比作韓信，認為這是未攻下臨淄就將韓信謀害的愚蠢行為！這在當時無疑是需要彌天大勇的，因為此時高宗尚在人世。而即便等到孝宗登基併為岳飛平反，乃至於高宗去世之後，南宋詠嶽詩也頂多痛罵官方指定的惡人——秦檜，並不敢指斥皇帝。
而就算是秦檜，雖然宋寧宗在開禧二年（1206）追奪了其王爵和“忠獻”的諡號，但嘉定元年（1208），史彌遠又恢復了秦檜的爵位和諡號。
有感於北宋新舊兩黨人物評價的一再變更，詩人們在創作詠嶽詩時是十分謹慎的。這種反覆無常的政治局勢使得辛棄疾頻繁提及劉裕北伐，卻對幾乎同時代的岳飛難置一詞。
儘管稼軒沒有直接提及岳飛，他的詞裡卻有隱晦地致敬岳飛的內容，例如他的《賀新郎·賦水仙》。
胡銓、辛棄疾之後的詠嶽詩多集中在“奸臣枉殺忠良的悲憤”以及“難以收復失地的哀嘆”。其中感情最熾烈的莫過於劉過（1978）的《六州歌頭吊嶽王廟》。作者此詞字字鏗鏘，先暢想岳飛的功績，豪氣頓生，但回到現實後，又記起故土未復，遺民未歸，又滿含熱淚。
這種情感在之後的元明清諸詩人的詠嶽詩中儘管所見頗多，但論扼腕嘆息、含淚帶血之沉痛，無有過之者。
除此兩種主題，還有認為岳飛應當早早歸隱以避免殺身之禍的詩作。如葉紹翁的《題鄂王墓》，作者對岳飛的功績也極為讚賞，但他認為岳飛應當學范蠡泛舟五湖，保全性命方是上策，這與清朝詩人汪士桂的詩句“當時若使誅秦檜，不過凌煙一畫圖”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看似有辱“捨生取義”的儒家道德準則，卻難得地帶有一絲人文溫情。
2.寄託希望的收復之將
入元以後，岳飛的歷史地位相較於南宋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不僅丞相脫脫主持編修的《宋史》對岳飛的功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元朝讚揚岳飛的通俗文學也進一步發展。而詠嶽詩在這一時期不僅情感充沛無比，且內容更為豐富。
首先，是情感的抒發更加直接、激烈。南宋諸人吟誦岳飛時往往要考慮到朝廷的政治局勢、趙宋皇族的臉面，因此頗受束縛。儘管面對岳飛的悲劇有滿腔的怨憤，詩人們卻不敢直接批判，只能拿秦檜洩恨。
相較之下，元朝詩人們就毫無顧忌了，比如任士林就直接點明瞭岳飛之死的真實原因，而李孝光、尹廷高等人則直接指責高宗。
詩人們在創作這些詩歌時，情感激烈難抑，因此諷刺高宗一心偏安、自毀長城，以吐胸中之塊壘。
其次，內容比前朝更加豐富。除南宋詠嶽詩中痛惋之情外，元朝有的詩人甚至希望岳飛在收到班師詔書時辭不受命，先直搗黃龍再拜表請罪。
如張憲（1935）的《嶽鄂王歌》。雖然不免書生之氣，但就其感情而言，無疑是十分真摯的，他認為收復中原才是第一要義，忠於國家社稷是高於忠君的。
元朝的詠嶽詩雖然總體上繼承了南宋褒獎忠義、貶斥奸邪的主題，但同中有異，不僅感情更激切直露，同時內容上既有南宋詠嶽詩中的“悲遺民難歸”，也強調將領對國家、百姓的忠誠與責任，“家國大義”高於“君臣之忠”。
而這也能看出，元代詠嶽詩中的“岳飛”形象總體上和南宋一樣，依舊是揹負收復故土的希望而無辜枉死的忠臣良將，雖然地位比南宋更高，但依舊未蛻變成為代表忠義的“精神符號”。
二、映照士人心態的“漢家保護神”
入明之後，岳飛地位遠高於宋元。朱元璋親為其題寫匾額，於洪武九年（1376）下令使其配享太廟，後明宣宗也曾作詩稱讚岳飛。正德八年（1513），明朝官員在岳飛墓前鑄秦檜、王氏、万俟卨三人的跪像，後又增設張俊像，成為四跪像。
這一時期有關岳飛的戲劇創作也極為繁盛，據記載共有十二種，官方和民間的推崇，使岳飛逐漸走上神壇，尤其是明神宗加封岳飛為“三界靖魔大帝”，將他與關公合祀於武廟，岳飛完全由武將變成了神靈，詠嶽詩在明朝的發展也反映了這一點。
明初，高啟、張羽、陳汝言等人詩歌的主題相較於宋元乏善可陳，依舊是感傷前朝舊事。至明中期，詠嶽詩中的悲苦之色大大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對本朝政治清明、軍力強盛足可以告慰忠良的自豪。
明朝詩人們並不僅僅將岳飛當做故宋舊將，而把他視為“自己人”，這種親近之情很快便將岳飛的身份上升為“漢家英雄”。
李夢陽（2014）有詩句曰：“百戰回戈地，中原左衽時”，這是較早提及到“夷夏之別”的詠嶽詩，意味著岳飛逐漸被認為是漢家的民族英雄。
明後期，士大夫文人因為黨爭、邊事等問題也頻頻作詩向岳飛吐露心中憤懣，由此可見，此時岳飛已經成為了士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磨難時傾訴的物件，詠嶽詩中的現實主義因素的逐漸濃郁。
甲申國殤，天地變色。明亡之後，民眾或慘死於戰亂，或飢寒待斃、惶恐不安。因此，士人的創作心態愈發沉重，內容也與現實生活聯絡愈加緊密。
這一時期的詠嶽詩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抗清志士、遺老所作，如張煌言、祁彪佳、郭之奇、閻爾梅等人，代表作品是張煌言（1985）的《滿江紅懷嶽忠武》，其格調極其沉痛、悲壯；
另一種是入清後的文人所寫，他們心中對明朝抱有懷念之情，也深知屈膝降清為人所不齒，故在內容上極力迴避岳飛功績、收復故土等主題，或寫岳飛之枉死，或表達王朝更替是自然之理，以求獲得某種心靈上的解脫，這一類詩人有：龔鼎孳、王鑨、金鎮等。
終明一代，岳飛地位遠勝於前，無論官方，抑或民間，都用自己的方式對岳飛表達敬意與哀悼，在這種集體性的推崇下，岳飛不僅由前朝舊將轉變為“漢家英雄”，並於萬曆年間被封為神祇並與關公合祀，徹底完成了由人向神的轉變。
尤其到明末及明亡後，他更是成為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和抒發故國之思、亡國之痛的文化載體。
三、被各民族共同尊奉的忠孝楷模
清朝建立之後繼承了前明對岳飛的尊崇。乾隆曾連寫九首詩讚頌岳飛，一些滿族人、蒙古人也參與創作詠嶽詩，如蒙古人法式善有詩句：“紅羅幟上嶽字標，精忠之氣硯寧銷。”揆敘、穆彰阿等滿族人也有詠嶽詩存世。
這足以說明，至清朝，岳飛已經不僅是“漢家英雄”，也為各民族的詩人們所尊崇著。正因為岳飛在清朝已經變成了漢、滿、蒙三族共同尊奉的物件，且極少於詩中提及“漢家”字眼。
加之這一時期的詠嶽詩較之明朝十分突出岳飛的忠孝之心，因此筆者認為，清朝詠嶽詩的一大特色便是岳飛的形象由“漢家英雄”向“忠孝化身”的轉變。
趙翼（1997）的詩句：“好母生賢子，忠君即孝親”，就是這一時期岳飛形象的最鮮明寫照。清朝的詠嶽詩的另一特色是不滿足於單純的情感的抒發，更注重對岳飛事蹟的深入思考，詩人們關注的重點問題是：岳飛被殺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
雖然明朝的文徵明在《滿江紅拂拭殘碑》中對此類問題已經發表過看法，但並未引起關注，至清中後期，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逐漸增多，詩人們多有自己的看法。這些思考都深刻了表達出岳飛淪為權力鬥爭犧牲品的悲劇性，客觀上將之塑造成了無辜捲入皇權鬥爭的忠貞純臣。
清廷建立之後，獎掖忠義之士，皇帝帶頭創作讚頌岳飛的詩歌，因此詠嶽之風盛行，加之清朝留存文獻極多，故而這一時期詠嶽詩數量之多、思考之深為宋元明所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上層統治者敏感的民族身份，詩人們在寫作時，極力避擴音及“夷夏之別”的相關內容，重點刻畫其忠孝純貞，抽空其作為抗擊金人的“民族英雄”的具體內涵，使其轉變成抽象的代表“忠孝”的符號。
四、結論
南宋以降，元、明、清各朝統治者無不尊崇岳飛，期間七百餘位詩人創作了上千首吟誦岳飛的詩歌，真可說蔚為大觀。
南宋時，岳飛長期被視為詩歌創作的禁區，但仍有部分詩人作詩悼念，此時的岳飛是一個肩負重任但無辜受戮的形象。
到元朝，岳飛地位進一步升高，官方與民間，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詩人們的情感更為直接激烈，內容也更為豐富，但是其基本形象依舊沒有改變。
逮及明清，明宣宗、清高宗、清仁宗均創作了詩歌悼念岳飛，明神宗加封岳飛為神，使其與關公合祀，岳飛由“人”轉變為“神”，值得注意的是，被神化的岳飛在明清兩朝形象差異極大，一者為漢家“保護神”，一者為“忠孝楷模”。
縱觀近千年來岳飛形象的流轉，每聽得岳飛舊事，總不禁使人生出感慨：“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誰人到此不垂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