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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講談到，李牧鎮守趙國北境，面對士兵們不斷高漲的戰鬥熱情，再不出戰就沒法穩定軍心了。李牧這才好整以暇，開始備戰。首先要做的是篩選工作：挑選出來戰車1300乘，戰馬13000匹，精銳戰士5萬人，弓箭手10萬人，組織起來，加強集訓。

以上這些數字都是從《史記》來的，很難說有幾分寫實，幾分誇張，但多兵種的組合方式應該基本不差，這就可以使我們看到當時趙國的軍事安排。戰車仍然承擔著作戰主力的任務，戰車在草原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進攻可以摧枯拉朽，防禦可以迅速構成一道臨時屏障。

在戰車以外，有騎兵、步兵、弓箭手，各司其職。騎兵可以和匈奴戰士旗鼓相當，全憑騎射本領較量。步兵的奔跑速度雖然趕不上快馬，但只要集結成陣，憑藉盾牌和長武器的防護，就像一隻蜷縮起來的刺蝟，自保並不很難，步兵當中的弓箭手還可以躲在盾牌後面找機會和匈奴騎兵對射。所以，從兵力、兵種和士氣來看，李牧這邊很佔優勢。

那麼問題來了：這種優勢並不是忽然出現的，而是多年間始終存在的，那麼為什麼李牧一直都在採取守勢呢？答案是：打贏一仗並不難，甚至連戰連勝也不太難，難就難在即便連戰連勝，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只會大大增加自己的作戰成本。

匈奴並沒有形成科層制的組織結構，人際關係非常鬆散，所謂打仗，並不是由某位主帥統領大軍，為了某個攻城略地的具體目標尋求決戰，而只是若干部落、家族結夥搶劫而已。在搶劫的過程當中，各個部落、家族各自為戰，憑著傳統和習慣自發地形成配合，一旦作戰不利，掉頭就跑並不丟臉，五十步不會去笑百步。機動性恰恰是匈奴人的特長，一跑起來就沒人追得上。

所以，匈奴可以被打敗，但很難被打疼，而只要有生力量還在，隨時都可以捲土重來。

匈奴人作為馬背上的民族，平時生活也好，放牧也好，作戰也好，都是在馬背上度過，打仗並不會增加什麼額外的成本。

農耕民族就不一樣了，戰爭成本太高，如果每年都要跟匈奴打幾次仗，即便百戰百勝，但結局很可能是把自己拖垮了，匈奴卻損傷不大，照舊年年來犯。

所以李牧如此注重戰備，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尋求決戰，一戰務必把匈奴打疼，打到傷筋動骨為止。

當戰鬥力量準備好了，接下來就該誘敵深入了。誘敵並不難，就算不放誘餌，匈奴時不時都會來到長城腳下，李牧真正要誘的，是匈奴的大隊人馬。李牧假如統率大軍，深入草原和沙漠追擊匈奴，勝算並不大，這也不是趙國的國力負擔得起的。我們只要想想漢武帝時代衛青、霍去病的北伐如何拖垮了鼎盛時期漢朝的財政，就不難理解李牧的策略了。

要想引誘匈奴人傾巢而來，誘餌就必須足夠香甜。於是，李牧批准本地百姓出城放牧，老百姓憋悶久了，禁令一撤，很快滿坡滿谷全是人和牲畜。

這裡稍微解釋一下：可見趙國雖然以農耕為主，但畜牧業也很發達。畜牧業對於農耕民族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就是放牛放羊也好，牧馬也好，牲畜吃的都是草，草恰恰是人的腸胃沒法消化的植物。

養豬就不一樣了，豬是雜食動物，食譜和人類高度重合，養起來太費糧食。中國直到明清兩代，豬肉才成為肉食當中的主要品類。歷代名醫對豬肉有各種批判，豬肉幾乎就是百病之源。所以我們把《資治通鑑》讀到現在，看到縱酒狂歡的場面裡，和酒配套的清一色都是牛肉。

話說回來，城外的百姓也好，牛羊也好，在匈奴人眼裡都是肥美的獵物。而當匈奴人真的過來搶劫的時候，李牧詐敗，聽任匈奴擄去幾十名百姓。在《史記》版本里，匈奴擄去的不是幾十人，而是幾千人。司馬光也許讀過另外的《史記》抄本，也許認為幾千人的說法太誇張，“千”應當是“十”的抄寫錯誤。

但不論幾十人還是幾千人，都是李牧主動放棄的趙國百姓。這就提出了一個我們已經遇到過很多次的道德難題，那就是如果非要做一些違背道德的事情——比如殺降或者拿老百姓當誘餌——才能確保勝利的話，這些事情到底該不該做？

李牧做了，這並沒有損害他的名將聲譽。匈奴單于聽說撿了便宜，果然糾集大隊人馬兵臨城下，李牧期待的決戰良機終於近在眼前。

這裡還需要解釋一下：所謂單于，是漢人的音譯，全稱叫“撐犁孤塗單于”，意譯的話，就是“偉大的天之子”，和中國皇帝稱為天子是一回事。但單于的權力遠不能和皇帝相比——尤其是在漢朝以前，單于只是許多部落共同認可的一位盟主，勉強也可以比作今天的聯合國秘書長，或者是羅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國總統。

無論如何，匈奴那邊到底是單于召集也好，自動自發

的

集結也好，總之是鋪天蓋地地殺過來了。李牧的應對之道，是設定很多“奇陣”，大約是從正面吸引住匈奴的注意力，然後左右包抄，迂迴突襲。

左右包抄是出奇制勝的關鍵，意在截斷匈奴的退路，要打一場殲滅戰。

按說左右包抄是草原民族慣用的打法，無論打獵還是作戰，這一手用得爐火純青，但自己淪為獵物，被農耕民族左右包抄，這大約還是頭一次。匈奴打仗只是謀財，從來不想拼命，而趙國將士憋足一口氣，不為謀財，只想害命。結果是這樣的：趙軍完勝，斬殺匈奴騎兵十幾萬，滅掉了襜襤（dān lán）全族，擊破東胡，招降了林胡，單于逃跑了，後來十多年間都不敢靠近趙國邊境。

以上內容，既追溯了李牧的出身來歷，又交代了趙國和遊牧民族的戰爭往事，出處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司馬遷並沒有給李牧單獨作傳，而是把他的生平附在了《廉頗藺相如列傳》裡邊。

接下來，《資治通鑑》援引《史記·匈奴列傳》，概述了“戰國七雄”當中秦、趙、藏這3個和遊牧民族接壤的大國都是怎麼解決北部邊患的——雖然各有各的制勝之道，但有兩點是共通的：一是連蒙帶騙；二是修築長城。

秦國由宣太后出面，誘殺義渠王，秦軍趁勢掃蕩了義渠全境，在新拓展的北部邊疆修築長城。

趙國有我們剛剛熟悉了的李牧的打法，李牧倚仗的長城和騎兵還要歸功於趙武靈王。

燕國實力最弱，派秦開將軍到胡人那裡當人質，淳樸的胡人竟然很信任秦開，結果秦開歸國之後，知彼知己，狠狠打擊了東胡，使東胡潰退了1000多里，然後修築長城。後來荊軻刺秦王，帶的副手秦舞陽就是秦開的後人。《鹽鐵論》也提到過這段歷史，說秦開為燕國開拓了千里國土，還越過遼東攻打朝鮮。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農耕民族看遊牧民族，印象會是窮兇極惡、禽獸不如，而遊牧民族看農耕民族，印象會是詭計多端、陰險毒辣。

有一種說法認為，正是因為北方遊牧民族的不斷侵擾，促使農耕民族必須統一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才能與之抗衡，所以“秦王掃六合”不僅是大勢所趨，更是民心所向。

但事實上，在這一時期裡，遊牧民族高度分散，並沒有形成強大的合力，秦、趙、燕3國分別都能應付自如。雖然《資治通鑑》在這段內容的結尾說“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但其實要等到漢朝初年，遊牧民族才終於合眾為一，匈奴才真正強盛起來，連久經沙場的劉邦都只能認輸求和。

李牧和匈奴的出場介紹到這裡就告一段落了，接下來，李牧將會取代廉頗，和後白起時代的秦國爭勝負。

我們下一講再見。

上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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