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西南疆域的形成史，尤中在《中國西南邊疆變遷史》中認為，今日意義上的西南地區在戰國秦漢時的邊疆情況為：

“九州”說中的梁州為西南邊疆，但“禹別九州”是後人強加給禹的。至於《史記·六國年表》的“禹興於西羌”，《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所說“禹家於西羌，地名石紐”，《蜀王本紀》中的“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等記載中的地名，廣柔縣在今川西北的茂汶羌族自治縣，只能說明夏族曾在川西北一帶活動，但夏代的疆域並未達到其原先活動地區。

戰國時，蜀國望帝娶朱提梁氏女，秦

“西並巴蜀”，原屬巴、蜀的今貴州、雲南的一部分部落隨之併入秦的版。秦時，《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三十三年（前214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在今廣東和廣西。西漢時，武帝時期對“西南夷”的開拓主要表現在牂牁郡、廣漢郡、越嶲郡、沈犁郡、益州郡的設定上，其時益州刺史部的西南邊疆界限在益州郡的西、南兩界。西漢交趾刺史部的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在西漢時方置，亦“只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臨邊，且地域已跨入了西南的範圍之內”。東漢時，哀牢人的內附、內屬成為漢王朝西南邊疆擴充套件的動力，永昌郡亦為東漢時西南邊疆變動的唯一地區。

徐新建《西南研究論》認為，今日意義上的西南地區在先秦時為模糊的

“角落”；秦漢至三國是西南初置郡縣但不鞏固的時期；唐宋期的的南詔、大理國使雲南成為西南地區的中心；元朝始西南地區的“列國”並列時代才最終完成，進入到了融入封建帝國的最後過程；晚清時由於西方列強插手西南邊疆疆界，西南的邊界方成為今日意義上的國家邊界。

九州之說，與中國上古、中古的

“天下”觀有直接的聯絡。按姚新喜和江林昌的區分，九州之說有“大九州”“中九州”“小九州”三類：“大九州”之說，謂天下有九州，“中國”為其中一州，以鄒衍之說為代表；“中九州”之說，謂“中國”所分之九州，“中國”原本此九州之一州之所在，後此九州合而為政治疆域意義上之中國，《尚書·禹貢》《周禮·夏官·職方》《爾雅·釋地》之九州即是；“小九州”之說，《左傳·昭公四年》載“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中之“九州”即是，其地域範圍僅包括今河南西部和陝西省南部，實為夏人之發源地。

戰國秦漢

“天下”之西南地望，以《通鑑地理通釋·歷代州域總敘》所錄之“九州”說諸本為要。《通鑑地理通釋·歷代州域總敘》列“九州”之說首家謂神農大九州。神農大九州之說，謂“神農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隋書·志·禮儀一》列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鹹州、陽州”，其中三州與《通鑑地理通釋》所舉大九州說之三州名相同；又，《文獻通考·郊社考九》《通典·禮五·沿革五·吉禮四》雲《隋書·志·禮儀一》九州“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可知《隋書》中的九州當在周時已相當明確。不過，此九州與《通鑑地理通釋》引《淮南子·墜形訓》“天地之間九州”並不相同。

以上兩種九州，一般以為《淮南子

·墜形訓》所列九州即為鄒衍大九州說之九州，且與《河圖·括地象》之九州相似，然而有兩個問題存疑：其一，《淮南子·墜形訓》的九州，儘管亦講“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但除神州或與神農大九州之神州相同外，其餘八州均不同；其二，《通鑑地理通釋》的鄒衍大九州說地望，實際上引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其中表達了“中國”的涵義。

一般來說，

“中國”，《說文解字》“丨”謂“中”為“內也”，“口”部為“國”為“邦也”，則“中國”之“赤縣神州”在九州之內，其它八週按地望當取“八極”之意，在“八極”。而《淮南子·墜形訓》的神州，在東南，為“八極”之一，在正中的是冀州。

另外，“中國外”的“外”，可解為圍繞中國的外，也可解為除了中國之外的數量，不一定具有地望的涵義，按張華《博物志》引《河圖·括地象》所明確指出的“其山（指崑崙山——引者）中應於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可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的赤縣神州，實際上確實是在東南而不是中心的。是以，鄒衍的大九州之說與以上兩種大九州之說均不相同，按九州之名，鄒衍大九州之說取自《隋書·志·禮儀一》相同學說更可信，但鄒衍卻將“赤縣神州”擺在大九州之中心了，故有“中國外”一說。

這裡有兩個問題：其一，以上大九州之說，均是按方位來敘述的，取

“四方”“八極”之法；其二，王應麟在《通鑑地理通釋·歷代州域總敘》中，首先列的就是神農大九州之說，但九州之名卻取的是《淮南子·墜形訓》之九州，其說未必比《尚書·禹貢》的九州之說（即後謂之“中九州”說）要早。這兩個問題，可以看作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隋書》《淮南子》中的兩種大九州說，都有中心觀念的存在。

《淮南子·墜形訓》的正中之冀州明顯是有中心觀念的；《隋書·志·禮儀一》所言之“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為方壇……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第八陛之間”是可見中心觀念的，其所言之九州缺“正中”的方位，因是祭祀之場景，可以解為即中心所在地之人對天下四方八極的祭祀；鄒衍將與《隋書·志·禮儀一》相同的九州之說改成另一個版本，中心觀念更明顯。在王應麟的年代，華夏中心之說早已確立，《通鑑地理通釋》引《淮南子·墜形訓》之九州版本，引赤縣神州為九州中心之說等，都是“中國”中心之說的體現。

以上大九州之說，為兩類和三類，其共同點：其一，九州以地理方位為記，範圍並不明確；其二，均有中心觀念的存在，而且可心看作中國上古朦朧的政治觀念理想的反映。於第二個方面而言，《隋書

·志·禮儀一》《文獻通考·郊社考九》《通典·禮五·沿革五·吉禮四》的目錄體例可見其均為祭祀之用；《淮南子·墜形訓》版本的九州之說，多以為即鄒衍九州之說的版本，而鄒衍九州之說的提出卻有“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的背景，王欽若《冊府元龜·總目錄·立言》的目錄體例更將其納入到中國古代“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物考評框架之“立言”中，亦可證其九州之說的理想性質。

初步推定，以上大九州說盡管有

“冀州、戎州西南方”或“西南戎州曰滔土”的明確說明，但其“西南”只具有方位的概念，不具有地域的涵義，更不具備疆域的條件。但很顯然，這種理想模式中的“西南”對後世今日中國“西南疆域”的落實奠定了其方位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