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帝時期：胡、漢矛盾迎來轉機。
泰常八年十一月，明元帝病逝，太子拓跋養即位，是為太武帝。太武帝作為北魏的第三位君主，其統治自泰常八年起，止於正平二年，長達28。3年時間。太武朝共計發生了35次叛亂，年均1。24次，與明元朝的1。06次相比有較明顯上升。
此期部內矛盾在緩解中進一步實現了封建式的轉型。另一方面，太武帝一改其父的穩健作風，再開道武時代東征西討的軍事征伐局面，先後滅亡赫連夏、北燕、北涼諸政權。隨著太武帝時期疆域的不斷擴大，北中國地區越來越多的胡、漢民族也被納入了拓跋魏的統治體系。
他們在反抗中不斷沖決著道武、明元以來暴力威制政策的網羅，最終促使太武帝正視胡、漢矛盾的存在，從而開始大幅度地調整其統治策略。針對胡-胡矛盾，太武帝在前期尚以大量增置軍鎮的舊制為應對策略。然而胡族叛亂依然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直至聲勢浩大的蓋吳起義的爆發。
蓋吳起義前後，太武帝開始以編戶化為中心，在胡區透過廢置鎮戍、重建郡縣、徙民入漢等方式重塑了新的封建統治關係，從而主導了胡-胡矛盾的轉型。針對胡-漢矛盾，太武帝在即位之初即受北魏漢臣崔浩等人的影響，在政治機構、意識形態、官員徵辟等方面推行了迅猛的漢化運動，使這一時期漢族群體的國家認同度獲得顯著提高，相應地有效緩解了胡-漢矛盾及其叛亂。
太武朝對胡、漢統治政策的轉變開一代風氣之先，併為文成帝以後的北魏統治者所繼承和深化，直到孝文帝時期終於告一段落。
太武朝胡族統治政策的轉向，
（一）胡族叛亂達到頂峰。
太武帝時期的35次叛亂中，有多達25次由胡族發動，年均0。88次，佔叛亂總數的比率高達71。4%。這和道武、明元朝胡族0。38、0。5次的年均頻度，22。7%、46。7%的叛亂比重相較，呈現出一個急劇上升的趨勢。從叛亂的族屬來看，最多的是盧水胡、山湖、匈奴諸部（含屠各、休屠等），均達到了5次。
其次為高車（4次），再次為丁零、氐、羌、慕容鮮卑、禿髮鮮卑、乙弗鮮卑國（各1次），以及未知族屬的京畿“北部民”。由於後文有專節論述太武帝治下敵國皇室降附者（均為胡族）的叛亂，為避免重複，雖將其計入胡族類別中，但諸胡部分就不再敘述此類事件。
盧水胡。
盧水胡的叛亂剔去北涼王族沮渠氏的兩例，有：酒泉公郝溫反於杏城，盧水胡蓋吳反於杏城，盧水胡劉超反於安定。第一起叛亂見《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六年）三月……酒泉公郝溫反於杏城（今陝西延安市黃陵縣西南），殺守將王幡。”原未書郝溫族屬。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郝氏“條徵引魏晉史料，推“知晉魏之世，除烏丸有郝氏外，匈奴、盧水胡、稽胡以及氐叟，皆有以郝為氏者。”如此則雖可證郝溫的族屬大體是胡族，但不能確知進一步的情況。
考《太祖紀》天興元年四月條有“聲城屠各董羌、杏城盧水郝奴、河東蜀薛榆、氐帥符興，各率其種內附“的記載，則郝溫既為有爵位之“酒泉公”，反亂地點亦在杏城，則似與前此內附之胡酋“盧水郝奴”有著某種關聯，筆者據此將他的族屬歸入盧水胡。郝溫的起事規模似乎並不大，隨後當地“縣吏蓋鮮率宗族討溫。溫棄城走，自殺，家屬伏誅。”
但僅過半年，在杏城就爆發了北魏三朝以來最大的一次叛亂一一蓋吳起事。《魏書世祖紀》載：“九月，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按起事者蓋吳與半年前討滅郝溫之亂的“縣吏蓋鮮”同姓，是否為其所率宗族之一員不得而知。
郝溫死後，蓋氏在當地的實力無疑有所增強，這大概正可為蓋吳起事張本。南朝史書謂此後“諸戎夷普並響應，有眾十餘萬。進入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元紇“率眾討之，為吳所殺。吳黨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
在大好局勢下，蓋吳先後“西略新平”、“進軍李閏堡“、“分兵掠臨晉巴東”、“西掠至長安“，甚至南聯劉宋不斷擴大勢力範圍。一度受挫後又“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假署山民，眾旋復振”。
期間僅從《世祖紀》的記載來看，聚眾響應蓋吳的其他族群就有“安定諸夷酋”、“李閏叛羌”、“河東蜀薛永宗”氣“散關氐”、“屠各路那羅”，甚至有監屋的漢族“叛民耿青、孫溫二壘”。見於列傳的還有“巴西氐、羌酋領”、“蠻酋仇天爾”等。這次波及整個關中、一度蔓延至河東的起事，其實力之強、影響之廣，迫使北魏中央相繼作出各種大型軍事部署，堪為三朝以來所僅見。
如太平真君六年九月，“詔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詔將軍叔孫拔乘傳領攝並、秦、雍兵屯渭北。此外，在平叛期間，魏廷開始少有地與當地漢人士族的力量結合起來。如京兆韋氏的韋闔時任武都太守，“屬杏城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闔盡心撫納，所部獨全。”
此後他運用謀略，“誘納超女，與為姻戚“，藉機在與劉超的一次飲宴上“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這次轉而釆用“方略”的“智取”，可能透露出北魏在隴西新附地的基層控制尚為有限。
山胡。
山胡的叛亂此期仍然高發，依次有胡酋卜田反於幷州），山胡白龍之亂，三城胡叛逃，吐京胡叛亂，吐京胡、山胡曹僕渾叛亂。
據《魏書世祖紀》神麝元年六月條：“六月丁酉，幷州胡酋卜田謀反伏誅，餘眾不安。”檢《史記匈奴傳》：“（匈奴）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又，《魏書-官氏志》稱：“須卜氏，後改為卜氏。“河東幷州地區自魏晉以來，多為南匈奴五部之眾所居。
卜氏既是匈奴一系的貴種，匈奴後裔又是山胡諸部的主要成分之一氣則卜田應屬山胡無疑。卜田謀反伏誅一事記在六月，其起事當在此前更早，只是《世祖紀》失載。考《魏書古弼傳》：“世祖即位，（弼）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徵幷州叛胡。還，進為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而《世祖紀》神麝元年三月條記當月“癸酉，詔侍中古弼迎赫連昌”，則古弼任侍中不會晚於428年3月。
參以前傳稱古弼進為侍中之前的經歷即是“徵幷州叛胡”，則卜田起事當同樣不晚於此時，這樣至六月期間，叛亂至少巳持續三個月了。太武帝在始光三年至神廃三年期間，連年對西部的赫連夏政權用兵，卜田大概是注意到北魏軍事重心的轉向，才乘虛起事。
卜田失敗後，山胡諸部仍然是“餘眾不安“，太武乃“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廬（今山西忻州市五臺縣附近），撫慰之。’‘史載王（倍）斤用懷柔的方法“綏靜胡魏，甚收聲稱”氣方始避免山湖的進一步叛亂。
王斤鎮撫山胡效果的顯著，還可以從數年內該地安然無事得到印證。直到六年後，幷州西河郡一帶才又發生了山胡白龍之亂：“秋七月……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於西河。“財34年七月時，太武帝己經到西河郡的郡治隰城親征山胡，可知這一叛亂的起始時間仍然闕載。
但從官方史書對山胡叛亂屢失其始發時間推測，山胡起事之初大概因帶有內聚性，較少越出其活動範圍而不引人注意，等到兵連禍結以後，魏廷才加以重視。太武親征之前，白龍叛亂的情形應已很嚴重，這從魏書的淮南王他、陽平王健、娥清、奚眷、陳建、源賀、薛謹諸傳中都曾涉及這次叛亂即可見一斑氣太武帝親令諸軍圍攻西河據點兩個月後，於“九月戊子，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
其餘部一路出逃到黃河河套北岸地區。十月，魏軍追討，“破白龍餘黨於五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太武帝根據依附程度對白龍餘黨進行分類處置，“詔山胡為白龍所逼及歸降者，聽為平民。諸與白龍同惡，斬數千人，虜其妻子，班賜將士各有差。”山胡部落的第三次叛亂較罕見地由居於黃河以西的三城（今陝西延安）胡發起，時在太延五年。
這次叛亂其實與太武西征北涼沮渠氏有關。山湖的最後兩次叛亂均與吐京胡有關，太武帝於太平真君六年二月，曾“西至吐京，討徙叛胡，岀配郡縣。“從寥寥數語中可知吐京胡的這次叛亂影響不大，但太武帝“討徙叛胡，出配郡縣”的處置方式卻值得注意；
這一舉動意味著北魏開始嘗試分解山湖的部落組織，對其進行封建編戶，以達到一勞永逸的控制氣山胡自然不會束手待斃，他們於真君八年再度起事，《世祖紀》稱：“春正月，吐京胡阻險為盜。詔徵東將軍武昌王提、徵南將軍淮南王他討之，不下。”這時，另一支山胡曹僕渾率部“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諸胡。”
這樣，黃河東西兩岸的山湖就聯結起來了。從他們保山自固的行動方式來看，的確像是為了抗拒出配郡縣，而非侵襲外境。但是這種半獨立狀態的叛亂，在中央集權尚很強大的北魏前期也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距離平城並不為遠的晉南地區。
結語
魏廷於二月己卯，命“高涼王那等自安定討平朔方胡，因與（武昌王）提等合軍，共攻僕渾，斬之。其眾赴險死者以萬數。”就死亡人數而言，這次叛亂的規模和烈度絕對不小。一年後，太武帝藉此餘威，又“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於京師”，進一步削弱了山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