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貞觀之治”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親歷了隋末社會大動亂後，目睹了隋煬帝國破身亡的慘劇，反省隋朝的教訓，在唐朝初年，奮發圖強，實施的一系列利國利民的政策措施。有“為君之道，先存百姓”的民本思想，有“任賢能，受諫淨”的人才政策，還有“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民族理念，並且禮法並治等等，最終形成“海內生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明王治世。其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復甦、文化繁榮。
▲唐太宗
“貞觀”年號的由來
李世民在輔佐父親李淵反隋興唐、統一天下後，親眼看到曾經繁榮興盛的隋朝，最後在農民起義的號角中灰飛煙滅。他深刻地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偉大，也深深地理解：君，舟；人，水。水可承載舟，亦能覆滅舟的道理。他在玄武門之變後，登上王位，改年號為“貞觀”，執政二十三年。而“貞觀”二字出自《易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貞觀，“天地之道”，名正言順，是天意！他用年號來表明自己乃順天意而繼承王位，來路正統。
▲唐太宗
貞觀之治及其影響
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年間，經常和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杜如晦、王珪等諸位大臣討論國家經邦濟世的大計，議論歷朝興衰成敗的原因，慢慢形成了任賢納諫、勸課農桑、廉潔奉公、輕徭薄賦、獎優罰劣、駕馭群僚、平衡利害、防患於未然的一整套治理國家的策略，從而出現了建唐初期國力空前繁榮安定的“貞觀之治”，為後世提供了借鑑，在政治風氣的沿襲上，歷朝歷代有為的統治者，都為了仿效“貞觀政風”而竭盡其力。
1、休養生息，安撫農業
隋朝末年，隋煬帝橫徵暴斂，老百姓揹負沉重的徭役和賦稅，民生凋敝。唐朝初年，經過戰火的摧殘，整個社會百廢待興。人口死亡和流散眾多，大量土地荒蕪，無人耕種，社會體制遭到嚴重破壞。如何恢復社會機制，把隋末社會動盪造成的損傷平復，使國家重新振興，是擺在唐太宗面前的一道非常重要而艱鉅的任務。
唐太宗認為民為邦本、農為政本，決定實施休養生息的重農政策。他以繁衍人口為基本，並不違農時、輕徭薄賦。還實行了均田制，人人有田，這就鼓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業生產的復甦。貞觀年間，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奠定了唐朝二百七十四年的基業。
去奢省費，強調節儉，唐太宗在貞觀初年，剋制慾望，還採取了一系列節約、限制奢侈的措施。上行下效，貞觀年間湧現出一批推崇節儉的大臣和地方官員，社會政風清明。貞觀時期的統治者能夠“以欲從人”並儉約自持，是後世很多帝王將相無法相比的。
▲唐太宗坐像
2、分權而治：三省六部制
中國古代的君主專制為中央集權制。三省六部制加強了中央集權而削弱了相權，抑制了相權的過度膨脹。唐太宗時，其對中央機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為唐朝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礎。
▲唐三省六部分工圖
由中書省釋出出命令，負責定旨出命；由門下省負責審查命令，掌封駁審議；由尚書省負責執行命令，下轄六部（工、刑、兵、禮、戶、吏）。
三省長官共議國事，供宰相的職位，他們議事的地方被稱為政事堂。
在政事堂，諸位宰相先行議政，有決議結果之後報皇帝批准，然後轉由中書省以皇帝的名義擬發詔書。在詔書釋出出去之前，必須先交門下省審查，門下省審查透過即予“副署”，只有副署完備的詔書才能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對於審查沒有透過的詔書則不予“副署”。沒有副署的詔書，依法是不能頒佈的。這樣的運作方式和現代一些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度有相似的地方。
唐太宗還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交由門下省“副署”才能生效。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個人專制導致的不慎重決議的頒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做法。
君民關係
隋末農民起義，讓唐太宗李世民深刻地意識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的道理，要處理好君民的關係。古訓有云，君民，舟水的關係，水能承載舟船，亦能覆滅舟船。君王不可涸澤而漁，激起民憤，造成反叛。
1、君臣論治
君臣關係要正確對待。貞觀三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君臣本就應該同治亂，共安危，若君主能夠納忠諫，臣子能夠進直言，那麼君臣之間就會形成默契，古來所重。”只有君主以誠信待人，臣下方能盡職盡忠。
▲魏徵
君主就像大腦的存在，而臣下如同四肢的存在，君臣要和諧配合，共同發揮作用。君當鼓勵誘導臣下敢諫言，不要懼上不悅而停止諫言，自己則當聽取臣下的意見，兼聽則明，避免決策失誤，並致力於糾正前朝君臣猜疑的過失。這些關係的論證，經過歷代王朝的踐行，對政權安危有著重要意義。
2、任人唯賢
唐太宗知人善用，不問出身，選舉賢能，人才能有施展的機會，使得貞觀年間各個階層的人才都被選拔出來，滿朝上下，人才濟濟。唐太宗最信任的八賢為：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馬周。初期的房玄齡、杜如晦，人稱“房謀杜斷”。唐太宗重用廉潔之士，比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李勣、李靖也為一代名將。
這些賢士之中有秦王府的舊臣，也有敵對營壘的謀臣，唐太宗不計出身，不計前嫌，知人善任，選賢任能。如魏徵曾經做過道士，原來為太子李建成的舊臣，曾議請謀殺過唐太宗，玄武門事變之後，太宗不計前嫌，委以重任，官至宰相，唐太宗對出現的“貞觀之治”的景象，也認為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魏徵；尉遲恭做過鐵匠，和秦瓊也都是降將，均得到重用；王珪也為太子李建成的舊部，也被起用。唐太宗選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了不以自己的恩怨好惡做為選拔人才的標準，不以和自己關係的新舊親疏作為知人善任的準則。
▲房玄齡
唐太宗為了求得賢才，曾先後5次頒佈求賢詔令，廣招天下賢士，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考試範圍和人數，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吸納人才，選拔賢士，為貞觀治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這些人才為貞觀治世做出了巨大貢獻。科舉制度自唐後興盛開來，對後世產生了非常深遠影響，中國的人文思想、教育、政治制度、社會結構，莫不受科舉制度的影響。
▲李靖
3、求諫、納諫，從諫如流
唐太宗善於採納意見、從善如流、擇善而從、量才適用。他能以人為鏡，知得失，耐心聽取意見和建議，虛懷若谷，從諫如流，為後世君王標樣立榜，做出了很好的示範效果。從諫如流的執政方針，也為後世明君效仿學習採納，影響深遠。
唐太宗不僅能聽取反面意見，還“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主動誘導鼓勵臣下提出不同的意見。為了消除臣下諫言之時的畏懼之心，他總是和顏悅色地和臣子討論問題，對坦言直諫的人特別賞識，“以師友待之”。這一思想和行動，對唐初進諫、納諫蔚然成風，君臣一心共商國事的良好風氣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是“貞觀之治”中最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面。
▲魏徵書法
唐太宗“求諫”，從制度上保證廣開言路，採取一些重要措施，比如：健全了封駁制度，非常重視諫官的作用，並反對盲目的順旨，特別是詔令丞相商議軍國大事之時，必定要諫官列席，以便他們充分發表意見。大臣們從忠君愛君的思想出發，希望太宗“需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太宗自律克己，也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雖然貞觀後期，太宗納諫的態度上有了一些變化，但從整體上來看，唐太宗是一位能夠兼聽納諫的聖明君主。
總結
貞觀治世，唐太宗李世民以民生為本，以德治國，仁心仁政，任人唯賢、德才兼備，誠心納諫，天下為家，戒奢戒貪，克己自律，善始慎終。這些不但對後世帝王將相有指導意義，還對各級領導和管理者有借鑑意義。淨化社會風氣，豐富領導藝術，純潔人的心靈；能夠開啟富國強民、經邦治世的大門。“貞觀之治”不僅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還是中國文化的藝術瑰寶，“讀史使人明智。”
參考文獻：
《貞觀政要譯註》
《貞觀之治》
《波瀾盛世——唐朝那些人事兒》
《貞觀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