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學場域內的傳源於《史記》所創之列傳，這一體式在後世得到廣泛應用，不僅成為古代正史書寫的主體，同時也對其他傳記文體如
碑、志、銘
、狀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過，以
《史記》《漢書》為代表的史部作品雖然屬於廣義上的“文學”，但長時間不被納入文章總集，未能成
為狹義上的文學之一體。典型的表現是《文選》《文館詞林》《古文苑》等總集都不收錄史部作品。
另外，
“史傳”一辭的內涵長時間內為史部的同義替換，為“國史傳記”之意，不具有文體意義。如《
文心雕龍》“史傳”篇，主要討論史書的體例和文筆，並非對傳體體式的辨析;
同樣還有《藝文類聚》，該書
“雜文”部首設“經典、談講、讀書、史傳、集序”諸目，體現出“雜”的一面，然後始為“
詩、賦、七連珠、書、檄、移”等“文”之
諸體，其中的“史傳”亦是史部之意。史部作品成為文章之一體始於真德秀的《文章正宗》。
《文章正宗》
“敘事”部首錄《史記》中的敘事片段，後擇取
《伯夷傳》《屈原傳》
《孟子荀卿列傳》三傳，開了總集收錄史傳的先例。然該書所錄侷限於《史記》列傳，亦未明確設定傳體，到明代以史傳入集的做法得到進一步地確立和擴充。
明初《文章類選》《文章辨體》等已明確將史傳作為文學之一體。明初藩王朱栴編輯《文章類選》
40卷，分文體為58，其中傳體排在賦、記、序之後，於傳體中首錄司馬遷之
《屈原傳》《孟子荀卿列傳》
兩篇。
吳訥《文章辨體》內集
50卷、外集5卷，收文體54種，於傳體目錄下收
《荀子孟卿列傳》《董仲舒傳》《黃憲傳》
三篇。上述兩書收錄史傳作品雖少，卻代表著史傳內部不同的書寫樣式。
對此，吳訥在《傳體序題》中有所說明
：“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
，擇錄《荀子孟卿列傳》是因為該篇“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而選擇《黃憲傳》是由於它“蓋無事蹟，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
《董仲舒傳》以對策議論為主，與史傳常體亦有所不同，作者雖未明言，其用意大概在此。徐師曾《文體明辨》在吳訥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史傳
“
有正、變二體
”（徐師曾370）之別。
徐氏以《管仲傳》《司馬穰苴傳》《平原君傳》等以敘事為主者為正體，以《伯夷傳》《孟子傳》《屈原傳》《黃憲傳》等簡述傳主生平、側重抒情議論者為變體。吳訥、徐師曾所錄史傳數量尚少，
至劉節、賀復徵則數量、比重都有所擴充
。
劉節《廣文選》收傳體作品
17篇，其中12篇為史傳，作品來源除
《史記》《漢書》
外，還擴充套件到《三國志》。至於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不僅大量擇錄正史列傳，而且錄及《左傳》《國語》以及魏晉雜傳。
該書收錄編者認為的傳體作品
222篇，其中正史列傳112篇，涉及《史記》《漢書》《三國志》《新五代史》等，為往代總集所罕見；又摘錄彙編《
左傳》《國語》中的敘事片段35篇，將其命名為《晉文公》《齊桓公》《吳王夫差》《趙朔》等。
以《左傳》《國語》中的片段為傳的做法，終究有些名實不副。
然而
賀氏此舉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左傳》雖為編年體史書，以記述事件為中心，人物經歷散見於各年月中。但《左傳》不少文字敘述人物頗為集中，且文筆生動，將這些片段串聯起來，仍具有人物傳記的意味。如賀氏所集《晉文公》《晉悼公》不失為二人的傳記雛形。
至於《國語》則敘述人物更為豐滿，賀氏收錄的一些篇章如《越王勾踐上》《越王勾踐下》聯合起來稱之為
“勾踐傳”
亦不為過。
再者，徐師曾還首次將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用雜傳亦列為
“
史傳”
，注意到雜傳的文體特徵，及其在傳體演變中的地位，仍有較大的進步意義。
另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賀復徵將現在一般視為雜傳的
《鮑出傳》《龐娥親傳》《夏侯氏傳》《王弼傳》《荀粲傳》
獨立出來，列入文人所作
“私傳”（傳體文）之中，認為這些以傳命名的單篇作品已脫離史部的範圍，當出自於別集，這對今人研究唐前傳體文仍有所啟發。
傳體文又稱
“私傳”、傳敘文、散傳等，指文人創作的以傳命名的收錄於別集中的單篇傳記。傳體文作為文章之一體進入總集的時間頗晚。西晉任昉《文章緣起》中已列傳體，其文曰：“傳，漢東方朔作
《非有先生傳》。”(任昉13)其推源傳體而不言《史記》，似已專指文人私傳。
由於該書絕大部分已經亡軼，其所謂
“傳”體的究竟意涵不得而知。唐初所編的《藝文類聚》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將傳作為文之一體的類書，該書“史傳”部徵引文體中就有傳，收江淹《自序傳》一篇；在“
人物
”部徵引傳體中，收錄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
這說明唐初已經將前代文人所作私傳視為文章一體。至宋初編纂《文苑英華》，已明確設立傳目收錄前代傳體文。明人對前代傳體文的收錄主要參考
《唐文粹》《宋文鑑》
《文章正宗》等總集，因襲色彩重，獨創性不大。以《文章類選》為例。
該書由慶王朱栴號召編輯，於洪武
31年（公元1398年）完成，收錄明前作品共40卷，其中第7卷為傳體。
首先收錄
《屈原傳》《孟子荀卿列傳
》
2篇史傳，之後為傳體文19篇，起自東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終至元代揭傒斯《李節婦傳》，其中除司馬光《圉人傳》、陳傅良《李斯夢鼠傳》兩篇為編者增加外，其他都揀選自《宋文鑑》與《元文類》。明人對傳體文的接受主要體現在對本朝作品的擇錄彙編上。
傳體文又稱
“私傳”、傳敘文、散傳等，指文人創作的以傳命名的收錄於別集中的單篇傳記。傳體文作為文章之一體進入總集的時間頗晚。西晉任昉《文章緣起》中已列傳體，其文曰：“傳，漢東方朔作
《非有先生傳》。”(任昉13)其推源傳體而不言《史記》，似已專指文人私傳。
由於該書絕大部分已經亡軼，其所謂
“傳”體的究竟意涵不得而知。唐初所編的《藝文類聚》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將傳作為文之一體的類書，該書“史傳”部徵引文體中就有傳，收江淹《
自序傳》一篇(歐陽詢，卷五十五1507)
；在“人物”部徵引傳體中，收錄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這說明唐初已經將前代文人所作私傳視為文章一體。至宋初編纂《文苑英華》，已明確設立傳目收錄前代傳體文。明人對前代傳體文的收錄主要參考《唐文粹》《宋文鑑》《
文章正宗》等總集，因襲色彩重，獨創性不大
。
以《
文章類選》為例
。該書由慶王朱栴號召編輯，於洪武
31年（公元1398年）完成，收錄明前作品共40卷，其中第7卷為傳體。
首先收錄《屈原傳》《孟子荀卿列傳》
2篇史傳，之後為傳體文19篇，起自東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終至元代揭傒斯《李節婦傳》，其中除司馬光《圉人傳》、陳傅良《李斯夢鼠傳》兩篇為編者增加外，其他都揀選自《
宋文鑑》與《元文類》。明人對傳體文的接受主要體現在對本朝作品的擇錄彙編上。
以往明文總集雖已注意到明初傳體文的創作成就，但限於體量，選錄作品較少，不足以突出明初傳體文的成就和地位。如汪宗元
《皇明文選
》於明初作家只選錄宋濂傳體文
3篇，其他如高啟、解縉、王禕、方孝孺等人則無；陳仁錫《明文奇賞》已選錄宋濂傳體文7篇，解縉之作6篇，但其他明初作家作品選錄極少。
黃宗羲則大量選錄明初作家與作品，如選宋濂傳體文
12篇，
位居第一
，突出了宋濂在明代傳記文學史上的地位；選高啟之作3篇，方孝孺之作5篇，其他如
烏斯道、王禕、蘇伯衡、解縉、劉楚
等人也皆有選擇，明初作家作品的比重明顯提高。
至於晚明，由於時代限制，不少總集未能涉及，如《明文衡》選文至於成化年間，《明文苑》《明文範》止於隆慶之初，
《明文奇賞》《明文徵》
選錄傳體文不涉天啟、崇禎朝的作家作品。
《明文海》恰好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明文海》對晚明作家頗為青睞，收錄袁中道之作
6篇，侯方域、趙南星之作各5篇，其他如
鍾惺、陳子龍、陳衎、陳繼儒、王猷定等皆有收錄。中國古代傳記兼具文、史屬性。
在唐宋之
前，它主要是作為歷史書寫的文體，元明以來，傳記中的許多類別從史部獨立而進入文集，最終成為文章之一體，其文學體性得以確認。
然而這與西方的傳統仍不完全對應，突出的表現是中國古代傳記具有豐富的文體多樣性，內中各文體皆有獨立的品格與演變歷史。就古代傳記之墓誌、傳體文、史傳而言，三者雖同為敘事之體，但彼此間在
生成過程、文體源流、題材風格、思想旨趣、文體功能以及語言、體例上的差別仍較大，不能籠統地混為一談。
又以傳體文而論，近古以來，史傳、墓誌、行狀等傳記文體的文
學性已大為衰弱
，而傳體文具有極大的綜合性、包容性特點。
然而其往往篇幅短小，多具實用功能，這
與西方傳記在風格、內容、功能上
仍有些許差異。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的研究如何融匯中西比較的視野與胸懷，同時注意古代文體的背景與功用，或許仍有待學界的進一步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