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我們，提起司馬，大多數人第一反應會說，這是一個姓氏，當然沒錯，但他在古代最初是一個官職。
在早期的史料傳說中，司馬在遙遠的少昊時代就已經出現了。有的人認為，司馬之職並非來源於武官，而極有可能來源於專為商狩獵而設的官員。又由於田獵活動與軍事活動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官職的職能也逐漸擴充套件到軍事方面，並隨著軍事活動的頻繁而在西周時期形成獨當一面的官員系統。
從西周、春秋到戰國時期，司馬一職也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西周之時，周天子居天下
“共主”之位，軍隊的指揮權都集中在周天子手中。諸侯國的軍隊都必須聽從周天子的統一排程，即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國的統帥由周天子任命，周天子為了完善軍隊領導體制，開始全面實行司馬制。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周天子
“共主”地位發生動搖，但各國或多或少沿用了周代官制，各國多設立司馬一職，只不過職能並不完全與西周時期相同。
就以司馬來說，隨著周天子政治軍事權力的逐漸下移，以前主要為其服務的司馬也開始由被各國所控制。正因為此，司馬在兩週時期的軍事與政治舞臺上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一）司馬與兩週戰爭
兩週特別是東周時期，為爭奪土地、人口與領導權等進行的戰爭非常頻繁，作為軍事職官，司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1、
直接參加軍隊作戰，影響戰局
帶兵作戰是司馬的一項重要職能。西周時期的司馬很少直接參與作戰活動，而大都如傳世文獻所說管理軍賦，也有率軍駐紮在地方監督諸侯和管理民眾的。
在東周亂世，司馬領兵作戰的職能有了更多的體現，並在當時的列國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如《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記載的楚司馬子西，成公十六年記載的楚司馬子反等都是率領部隊與敵國作戰。僖公二十六年，楚國司馬子西和令尹子玉一起率兵攻打宋國。魯僖公還趁此機會借楚軍討伐齊國，奪取了一個地方。由此可見，司馬子西參與指揮的這次作戰活動取得了勝利。
戰國時，也有司馬統兵作戰的一記錄。年安徽省壽縣邱家花園出土的
“鄂君啟節”是楚懷王頒發給鄂君啟運輸貨物的免稅通行憑證，節上鐫刻了精美的錯金銘文，詳細記錄了楚王對鄂君啟進行水陸路運輸的種種規定。至少在楚國，司馬在戰國時期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以上所舉司馬子西與子反都是戰爭中的軍隊指揮者，故對勝負起著決定性作用。
還有些擔任司馬的官員在戰爭中擔任輔助者的角色，司馬經常在戰爭中為本國率軍出征的諸侯、將帥出謀劃策。
據《左傳
·僖公二十二年》載，楚、宋之間為爭奪鄭國的歸附而發生漢之戰。宋襄公為圖霸主之名，主張與強大的楚國開戰。此時，知己知彼的大司馬公孫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但襄公一意孤行，遂與楚人戰於泓。開戰之前，大司馬公孫固又根據敵我形勢提出了很好的建議。
在楚軍渡河和佈陣的過程中，大司馬公孫固兩次向宋襄公提出，應該趁楚軍未過河及未布好陣的有利時機發動進攻，但宋襄公拘泥於古代的戰爭禮，錯失了戰機，最終導致了宋國的失敗，宋襄公本人也受了傷。宋襄公遵守古禮本無可厚非，但他沒有認識到那個時代的戰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公孫固雖然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意見，卻難以改變戰爭的結局。
除了出謀劃策外，司馬有時候還在戰爭的緊要時刻帶兵支援。在春秋後期吳楚連綿不斷的爭霸戰爭中，楚國的左司馬沈尹戌就經常擔當這一角色。
吳楚兩國劍拔弩張的鬥爭中，吳國採用伍子晉的計策，經常派出軍隊騷擾楚境和楚的附屬小國，使楚軍疲於奔命。僅昭公三十一年的秋天，吳軍就在楚國周邊製造了不少麻煩，時任左、右司馬的沈尹戌、稽等人只得四處救火，還要負責臨時性的移民、築城等戰後恢復工作。《左傳》中還有幾處關於沈尹戌
“濟師”、戰後築城的記載。
2、
從事後勤保障，確保戰爭需要
西周時期的宗法等級制度比較嚴格，當兵入伍是少數人的特權，因此當時的軍隊規模較小，司馬一職的主要任務也就是徵收軍賦和軍事訓練。到了春秋時期，戰爭規模急劇擴大，出現了兵員枯竭的情況，原來那種按社會等級服兵役的制度已經不能滿足戰爭的需要。
為了擴大兵源充實軍隊，列國開始進行徵兵改革，國野界限逐漸被打破，平民逐漸成為各國兵員的主要來源。發展到戰國時期，郡縣徵兵制普遍推行，促使戰爭規模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殘酷。在這種背景下，司馬有時候也負責徵召各地的民眾充實軍隊。如《左傳
·哀公四年》記載，楚國想向北方擴張，楚左司馬阪便徵召豐、析等地的人當兵。
另外，司馬有時候還要負責戰爭中必需的營建壁壘、排除險情等工作，並在實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國策
·燕策三》中的一記載：齊、韓、魏三國共同攻打燕國，楚將景陽率軍救援。在晚上宿營的時候，左、右司馬負責營建壁壘，還植表以定方位。但景陽對兩位司馬所選的宿營地不滿意，認為可能被水所淹，遂另擇營地。
第二天下了大雨，左、右司馬所建的營地果然被水淹沒。由此可見，在行軍宿營的時候，如果不考察地形而倉促駐紮，就可能給軍隊帶來滅頂之災。雖然楚軍逃過一劫並在隨後取得戰爭的勝利，但左、右司馬在此次軍事行動中的錯誤決策還是險些釀成大禍。
3、
嚴格執行軍法，維護軍隊秩序
司馬在軍事活動中的執法職能在《周禮
·夏官·大司馬》中作了明確概括，由集合、聽誓，到臨戰、巡陣，凡涉及到賞誅等軍法事宜，統由司馬處理。雖然在西周時期司馬在軍隊中的執法活動我們並不清楚。但軍法隨著兩週時期
法制建設
的進步而逐步完善應該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自古以來，軍隊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紀律嚴明的團體，軍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執行軍法的主要官員，司馬當然負有直接責任，對軍隊戰鬥力的強弱甚至戰爭成敗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春秋中後期以後，各國相繼公佈了成文法，其中也包括軍法。隨著各諸侯國陸續改革軍制，軍法內容逐漸增多，規定逐漸嚴密，執行軍法的官員也呈現出專業化的趨勢。
《國語
·晉語五》載晉卿趙盾推薦韓厥為司馬，隨後不久韓厥便處死了趙盾的車伕，原因就是違反了軍紀。而司馬不僅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們也以不同方式對東周列國的政局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二）東周司馬與列國政局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天子地位日益下降與權力下移，西周時被周天子用以控制地方軍事權力的司馬也逐漸由周天子主持任命向諸侯、卿大夫自己設定轉變，司馬一官在各個諸侯國內的作用與影響日益突出。
1、
忠君盡職，竭力維護政局穩定
在列國的官僚體系中，司馬之職雖然大都位居諸卿之下，但也有很多以司馬之職為卿者，故其權勢不可小覷，經常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施加影響。特別是國內出現混亂的時候，司馬往往挺身而出，為國盡忠，全力維護政局穩定。
據《左傳
·文公七年》，宋成公死後，宋國高層進行了人事調整，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左師，樂豫為司馬，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新君宋昭公為穩定君位，想消滅群公子，這勢必引發局勢的動盪。當時任司馬的樂豫便認為不可，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樂豫認為，公族與公室是樹幹與枝葉的關係，不可貿然去之。而是應該
“親之以德”，使他們沒有反叛之心。
儘管樂豫是從維護宗法秩序的角度出發提出建議，但在新君即位、根基未穩的情況下，這應該是獲得他們支援、穩定局面的最有效辦法。
遺憾的是，宋昭公沒有聽他的建議，結果引起了公族內亂，許多公族之人被殺。後六卿和公室講和，樂豫又放棄了司馬的官職以平衡利益關係。宋國局勢這才
穩定下來。在這個例子裡，時任司馬的樂豫為宋國局勢的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
2、
捲入政治漩渦，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進入春秋以後，列國內部諸侯與卿大夫之間、卿大夫與卿大夫之間的權力爭奪非常激烈，在這一過程中，掌管軍事事務的司馬往往成為各方爭奪籠絡的物件，也就經常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左傳
·文公八年》還載宋昭公時不加禮遇身份高貴的宋襄夫人（周襄王的姐姐），宋襄夫人遂聯合戴氏之族殺掉了昭公的黨羽，大司馬公子印也包括在內。這種位高權重的司馬之所以在政治鬥爭中被殺，基本與他們本人的政治立場有關，這也體現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
3、
權勢膨脹，向公室奪權
由於司馬掌握軍權，在戰爭頻繁的東周時期，其權勢膨脹、進而與國君發生衝突也是自然之事。其結局也不外兩種一是失敗被殺，二是奪權成功，控制朝政。舉一個失敗的例子。《左傳
·成公十五年》載，宋共公死後，司馬蕩澤權力很大，有“弱公室，殺公子肥”之行動，後被宋國公族中的右師華元、司城公孫師等聯合攻殺。
總的來看，司馬從最初可能只是專管王室馬政、培訓御用車伕的小官，經過西周中後期的逐步上升，到春秋戰國時發展成主持各國軍事的要職，甚至權力大到可以和公室爭奪國家的統治權，對列國的政治發展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