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天益與侍其軸、硯堅、劉因。
李杲晚年曾感慨
“陵谷變遷，忽成老境，神志既惰，懶於語言”，為“道傳後世”，他在都運官周德甫的推薦下收羅天益為弟子。多年以後，這位高徒以高超的醫術被忽必烈徵召，數十年間醫治了大批學者和顯貴權臣，名震一時。
羅天益，字謙甫，號容齋，真定藁城（今河北藁城）人，與李杲同鄉。拜師之前，羅天益曾書
“拜師信”一封，請李杲接納自己。
信中讚歎李杲精湛的醫術“如孫吳之用兵”“若神禹之行水”“有元華滌胃之神功，得盧扁起人之手段”，並“謹修薄禮”
，
期待能夠“敬服弟子之勞，親炙先生之教，朝思夕誦，日就月將”氣李杲並沒有立即應允，而是提問道：“汝來學覓錢醫人乎？學傳道醫人乎？”得到“亦傳道耳”的答覆後，才準其習業。
羅天益“幼承父訓，俾志學於詩書”，早年習儒的經歷，使他始終保持著傳道濟世、利澤生民之心，雖然其所治患者多屬王公大臣，但將恩師生前著作整理並出版，“不私所有，推以及人”，同樣做到了“惠天下後世”。
羅天益在李杲身邊受教七年，日用飲食皆由恩師提供。拜師的第三年（
1246
），李杲“嘉其久而不倦”，又深感其“活計甚難”，遂“予之白金二十兩”，“以此給妻子”，解除了羅天益的後顧之憂。
大概李杲特許羅天益將這“白金二十兩”送回老家，這一年羅天益回到了藁城。適逢城內患疔瘡者極多，“縣尹董公”恐“貧民無力醫治”，便提出由羅天益將其從史侯處所獲之驗方配置成藥，天益欣然應允。於是董公榜示通衢，“有患療瘡者來城中羅謙甫處取藥”，一年間“全活者甚眾”。
這位“縣尹董公”即董文炳，是藁城董氏家族的第二代成員。與東平嚴氏一樣，藁城董氏也是具有顯達地位的漢軍世侯家族之一。窩闊臺七年（
1235
），董文炳襲父董俊職，出任藁城縣令。
近二十年間，“流離漸還”“民食以足”，直到蒙哥三年（
1253
），董文炳棄官追隨忽必烈徵大理，從而進入忽必烈幕府，一步步成為最受忽必烈信任的漢軍將領之一。李璮叛亂後，忽必烈開始打壓漢軍世侯，唯參與
壓制
李璮的董氏不被累及。
羅天益與董氏家族關係密切，除為藁城百姓施藥之外，董文炳還於中統二年（
1261
）專門派人由濟南迴藁城向羅天益求藥，以治療軍中流行的痢疾氣羅天益深得董氏家族的信任，加之董氏兄弟與忽必烈的親密關係，甚至有學者認為羅天益受到忽必烈的徵召得益於董文炳等人的推薦。
蒙古蒙哥元年（
1251
），忽必烈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南駐爪忽都之地，於是“徵天下名士而用之”，名臣劉秉忠、姚樞、竇默、許衡，名醫劉禪師、顏飛卿、忽吉甫均在徵召之列，作為藁城名醫的羅天益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這次徵召開啟了羅天益數十年的隨駕、隨軍經歷，在這期間羅天益曾從劉禪師處得太乙膏、玉燭散、克效散、翠玉膏四方，習治瘡瘍、瘰癧之法，又向竇默、忽吉甫學習、交流針術，更憑藉高超的醫術為許多達官貴人、高士診治疾患。
“刑部侍郎王立甫、太保劉仲晦、中書左丞董彥明、南省參議官常德甫、真定路總管劉仲美、太尉史忠武、中書右丞合剌合孫、徵南元帥不潾吉歹、尚書劉佚庵暨其子太常少卿叔謙等”均在其中。除此之外，還有著名理學家許衡、藁城名士侍其軸、參知政事商挺等。
為這些學者和顯貴權臣診治，使羅天益的醫名廣為流傳，但他始終不忘恩師臨終前交給他的書稿和殷殷囑託：“此書付汝，非為李明之、羅謙父，蓋為天下後世，慎勿湮沒，推而行之”，於是在診病之餘，他開始整理先師遺稿，並四處向名人求序，以圖將恩師的遺著儘快出版。
1251
年至
1260
年間，羅天益多次應詔隨蒙古軍隊南征，無暇整理先師遺稿。不過至元三年（
1266
）似乎是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這一年，羅天益分別治癒了“國信副使覃郎中”“完顏正卿”“魯齋許平仲先生”和“提學侍其公”之疾。
“國信副使”即出使他國的使者，因帶國書，故稱“國信”，覃郎中其人不可考；“完顏正卿”疑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完顏正叔，正叔字端卿，至元十八年（
1281
）“以少中大夫宣慰廣東道”重修廣州府學；
魯齋先生許衡，雖然那時並無官職，但就在其病“面目肢體淨腫，大便溏多”前的一個月，剛剛被忽必烈召至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正藍旗），並上奏著名的《上時務五事疏》，即便許衡此次仍未被授予任何職務，但忽必烈對他的重視自不待言，不然也不會在他生病時命羅天益為其醫治了；
至於“提學侍其公”，下文將專門論述。總之，
1266
年起，羅天益醫治的患者由士兵、軍官轉變為名士權臣，這對於他提高自己的聲望大有裨益。
羅天益充分利用了為和權臣診治所積攢的人脈資源，首先找到藁城名士侍其軸一一即上文提到的
“提學侍其公”為先師遺稿《醫學發明》作序。
侍其軸，字誠之
，
號松崗老人，與李杲一樣，壬辰年間其也曾受困汴梁，不同的是，藁城世侯董俊“以侍其軸為賢，延歸教諸子”，甚至與其互結姻好而李杲則與元好問一同被押往山東，輾轉投靠東平嚴氏，晚年才回到真定。二人曾同居汴梁，侍其氏亦言李杲“通醫之名，雷動一時”，故二人或為舊識。
侍其軸“素剛正有文行，尚提舉真定八州學校”，又與董氏家族有姻親，而羅天益與董氏兄弟的關係也很密切，且《醫學發明序》中還提到李杲逝世後羅天益奉養師母王氏十餘年，“與嫡母無異”，可見侍其氏對羅天益較為熟悉，二人應亦為故交。
該《序》作於“至元柔兆攝提格皋月下旬”，即至元三年（
1266
）五月下旬，半個多月後的六月初四，已經七十九歲高齡的侍其軸便因中暑霍亂吐利求治於羅天益。侍其氏“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以至不省人事，不得不夜半求診，羅天益以甘露散、參術調中湯調理十日後方平復
。
在真定，
“當是時，為郡學官者，則有侍其先生乘（誠）之，吳先生藎臣，硯先生伯固，張先生世昌”。除侍其軸外，硯先生伯固一一即硯堅一一亦與羅天益相熟。硯堅（
1212-1289
），其師初命其名曰“彌堅”，字之曰“伯固”，其父“止命名堅”
，
故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
硯堅先世居潁州（今安徽阜陽），高祖時攜家眷南下，徙德安府應城（今湖北應城），七歲就學於家塾，十四歲學習詞賦，被補為德安府學生員，十六歲從鄉先生王景宋治學，期間已有志於事功，十八歲跟隨袁州（今江西宜春）劉仁卿學習策論。
蒙古太宗七年（
1235
），窩闊臺大舉興兵伐宋，蒙古軍隊攻佔湖北，硯堅與理學大家趙復一同被俘北上。太宗十年（
1238
），硯堅參加“戊戌選試”並中選。憲宗二年（
1252
），硯堅以儒戶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任真定府學教授。至元二十四年（
1287
），置國子監，徵召硯堅為國子司業，一年後辭歸。
硯堅“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敦世教”，深受名士公卿的推崇，其不僅為李杲《東垣試效方》《醫學發明》兩書作序，還作《東垣老人傳》一文，詳述李杲的生平事蹟。
然而現有史料中並未見李杲與硯堅交往之證據，反倒是數次為李杲遺著求序的羅天益與硯堅關係更為密切，羅天益流傳下來的唯一著作《衛生寶鑑》的序言也由其所作。
羅天益請侍其軸為《醫學發明》作序的第二年，《東垣試效方》也編次完成，羅天益持書拜訪，硯堅欣然為此書作序。《序》中提到，若要融會貫通李杲之學，必須將《醫學發明》《脾胃論》《內外傷辨》《藥象論》等
“合數書而觀之”，可見羅天益此時已有意將李杲遺著作為一個系列出版。
定居真定後，硯堅專以授徒為業，培養了一批學者大家，其中以元朝大儒、理學家劉因名聲最著。中統元年（
1260
），十二歲的劉因隨父遷居真定，隨硯堅學習，在此期間，劉因就表現出異於常人的天賦。
硯堅對劉因評價很高，“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
‘
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為名儒。
’
“劉因曾應羅天益之請為其《內經類編》作序，該書現已不存，僅留此序。《序》中提及《內經類編》的成書經過，李杲為訓練羅天益，命其將《內經》病證分類編次，羅天益“三脫稿而先師三毀之”，歷時三年成書。
惲鐵樵認為此文膚淺迂腐，並推測劉因並非羅天益之知音氣但事實卻是羅天益曾放心地將《醫經辨惑》一書的校勘託付給劉因，並希望他能將恩師李杲的《脾胃論》一書重新謄寫，以備日後重刊之用。其時，劉因雖奔妻父與舅父之喪，且目疾復發，但仍致書羅天益，承諾校勘與謄寫的工作將在兩個月內完成。
若非對劉因熟悉和信任，羅天益是斷然不會將校勘自己筆墨與謄寫恩師著作的重任託付給劉因的。
劉因作《內經類編序》時（
1281
），李杲已去世三十年，此時劉因年僅二十八歲，年紀雖小卻已頗負盛名。在給羅天益的回信中，兩句“太醫先生侍下”，不僅體現出劉因對羅天益謙卑有禮的態度，還說明羅天益作為供奉宮廷的太醫頗有聲望。
在羅天益診治的學者和顯貴權臣中，與他關係密切的還有王惲、姚樞、許衡、竇默等人。元好問的弟子、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王惲與羅天益交好，天益重刊張元素《潔古老人注難經》一書，並請王惲作序。王惲還曾為羅氏《衛生寶鑑》作序，並作《跋羅謙甫醫辨後》，
“醫辨”或為劉因校勘的《醫經辨惑》。
羅天益曾向竇默學習針術，又多次為姚樞、許衡診治，姚樞還曾借許衡之言向羅天益感嘆：“富貴人有二事反不如貧，有過惡不能匡救，有病不能醫療”。
結語
南省參議官常德甫，至元甲戌（
1274
）赴大都，感傷寒證，諸醫誤用汗法，變為狐惑，羅謙甫急以大承氣湯下之
，
再用黃連解毒湯、黃連犀角湯，數日而安，“自此德甫交情愈厚也”。可見提供醫療服務確實是羅天益與名士交遊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