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間直隸的救災活動相比乾隆年間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更多以銀錢替代糧食發放給災民。對比三次重大災害案例便可看出這一趨勢。

乾隆八年冬季大賑是按照銀米各半的比例發放，合計需米57。5萬石、銀86萬餘兩，即以1。5兩/石的標準折銀；次春兩次展賑，乾隆帝認為“若全給本色，更於民食有益”，所需53萬石米照數發給。

嘉慶六年大賑需賑米180餘萬石，而可供發放的“本色”只有先期截留的60萬石漕糧，其餘折銀140餘萬兩發放，折算標準為1。2兩/石：春季展賑缺乏賑糧，基本依賴煮賑。

道光三年大賑則全數發放折色，共計用銀131萬餘兩，折算標準為1。4兩/石，調運的賑糧主要用於冬春煮賑、借糶等用途。

“折色”在直隸救荒中地位的提升，固然發生於商品經濟不發展、糧食市場調節機制逐步建立的時代背景之下，但站在清政府的角度，其調整政策的出發點。

一方面是迫於漕政衰敗、倉儲空虛，朝廷難以再組織起大規模的賑糧排程；另一方面，隨著地方政府運轉效率和基層社會組織水平的降低，官吏們既無力也無意繼續承擔繁劇的賑糧轉運和發放工作，而日益傾向於“全給折色”。

照此辦理的道光三年大賑十月開始，十一月初即告完成，效率頗高，但與乾隆八年災後不斷將賑糧發放到戶相比，自然難以起到穩定災民情緒、維護社會秩序的效果。

再對比折銀標準，嘉道年間尚不及乾隆初年，在糧價飛漲的災後根本無法買到對應數量的糧食。

本色改折色的實質就是政府將糧食存貯、運輸的成本與中途損耗、糧價波動的風險悉數轉嫁給災民，如果再考慮到官吏中飽私囊、商戶囤積居奇等因素，災民賑濟還未到手就已遭到層層盤剝。

總之，災後賑糧排程在整個荒政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直隸救災中折色逐漸取代本色，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因治理能力不斷下降而逐步縮減救災職能的結果。

這也是本文將考察重點放在賑糧排程活動的主要原因和意義所在。救災究競是以“效率”為重，還是以“效果”為先？是立足於災民的實際需要，還是從施政者自身的便利出發？這些問題也值得今天的我們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