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據研究者稱，成都街道可考的歷史有三百餘年，其主要依據是《天啟圖》《雍正圖》《乾隆圖》以及民國四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三十八年的成都等街道四圖，互相參證而成（見《成都城坊古蹟考》）。那麼越到近代，成都的街道越是成形，而且有案可查，時間越久遠，便越無查考之據。在一定意義上越過了本文寫作上的時間下限，亦即1911年之後的成都這個“死期”。

不過，文化不大像政治那樣出現刀劈斧削的改朝換代，它的延續性使得所有關於時間上的分期變得只是一種理論的可能，而不是實際狀況的反映。成都系一城二縣（成都縣和華陽縣）的格局，據清末《四川官報》宣統二年（1910年）統計，成都共有街道438條，小巷113條，而成都的主要街道有117條，因華陽街道大抵比成都多一倍，由此可以推算出華陽幅員大抵是成都的兩倍。

成都的街道並不是四方平整的，街道的方向大抵多為東西向與南北向，但其間也曲裡拐彎，錯綜複雜。

而街道上曾經住著的人民，也像錯綜複雜的街道一樣，職業成分複雜，難以斷定哪條街上住著的人，究竟以什麼為生，以什麼為業，過著什麼樣的閒暇生活，有什麼樣的風俗及相應的價值標準。但是我們可以從專業性市場的形成，看一些專業性街道的形成——

《成都通覽》裡載“賣物街道一覽”有143種分屬近300條街道，“商鋪街道類覽”裡有玉器幫、欄干幫、綢緞幫、銀號幫、藥材幫、油米幫、茶葉幫、炭幫、乾菜幫、木柴幫等51種行幫

——對成都的影響，並且從零星的有特點的居住者那裡，探出居住者給成都留下些什麼日常生活的點滴遺痕和文化脈絡。

從經營者的多寡來看，可以說綢緞幫、藥材幫、油米幫、錢幫（包括銀號幫）、壽木幫、錢紙幫、欄干幫等位列前茅。正好可以從這些經營店鋪大致看出，成都在明末清初的商業情形及其一些相應的特點。成都是四川地區綢緞主產地，也是四川地區綢緞買賣的大市場，成都地區相對的富裕使成都成為綢緞消費在西南地區的主要城市之一。同時，因為1741年從山東傳入山蠶飼養，

四川原只產春蠶、秋蠶、四季蠶有不少地區產柞蠶絲，其產柞絲綢適宜做夏服，產量一定不少，另外綢緞的成本隨著機器生產規模的擴大而有所降低，加之成都習尚享樂，故而形成綢緞買賣商號眾多的局面。

而藥材幫之所以商號眾多，眾所周知，成都附近的多山地區如阿壩等地區是產藥的主要產區，而成都是這些藥材外運的主要通道。再者，成都人口眾多（壽木幫、錢紙幫、欄干幫較多的原因也大抵如此），氣候潮溼，民眾耽於享受，因此自唐代以來的藥市極為繁榮。錢幫（包括銀號幫）的繁榮表明成都的金融業務和商業交易的崛起，流動資金的儲備要求甚為豐富，因此做錢幫和銀號幫就相應地多了起來。

上述幫號經營的多寡及紅火的程度，加上五十一個幫號大部分與成都人的日常消費有關，表明成都確實是一個典型的消費城市。

如此一來，奠定了成都的商業特點及相應的生活方式、消費文化。與成都藥材幫生意紅火的局面相應的是，成都街道上有名的藥鋪及出診醫生是不少的。

譬如上西順城街在光緒初年名為半濟堂街，街名因有名的半濟堂藥鋪而得名。半濟堂是成都市最為悠久的中藥鋪，由李姓獨家經營，逢陰曆初一、十五半價售藥，所以名為半濟堂。

由於生意紅火，還在東門城門口設有分號。名中醫蒲輔周曾經在鼓樓北一街居住；中醫骨傷科名醫羅裕生診所在西御街，而且子承父業；有名的骨科醫生杜自明曾在柿子巷開設診所。棉花街北西段曾系清武英殿大學士卓秉恬的故宅，他的後裔卓雨農精通醫術，以此住家亦為診所。支磯石街東段有汲古醫學社，系名中醫張先識所創辦，該街再往東，有名醫羅品三夫婦開設的診所。

清末名瘡科醫師黃雅亭於南府街街南自己的住宅裡應診，其子孫世代皆瘡醫。名醫曾彥適曾住宅在文廟前街里仁巷。

中北打金街有一支街名為良醫巷，也許並無什麼良醫在此，只是“晾衣巷”的訛音而已，但由此不難揣度人們對良醫的期盼與尊敬。

儘管相對成都眾多的人口來說，他們只是極少部分，但對舊時成都人的重要性卻是不言而喻的。

沒有他們，成都人的生活簡直不可想象。成都為西南人文薈萃之地，比如我曾收到1941年在川大教書並且在川大附中兼課的羅念生、潘重規所出的高中英文及國文補考試題的抄件和原件，那時西遷的大學甚多，各地來的著名學者雲集抗戰後方。

而當時四川大學中文系很強的師資力量裡並不以外地來的學者為主，而是本地的教授，他們大多在校外有自己的私宅及住所，單憑這一點，也可反映出當時老師受重視的程度，有私宅者還算有一份不錯的恆產，就是沒有私宅只有住所者，其寬敞舒適程度，也是現今的許多教師不敢奢望的。譬如斌升街街北有四川大學、華西大學中文系教授龐石帚住宅；四川大學教授、語言文字學家趙少鹹曾在將軍街居住；焦家巷西頭路北有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怡蓀、李培甫私宅。

任四川大學各級領導職務的官員和學者的住處隨舉如次：曾主持合併國立成都師大、國立成都大學、公立四川大學的三者為四川大學的張錚曾住在柵子街；成都師大校長、川大中文系教授龔道耕在小福建營巷內建有龔家花園即他的私宅。

小福建營的文氣好像挺重的，國立四川大學首任校長王宏實，史學家李思純，後來成為四川文史館館員的彭芸生，他們都曾住此，而且彭氏還在此創辦了敬業學院；

槐樹街西頭路北有前成都大學教務長、四川大學法學院院長吳君毅住宅；川大校長黃季陸曾於雙齊路亦即紅瓦寺建有校長住宅；1935年川大校長任鴻雋曾在太平南街主持建立川大校舍，終成今日川大校舍的基本格局；四川大學理學院院長鄭愈在中學路東頭購地建私宅及花圃；奎星樓街東頭路南有四川大學教授、李劼人先人的留法同學魏時珍私宅；西大街北共和裡，曾有生物學家周太玄的私宅。

這相當於抄錄了一份關於四川大學的領導和學者的住所的小小檔案。每當你走過他們曾經居住過的那條街時，或許不小心會碰到偶爾去尋舊的那些名學者的後代，他們的相貌神情與其前輩頗有幾分克隆性的相似——如學者趙振鐸之走過將軍街其父的舊居，我們或許能從中看到趙少鹹先生的神情在其身上的投影。

遠的我們可以說，青蓮巷之所以名為青蓮巷，那是因為傳說李白曾在那裡勾留過，是否真的如此，那就不必太較真了。

狀元街自然是為明代狀元楊升庵故居，可惜此街文脈不盛，後此街多聚木器業業主。

楊闇公和吳玉章曾居住在娘娘廟街，按我所接受的教導，他們不是在進行革命實踐就是在認真讀馬列，或者靠近黨。我們這些革命後代不必費心去猜當時他們二位在娘娘廟街做什麼，因為他們的活動總是有規律，就是這些事。少年中國學會的成都人李璜住在支磯石街，而他的留法同學李劼人在指揮街開小雅餐館，狗急跳牆的綁匪以為名氣甚大的“小雅”賺錢不少，便去綁李的兒子的票。其實那小餐館的東西固然好吃，但更多的是因李著名作家、教授的文名，才招致了那麼多食客，而不是其獲利多麼豐厚，“劉項原來不讀書”，信然。

後來李劼人舉債將兒子從綁匪那裡贖回，“小雅”從此歇業，只好重新回到《詩經》裡面老老實實地再當自己的“詩篇”了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成都的“五老七賢”在一些公益的事業還是有些用的，加之有些文名，似乎還成了成都的文化“遺脈”。這些耆宿中，曾鑑曾住在錦江街，清末四川提學使桐城方旭則住在東新街，我曾收得他的《鶴齋詩存》線裝兩冊，另一位名宿劉（鹹滎）豫波則住在純化街，此前“雙流劉”劉沅曾在此住過，劉鑑泉曾在此設尚友書塾。

青石橋南街西頭有高記味根醬園，園主好結交名士，抗戰時期清末探花商衍鎏曾寓居園後高宅，園主亦有孟嘗君、趙平原、魏春申之遺風也。而橫陝西街在二十世紀的文化史上也值得特殊地記載一筆，那就是1924年在此設重修四川通志局，總裁為宋育仁，修成志稿323冊。

城守街民初在城守署設省立中城小學，後改為四川省圖書館，史學家蒙文通曾任圖書館館長，其高足李源澄任編目部主任，蒙文通曾組織發起“成都中國史學”，並且於此開成立大會，還創辦《圖書集刊》。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個對四川圖書館古籍善本部的收藏規模有特殊貢獻的，便是其藏書樓賁園在和平街的大藏書家嚴谷孫。

其裒藏之豐，四川近現代藏書家中無出其右，後賁園作為四川省圖書館的中文藏書部，並且成為成都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結語

據1949年後，政府接受其藏書時清點，共有線裝藏書三十多萬卷，自刻木版三萬多片。蒙文通、楊嘯谷、嚴谷孫三人共同圈定，賁園藏書樓所藏善本文達五萬卷之多，堪稱美富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