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來看

，是諾曼人對英格蘭的征服帶動了英國智識生活的復興。１０６６年初，諾曼底大公威廉一世挑戰英國國王愛德華之兄哈羅德的王位繼承權，領兵入侵英格蘭。黑斯廷一役威廉大獲全勝，哈羅德戰死，諾曼人逐漸佔領了整個英格蘭。

在諾曼人的征服過程中

，英國本土基督教組織因參與抵抗對外來征服者產生較大威脅。為穩固統治，諾曼人在征服後開始有計劃的用外來教士取代本土人士擔任教會組織中的要職。深得威廉大公信任的蘭弗蘭克在英格蘭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職；約克的大主教職位落入了威廉的牧師托馬斯之手。

１０７３年

，英格蘭全境１５個主教職位有８位諾曼人，４位洛塔林人，２位英格蘭本地人和１位義大利人，到威廉去世之時英國本土出身的主教只剩下了一位。

征服者在英格蘭的“諾曼化”政策不僅限於高階教士，各地方修道院的院長職位也是其意圖控制的目標。

據統計，

１０６６年英格蘭島上共有３５所修道院，其中４座大教堂修道院（坎特伯雷、溫徹斯特、伍斯特、謝伯恩）裡的２座———坎特伯雷與溫徹斯特的修道院長分別是蘭弗蘭克與另外一位諾曼人沃克林，副院長則分別來自貝克與法國的聖圖安。

另外１６所修道院在征服者威廉統治期間一共發生了２４次人事任免

，絕大部分都是任命諾曼人當修道院長，這其中來自貝克與卡昂這兩座蘭弗蘭克曾經待過的修道院的就有１５人。修道院領袖的置換不僅意味著宗教組織對統治者的忠誠度有了保證，也為島上修道院文化的復興帶來了契機。

彼時諾曼底的僧侶早已習慣了戒律嚴苛、學術氛圍濃厚的修道生活

。他們進入英格蘭後發現當地修道院紀律鬆弛，智識活動匱乏，僧侶們的文化水平極為低下，彷彿置身於文化與知識的孤島。蘭弗蘭克曾對教皇將其派往英格蘭任職表示不滿，認為島上文化一片荒蕪，自己成天只能與野蠻人為伍，“忍受各種各樣的麻煩與精神上的不適。”

這一時期從諾曼底來到島上任職的修道院長都有過類似的抱怨

。聖埃爾班修道院的院長保羅稱自己的幾位本土前任是“缺乏教養的傻瓜”；阿賓頓修道院瓦林以盎格魯－撒克遜人都是“粗俗之人”為由，禁止僧侶慶祝紀念本土聖徒的節日。

這些聲音或多或少反映了諾曼征服之初英格蘭文化貧乏的狀態與外來“和尚”試圖改變修道院糟糕現狀的意願

。新到任的修道院領袖在掌權後開始著手改善修道院的文化環境。他們自己的修道院在半個世紀以前同樣聲名不顯，因此在如何振興修道院文化發展方面有著現成的經驗，可以依照前人的做法在英格蘭展開書籍的抄錄、蒐羅工作。

他們與諾曼底修道院的組織聯絡在英格蘭與歐洲大陸之間構成了一張繁忙的文化交流網路，

使島上的修道院可以依靠歐洲大陸的文化資源反哺自身。這些外來僧侶前往英格蘭任職時都有抄寫員陪同，在後者的幫助下能夠製作各類拉丁文作品的繕寫室很快便在修道院中建立起來。

修道院長們利用原生修道院的組織人脈

，向海峽對岸討要抄本蒐羅書籍。坐鎮坎特伯雷的安瑟倫向自己原先待過的貝克修道院去信，討要一些教父著作的抄本；蘭弗蘭克還曾要求諾曼底的僧侶們將自己落在貝克的保羅書信評註帶到島上來。

在１１世紀後半葉

，英格蘭各地的修道院普遍都開展了類似的書籍收羅工作。１２世紀史家馬莫斯伯裡的威廉曾經回憶，在他幼年時來自久米埃日的修道院長戈德福裡為修道院圖書館蒐集、抄寫了大量書籍。

在聖埃爾班

，那位曾嘲笑自己的前任沒文化的修道院長保羅為圖書館找尋到２８部書。聖卡利勒夫的威廉給杜勒姆修道院蒐羅了５０多部書。諾曼征服後跨越海峽的宗教網路不僅給英格蘭帶來數量可觀的書籍、抄本，同時也為兩岸學者的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

１０６６年後英國與大陸日益密切的文化聯絡

，使許多大型修道院可以非常方便地從歐洲的學校中聘請學者來自己修道院學校任教，彼時也會有精通教會法、羅馬法等新興學問的歐洲學者被邀請到島上講學，協助征服後島上教會的改革工作。

馬莫斯伯裡的修道院長瓦林就曾邀請當時巴黎大學著名的神學家、語法學家亞歷山大·尼卡姆來執掌修道院學校，來自義大利博洛尼亞的法學家維卡利尤斯受大主教西奧博爾德之邀前往牛津講學，

成為英國史上首位羅馬法教師。

這一時期聖奧爾本斯、伯裡聖埃德蒙德修道院的學校內也曾出現大陸學者的身影

。這些學者的到來，不僅豐富了本土學校的課程內容，也讓以文學為主導的修道院智識傳統能夠不斷接觸到歐陸新興的思想潮流，為文化事業的整體發展提供了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

，諾曼修道院長們推動的文化復興運動不只集中在少數大型修道院，而是一個由點到面向各地擴散的過程。諾曼征服在英國創造了一個相對統一、穩定的政治環境，使那些未能享受到第一波文化發展成果的修道院，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派僧侶造訪其他本土修道院討要抄本、書籍。在基督教“好客”價值觀的影響下，這些奔著文化交流目的去的“陌生人”絕少被當地修道院拒之門外。

外來尋書的僧侶只要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就能從圖書館中借到書稿

。在阿賓頓修道院，圖書管理員沒有權力將館藏圖書私自出售或贈予他人，但只要押上與圖書等價或超出其價值的事物，外人就能夠從他手中將書借走。在艾恩漢姆修道院只要有合適的價格，管理員甚至可以將館內圖書直接出售。

而按照伊夫舍姆修道院的規矩

，任何人在付出相應抵押之後都能夠在圖書館中借走圖書。當時英格蘭境內除了西多會之外，絕大多數奉守本篤修道規則的修道院都有圖書外借的習慣。

受益於這種友好的社會氛圍

，知識與文化以書籍抄本為載體得以在英國修道組織內部頻繁地流動，距離海岸線較遠的修道院能夠透過本土修道院內部的交流網路分享文化資源，諾曼征服在智識生活上帶來的影響因此向英格蘭各地輻射。諾曼人推行的蒐集、抄寫圖書政策與文化交流活動，在他們與後人的不懈堅持下在１２世紀迎來豐收。

英格蘭的修道與智識生活在比德之後再一次走向繁榮

。這最直觀地體現在諾曼征服後島上修道院藏書情況的改變。對比征服前，英格蘭修道院的藏書量在黑斯廷斯戰役結束後的一個多世紀裡有了長足的增長。伯裡聖埃德蒙德修道院在諾曼征服之前沒有專門的繕寫室，圖書館中只有聖經文字和讚美詩集等基本的禮拜用書。

自法蘭西人鮑德溫擔任修道院長開始

，圖書館書籍收藏情況逐漸有了改觀。１０８１年修道院建成了獨立的繕寫室，僧侶們有了讀經專用的書籍。１２世紀聖薩巴的安瑟倫擔任修道院長期間，有大量早期教父與中世紀神學家的著作在繕寫室被抄錄收入圖書館，修道院長本人也曾多次前往義大利，帶回維吉爾、塞涅卡、普林尼等拉丁古典作家的眾多書籍。

伯裡聖埃德蒙德修道院藏書在諾曼征服後的變化情況可以反映這一時期英格蘭藏書的整體發展趨勢

。達拉謨、埃塞特、羅徹斯特、索爾茲伯裡等修道院的藏書量在此時都經歷了一個大致相同的增長。

在英國現存的文獻抄本中

，屬於１１世紀後半葉的有５６本，到１１世紀末有１０７本，隨後到了１６０本，到１２世紀初這個數字到了１８２本，最後在到１１３０年左右又翻了將近一倍達到３０２本。書籍抄本這種程度的激增在中世紀實屬罕見，以至於後世學者將１２世紀稱作“英國圖書生產史上最偉大的時期”。

英國修道院的藏書在量上飛速增長的同時

，藏書型別對比征服前也有明顯改變，具體表現為禮拜儀式用書以外圖書數量的顯著增加。這一時期屬於異教文學的拉丁古典作品在英國大量出現，拉昂的安瑟倫、沙特爾的伊福等當代神學家的著作也經常出現在修道院藏書之中，有些新增的古典抄本甚至此前從未在島上流傳。

總體上

，現存該時期抄本中處於核心地位的是基督教教父的作品，數量佔抄本總數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後教父時代的神學作品；再下來是聖經、福音書、詩篇等禮拜儀式的基本用書；最後是各類歷史著作和聖徒傳記。

非工具性圖書在總藏書中的佔比提升與征服後新的修道生活直接相關

，是智識活動活躍的重要指徵。如前所述，純粹的修道理想本與單純的智識活動存在緊張關係。修道生活的核心是誦讀經文與禮拜儀式，只需擁有經文和其他簡單的祈禱用書即可維持，其他書籍並非必需品，只能算是日常修行的補充。

此時修道院中拉丁教父的著作以及後教父時代的神學作品的抄本數量遠遠多於禮拜儀式書籍的現象表明

，修道院中的學術活動在諾曼征服後日益活躍，僧侶們在修道之餘有大量的時間研讀各類神學著作與拉丁古典文學作品，使得院內對學術書籍的需要超出了對禮拜儀式書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