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塞維魯王朝時期，居民賦稅壓力不斷增加，居民生活狀況不斷惡化——塞維魯王朝時期，元首對人口的控制，主要表現在租佃關係的發展上以及地主對佃農的人身束縛上。
人身依附關係增強
羅馬帝國的租佃關係主要是存在於大土地所有者的莊園上，這些大型的莊園一般有三種不同的經營方式：第一，由莊園的所有者自己經營；第二，莊園主把莊園交給奴隸經營，在由自己監督莊園上奴隸的勞動；第三，把莊園部分或者全部的土地出租給佃戶進行耕種。在這三種經營方式中，尤其以第三種經營方式最為常見。
羅馬帝國初期，租佃關係發展的速度很快。
這主要是因為一個莊園主擁有的土地數量是很大的，面對大量的土地，由莊園主自己進行耕種是不現實的。
同時伴隨著奴隸來源不斷減少，繼續維持以奴隸為主的莊園也面臨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因此，這些莊園主們把土地分散開，分給農民進行耕種，並且向農民收取一定的租金，久而久之，租佃關係也就不斷髮展起來。
同時，莊園上佃戶的數量也呈現不斷增長的狀態。正如科瓦略夫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
“公元
1
世紀時，羅馬帝國在行省中的農業特色是奴隸勞動佔據的比重較小。”
同時，在義大利、非洲、埃及和其他盛行大地產的地方，所使用的勞動力也以佃農為主。
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在這一時期的羅馬，奴隸制的生產方式已經被租佃的生產方式所取代了，到公元
3
世紀的時候，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
塞維魯王朝時期，租佃關係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第一，由於元首為增加直接稅特別是土地稅的收入，不斷將土地集中在手中，這就導致了土地的集中；第二，由於塞維魯王朝時期，採取了很多臨時性的增稅政策，正是由於這些臨時性的稅收政策，導致居民承擔的賦稅壓力過大。
伴隨著賦稅的增加，土地集中，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土地，而後逐漸淪落為元首地產上的佃農。
公元3世紀的時候，基本上只有士兵農民才可以生存，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土地才是免稅的。
其餘的許多小生產者為了生存，不得已將自己的土地，獻給臨近的地主，成為他們的佃農。
於是在塞維魯王朝及其以後的發展中，租佃的農民，包括佃農和半佃農，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並且人數不斷增加，佔據了羅馬帝國農民總數的一半以上。
伴隨著租佃關係的發展，國家對人口的束縛進一步增強，這主要體現在對佃戶的人身依附關係上。在理論上，地主與佃戶之間是獨立的契約關係，他們之間會簽訂租賃合同。在租賃合同中，會對具體的租佃形式、地租的繳納、租佃土地的數量、地租的租金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
在羅馬帝國初期，自由的佃農一般會與地主簽訂為期
5
年的租佃合同，在租期滿後，佃農可以選擇繼續與地主續訂合同或者更換租地的所有者。
這一時期佃農的選擇權利是很大的。但是隨著元首對國家土地資源控制力度增強，元首對佃戶的人身束縛也進一步增加了。
這種情況經過塞維魯王朝的發展一直持續到羅馬帝國晚期，最終佃戶們逐漸失去人身自由與選擇的權利，他們被固著在土地上，似乎他們就是土地的繼承者，久而久之，大量的勞動力都被束縛在土地之上了。
促進了隸農制的形成
由於租佃關係的不斷強化，大量的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促進了隸農制的形成。隸農起初在公元前
2
世紀出現於羅馬，隸農當時是一種自由的佃農，
主要以租種土地為生，租期5年。
租期滿後可以自由選擇續租或者租種其他地主的土地，人身自由權利比較大，對土地的依附關係沒有固定性，但是由於社會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奴隸勞動在當時是主要的方式，隸農經濟只是一種補充形式，並不處於主導地位。
到羅馬帝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不斷進步，勞動剩餘率也在提升，於是生產的個體化趨勢顯著增強
，這就為分散經營的隸農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於是隸農經濟逐步發展起來。
公元
1
世紀，隸農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科路美拉的《論農業》中有很詳細的記載。科路美拉在《論農業》中敘述到：“地產的主人應該細心的照顧地產上的所有事項，尤其是其中的人。這些人被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奴隸，一類是隸農。
地產上的主人對待隸農的態度應當是寬容的，並且努力協調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科路美拉在《論農業》中對隸農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儘管這一時期奴隸與隸農相提並論，但是這一時期隸農的地位是要高於奴隸，並且隸農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增強。
第二，隸農的人身束縛與之前相比，顯然增強了，他們耕種土地，
繳納地租的同時，也需要承擔其他有關土地上的一切義務。
同時地主對隸農的權利也進一步增加，這一時期已經開始出現被長期固著在土地上的隸農了。
到公元
2
世紀時期，隸農勞動在農業生產中已經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了。到
公元
3
世紀初期，塞維魯王朝時期，由於大地產的不斷髮展發展，對小農經濟的排擠進一步加強了，
於是農民喪失土地的情況進一步加劇，由此更多的破產農民開始加入到隸農的行列中。
同時，由於羅馬帝國後期，釋放奴隸的現象增多，奴隸雖然獲得了釋放，具有了人身自由的權利，但是他們沒有生產資料，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透過依靠租種土地為生，於是被釋奴也加入到了隸農的行列中。
再者，由於塞維魯王朝時期邊疆危機的發生，元首們為了維護邊境的安定，採取各種手段，其中以蠻治蠻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手段。
比如：馬可·奧略留為儘快結束與日耳曼人的戰爭，選擇主動與日耳曼人簽訂合約，允許日耳曼人以“同盟者”身份居住在羅馬帝國境內。
塞維魯王朝統治時期，為彌補兵源不足，也會招募蠻族士兵入伍。
隨著蠻族部落不斷進入羅馬帝國，他們中的許多人為了生存，也開始以租種土地為生。
於是隸農人數不斷增加，經過塞維魯王朝時期的強化，他們作為一個重要的群體逐漸成為主要勞動者，隸農經濟也逐漸由最開始的奴隸制經濟的補充轉變成佔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經濟
形式
。
行省居民的稅收負擔增加
縱觀整個塞維魯王朝的稅收政策可以看出，整個王朝的稅收體系中，除卡拉卡拉在位時期明確頒佈敕令，規定提高遺產稅和釋奴稅的稅率以外，其他增加稅收的方式主要是針對行省居民，佔據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以及對上層階級的罰沒等方式獲取的稅收居多，
在這種稅收體系之下，導致行省居民承受的稅收壓力增加。
從古至今，任何人都不會對賦稅的增加而感到開心，並且隨著時間發展，早晚會超出行省居民的承受範圍，事實證明也是如此，塞維魯王朝結束後這兩項稅收就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
其次，塞維魯王朝時期的派差任務十分繁重，
這一任務被強加給了富裕的階級，富裕階級強迫下層社會進行勞動，由於派差任務繁重，城市精英階級不那麼熱衷於擔任公職、執行派差和公開捐贈。
以小亞細亞為例：從公元220年開始，有記錄的捐贈數量急劇下降。
對公共建築的捐贈是小亞細
亞在公元
1
到
2
世紀最普遍的形式，尤其是整座建築的捐贈，顯然是最昂貴的公共
捐贈形式，但是到公元
3
世紀初，捐贈開始急劇下降。還有一種是金錢或者土地的
捐贈。
在小亞細亞，它們在公元
3
世紀出現了明顯的衰落。地方精英越來越不願擔任公職，也不願將私人財富用於社群利益。對上層階級的壓迫越重，下層階級的狀況也會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最終的結果就是無論哪一階層，除了少數人以外，大多數人的處境都是不好的。
最後，塞維魯王朝時期為增加收入，採取了廣開稅源的舉措。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冠金的徵收，透過收集到的資料表明，王冠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落在中等富裕之人身上，過於頻繁地重複徵收王冠金，就等於沒收他們的大部分資本。
此外，元首們為增加收入，穩定軍隊、獲取軍心，還會透過徵收、抄沒貴族、元老資產等方式獲取收入；同時，元首也會放任軍隊對行省居民進行勒索與掠奪，這種現象在塞維魯王朝時期尤為嚴重，行省居民為對抗賦稅負擔和軍隊的勒索，爆發過多次反抗運動。
結語
總的來說，長此以往的這種對抗，元首對軍隊士兵的縱容，會形成一種惡性的迴圈，導致行省居民賦稅壓力不斷增加，居民生活狀況不斷惡化，反抗運動不斷增加，最終給蠻族勢力的入侵提供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