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民劃界首先維護了旗人的生計，體現清廷民族利益。旗界的設定充分體現清廷對旗人群體的重視，以國力豢養之。

當盛京民人群體不斷髮展，旗民雜處現象嚴重，民人開始侵佔旗人的生產資料，甚至偷盜旗人財產，這引起清朝統治者的不滿與重視。

旗民劃界後，民同時嚴禁土地買賣，對旗地徵以薄稅等措施，都使旗人的生存資料得以儲存，極人霸佔旗人房屋及侵佔旗地的情況大有減少，大保障了旗人的生活。

其次緩解了旗民雜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此時，社會問題主要是土地糾紛和民人偷盜。旗界設定後，民人與旗人所屬土地丈量清楚，並記載入冊，當旗民出現土地糾紛時，官員可根據檔冊記載，有據可查，極大提高了解決土地糾紛問題的效率，也打破旗人與民人企圖靠一面之詞獲利的僥倖心理。

此外，無論是在旗界還是民界內，都加強了基層組織管理，將旗人和民人皆編入各自組織裡，加強了戶籍管理，同時派族長、甲長與村領催、十家長不時對城鄉進行巡查。

不時巡查，對可疑人員進行查問，極大避免偷盜事件的發生，穩定了社會秩序。此外，旗民劃界有利於對滿洲固有文化的保護。

在旗民交往過程中，旗人群體與民

人

群體的融合也不斷深化，滿洲固有的文化逐漸被漢文化影響，甚至出現被漢文化同化的情況，不利於民族文化多樣性傳承。

在清廷採取旗民劃界後，旗人與民人被劃分在不同的區域內，進行生產、生活，並對旗人與民人採取不同的管理措施，這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滿洲文化的同化速度。

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維護滿洲固有文化，保留滿洲民族特色，對維護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具有價值。

但旗界的設定並沒有真正解決旗民雜處帶來的社會問題。根據康熙朝、雍正朝《黑圖檔部來檔》記載，上至康熙七年，下至雍正十三年，康熙旗民案件共計三十三件，雍正朝是十九件，較劃界之前有所減少，但是並沒有真正解決，到雍正後期隨著流民大量冒禁入盛京後，旗界與民界遭到衝擊，社會糾紛又逐漸增多。

並且在審理過程中，城守尉等盛京地方官處理方式並未形成制度化、程式化，時常發生錯誤或偏袒行為，加劇了旗民矛盾，激化了社會問題。

如雍正時期，巴圖請求接種土地一案記載：“楊大系關里民人，租種巴圖地，因雍正四年丈量土地時，將楊大姓名錯寫牌上，掛於地間，丈地大人因將地丈於楊大名下，雍正五年二月內楊大病故，此地巴圖接種等語。”

可見，本來丈量土地是為了釐清界限和土地所屬，而因為案中官員馬虎大意，將租種土地之人當做土地主人寫於牌上，這無疑加劇了土地糾紛和旗民矛盾。

其次，旗界的設定延緩了盛京地區的經濟發展。旗民劃界後，採取地域封禁政策，旗民各自為居，旗人耕種旗界內土地，民人耕種民界內土地，不得侵佔買賣。

看似加強了社會治理，可也束縛了旗人與民人的自由，制約了旗地的發展。流民大多是來自關外的漢民，有著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豐富的務農經驗，但旗界內“向例不準流民耕種”，使旗人喪失學習漢族耕種技術的機會，生產力發展緩慢。

除了土地，關內的生活方式、商業資本、貨幣經濟等因素，對盛京地區的積極影響因旗民劃界而大打折扣，致使盛京旗地生產關係變化緩慢，直至清末才最終完成向關內封建生產關係的轉變。

由此可見，旗界的設定對盛京地區的經濟發展，無疑是一種阻礙。

總而言之，清朝初期盛京地區駐防城恢復與發展，使得盛京地區旗人群體得以穩定；清廷多次招民入關墾荒，使得盛京地區

民人

群體得以形成壯大。

兩大群體在生活生產中，形成了獨自的群體意識，為了各自利益，雜處現象越來越嚴重，於是清廷為了保護旗人生計，開始設定旗民界限。旗民界限是以城守轄界和州縣民界為大格局，在具體地方進行明確劃分。

旗民界限設定後，清廷對旗界和民界採取不同的管理措施。但隨著流民冒禁入關後，旗民雜處現象再一次不可遏制，民典旗地現象時有發生，儘管清廷透過回贖旗地等方式極力維繫旗民界限，保護旗人生計，但效果甚微，旗民界限破壞已成定局。

旗民界限的設定是在特殊情況下，清廷的一種體現民族利益的選擇，這種選擇在實施之初，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效果並不理想，不僅沒能真正解決旗民雜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還延緩了盛京地區的經濟發展。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快來關注冬華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