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似不及歐、虞幸運他在唐代就遭到了非議，李嗣真《書後品》說：“褚氏臨寫右軍，亦為高足，豐豔雕刻，盛為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徐浩《論書》，比歐、虞為翰飛戾天的鷹，比褚、薛為翱翔百步的翬翟，認為二王法度至褚、薛，“自《鄶》不譏矣”。李、徐二人的看法，自有其可成立處，但二人都是以二王法度為評判標準，就不免受到侷限。

縱觀整個書法史，褚遂良對後世的影響，並不在歐、虞之下，連徐浩本人也不能倖免。劉熙載《藝概》就說：“褚河南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事實可以證明褚遂良是一位牢籠百代的書法家，後世楷書無不貫穿有褚法在其中。

褚遂良在楷書創作中，選擇了一條比較便捷的途徑：將用筆化難為易，從而確保了對結體的準確熟練的把握。這就是他能影響後世的原因所在。如前所述，褚遂良用筆難度不大，即便用筆多變化，也不是以追求難度為能事。這樣，就為結體的安頓照應提供了不少便利。這是一種以用筆來遷就結體的書寫技巧，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巧，它既能使書寫較為快捷，又能使結體顯得較為靈動不拘執。

楷書各家自褚遂良始，風格都比較多樣，即與掌握了這種技巧有關。他們既能創作出平正安穩的作品，如褚遂良的《倪寬贊》，顏真卿的《多寶塔》，柳公權的《復東林寺碑》，趙子昂的《妙嚴寺》等，又能創作出欹側多變即似奇反正的作品，如褚遂良的《聖教序》，顏真卿的《勤禮碑》，柳公權的《劉沔碑》，趙子昂的《佑聖觀題名記》等，這說明他們對於結體的把握已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而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則是放棄了對用筆難度的深入追求。

須知用筆是二王法度的精髓，忽略了用筆，也就是違背了“王法”，所以徐浩對褚遂良有“自《鄶》不譏”之評。話又說回來，如果不是褚遂良有違於二王法度，又何來後世異軍突起幾可與王羲之比並得顏真卿？

褚遂良的出現，標誌著楷書創作的似奇反正已成為書法家的一種自覺的藝術追求。從魏晉至虞世南這一段時期，楷書的似奇反正是一種自然形態的東西，說穿了，“奇”的產生，是由於作者對“正”（結體的平正安穩與用筆結體的規範書寫）的把握還不夠熟練的結果，並沒有多少有意為之的成分。

而褚遂良則不同，他由於“功勤精悉”，能熟練地做到“正”，在此基礎上又能熟練地做到“奇”，並且突出了“奇”的作用，這就是張懷瓘《書斷》評褚遂良所說的“真書甚得王羲之媚趣”，“增華綽約”以至於“歐、虞謝之”。歐、虞都在追求平正安穩，尤以歐陽詢追求得厲害，而且達到了目的，而褚遂良則一反歐陽詢之所為，一味的平正已不再是他追求的目標，他追求的是奇變。這又是歐、虞所不及的。但是一分為二地來看褚遂良的奇變有刻意經營的痕跡，缺少平淡天成之趣，所以褚遂良的似奇反正與魏晉至虞世南時期的似奇反正是有質的區別的。後世楷書的似奇反正多與褚遂良情況相似。

書法史上多以“歐虞”並稱或“歐褚”並稱。“歐虞”並稱不難理解，二人生當同時，各有成就，這與詩歌史上“陶謝”並稱，“李杜”並稱之類相似。“歐褚”並稱則是因為二人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有違於二王法度，都能在轉益多師的基礎上自創新格，對後世楷書的影響都側重在技法方面。所不同者，歐陽詢是求其難，褚遂良是求其易；歐陽詢是求其規範，褚遂良是求其變化。相比之下褚遂良的影響更廣泛深入一些。而今天的人們學習楷書，於歐、虞、褚三家都應有所涉獵，懂得了這三家，其餘各家即不在話下矣。

中國曆代名家書法鑑賞：褚遂良書法經典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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