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一位特殊的嘉賓來聊聊“寫作”。

說“特殊”，一個原因，這位嘉賓從事的是能源研究，卻在“寫作”領域聲名鵲起；另一個原因，他研究的是相對枯燥的“公文寫作”，卻幾乎都“暢銷”。

在短影片橫行的時代，“寫作”又意味著什麼？“寫作”本身發生了哪些變化？作為“寫作”的暢銷書作者，又是如何理解“寫作”的？“寫作”對於個人來說，又有哪些價值和意義？

胡森林：著名能源專家，政策學者，寫作名師與暢銷作家。從事企業經營管理、戰略政策研究與黨建文化宣傳等工作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庫理事長，評論人

高明勇：

你剛才提到，寫作作為一種方法。那就目前公文寫作的現狀而言，你如何看待？有什麼可以創新的地方？公文寫作一般都認為是非常嚴肅的寫作，關於公文寫作也出現過不少差錯，可以說是常識性錯誤，並非寫作方法技巧的問題，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胡森林：

你說的這種情況，更多的是態度的問題，也並非只在公文領域才會出現。但這些亂象中所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我覺得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來說，公文是“及物”的，是對現實世界、實際工作、客觀事物的如實反映，這是它與文學最大的不同。運思和寫作是一個主觀思維過程，那麼公文寫作要做的，就是填補主觀與客觀的縫隙，拉近客觀事物與符號編碼之間的鴻溝。如果脫離了對實際情況的觀察、瞭解和研究，一味地琢磨文字，那就本末倒置了，哪怕寫得花團錦簇，也不過是可悲的文字匠。我的體會是，要研究事、不要研究字。這就是古人提倡的“格物致知”。創新是更高階的，迴歸本原也很重要，這其中有大量的空間。

其次來說，公文裡面有很多格式化、模板化、套路化的東西，這也是公文常常被輕視的原因，認為它創造性不夠。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公文是“帶著腳鐐跳舞”，但越是有約束條件，越體現人的創造性。比如古代的律詩，對仗、平仄都很工整，但像杜甫這樣的大詩人，在這樣嚴格約束下依然能寫出那麼偉大的詩篇，體現了人的尊嚴和征服語言的自信。很多流傳至今的傳世名篇，其實原本就是公文。真正的大才，比如曹操、蘇軾、王安石等等，是沒有什麼形式能束縛他們的。

高明勇：

有沒有關注過公文的智慧化寫作的問題？

胡森林：

我覺得隨著技術的發展，類似格式這樣重複簡單、低層次的勞動會逐漸被機器所取代，但公文裡面有大量與思想、情感、價值、判斷相關的內容，這是機器無法做到也取代不了的。但是公文寫作者依賴簡單的模板和套路，複製黏貼，堆砌辭藻，而不去探究更深層的東西，那就與機器無異了。所以說，不怕機器像人一樣思考，就怕人像機器一樣思考。

我曾經寫過一篇序言《假如有一天人工智慧學會了寫公文》，就是預料到了這種前景，對公文寫作者發出的提醒。如果我們變得懶於深度思考、懶於自我反思，放棄了發掘潛能和心智成長的努力，讓自己的智慧不斷退化，那我們真的將一天天被人工智慧所超越。我寫作的公文類書籍，共同點就是試圖擺脫慣性思維下“格式化”“模板化”和“套路化”的窠臼，突破傳統的理論視角，拓展公文寫作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那麼我相信，即使是人工智慧時代完全來臨，它們依然是不會被取代的。

高明勇：

說了這麼多，我想知道，寫作對你意味著什麼？它對你有多重要？

胡森林：

我更年輕時曾經以寫作為使命，信奉“書生報國無長物，唯有手中筆如刀”。讀研究生時因為一些思想的觸動，我確立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排序，依次是做事、思考、讀書和寫作。

做事是第一位的。張謇有言：“天生之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朽。”人生天地間，應該要做一些於社會、於他人有意義的事情。而且只有把事情幹明白，經歷一些事，折騰過、被摔打過，才能寫出一點扎實的、有價值的東西。如果一開始就以寫作為目的，會缺少足夠的滋養。

其次是要多思考，想清楚自己來到世上為了什麼，要幹什麼，瞭解這個世界，瞭解社會，也瞭解他人，最重要的是讓自己活得更明白一點。

然後是讀書。書有未曾經我讀，前人已經創造了豐厚的知識成果，自己沒讀過幾本書，卻不知天高地厚要去寫，結果可能是步人後塵、拾人牙慧，弄出一堆災梨禍棗，既浪費自己的人生，也於世無益。

我這樣說你就知道了，寫作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非此不可的。

高明勇：

這樣的排序，倒是出乎意料。不瞞你說，我現在對價值排序的問題也很重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排序？

胡森林：

按照這樣的價值排序，寫作就是人生追求的自然結果和副產品。這些年我之所以在寫作這件事上耗時甚多，其實也不是我的主動選擇，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宿命。人生總是不乏事與願違的經歷，比如20多年前我剛進入媒體行業時，最想做的是時政和經濟，但領導一看我的簡歷，說你發表過這麼多文學作品和搖滾評論，那應該去搞文體新聞啊。後來進入企業，本意是要做實業，卻又幹上了文字活。好在我不管幹什麼，都還算努力和用心，最終都還有收穫。

其實說出來很難讓人相信，我是一個寫作心理障礙者。當然一般的寫作不會給我帶來困擾，但具有挑戰的、自己看重的東西，寫起來就是一場災難，拖延、遲疑、拿起又放下，像在一片沼澤上行走，充滿了艱難和煎熬。在寫作這條路上，我的挫敗感遠遠多於成功的喜悅。大多數情況下，我只能有感而發，而無法穩定地輸出。之所以有時還是會投入做這件事，往往是因為有話想說，也因為這是自己已經習慣的一種觀察、思考和表達的方式，而且也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

我們相信確實有天賦異稟的作家，如蘇東坡那樣“如萬斛泉湧”，但我也體會到，所有好的東西，都是心血餵養出來的。所以大家身邊有認真寫東西的人，一定要對他好一點。

高明勇：

那麼你認為，寫作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是一種思考和表達的方式，一個文字輸出的過程，還是別的什麼？

胡森林：

我越來越不願意給寫作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把它窄化為最後輸出文字的那個瞬間。我試著談下我的理解，寫作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貫穿在人的閱讀、思考、交流、表達當中的思維和行為模式。

那麼相應的，寫作能力是掌握、瞭解寫作通則，在不同場景下，根據具體目的有效運用的能力。

如何學習寫作呢？就是透過領悟、總結和轉化，把握寫作中的深層規律、實用方法和默會知識，並刻意練習，找到適合自身的切實可行的提升途徑。

寫作作為一種方法，這句話的第二個含義就是說，寫作中的很多方法和經驗是可以在不同的場景中遷移和運用的，所以它也可以作為我們人生工具箱中的一樣重要方法工具，幫助我們來更好地認識和觀察事物，更好地與人溝通，更好地表達內心想法。不見得非要在電腦上或者紙上才能寫作，我說話也是寫作，開會發言也是寫作，這樣與你深層次的交流，何嘗不是寫作呢？我的很多想法和觀點，就是在與人交流中被激發出來的。

高明勇：

某種意義上說，由於自媒體的發展，現在似乎也是一個寫作大繁榮的時期，你怎麼看社會整體上的寫作狀況？

胡森林：

從公文寫作出發，我又陸續寫過《新媒體寫作》《職場寫作的30個場景》《寫作通識課》，也對社會寫作生態做過一些觀察。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媒體增多帶來的數量增長，並不能說明社會寫作能力的提升。而閱讀量的多少，更無法完全與一篇文章的好壞劃等號。

很多出版社找我，希望繼續出寫作類的書，但我更想寫一點純文學的東西，而這些恰好是讀者稀少的，出版社也很為難。另一方面，寫作者的環境也在變差，處處充滿陷阱，我不寫公號，以前會經常在朋友圈興之所至寫一點評論隨感，因為無拘無束，反而放得開，更自然。突然有一天，我沒有了傾訴慾望。我想逐漸沉澱，寫一點能留下來的，哪怕願意看的人很少。陶淵明、杜甫，他們的高度都是後世才認識到的。我不企望這樣的高度，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些抵禦浮躁的力量。

高明勇：

這是對個人來說，社會層面呢？

胡森林：

對於社會大眾而言，具備一定的寫作通識能力是必要的。不管哪個行業，從事什麼工作，都需要基本寫作能力。我們的教育體系中，一直缺乏正確的寫作教育方法，也缺乏足夠訓練，導致社會整體寫作能力不足。網路上之所以有那麼多的噴子、鍵盤俠，其實也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因為很多人從來就沒有學會正確認識和思考問題，有邏輯地表達和說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能力是社會系統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社會整體理性思維和公共表達能力密切相關。這是“寫作作為一種方法”第三個含義，寫作也能成為社會的建設性力量，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法路徑。

高明勇：

如果讓你對有志於寫作者提一個忠告，你會說什麼？

胡森林：

談不上忠告，提點建議吧。我覺得對一個寫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誠實，直面真實的想法，袒露自己的內心，用文字表達真情實感。這個看起來簡單，也是老生常談，但要做到並不容易，因為它要克服世俗的種種阻礙，克服自己的虛榮、軟弱以及不願承認的種種弱點，但這是通往一個真正寫作者的必經之路。寫作的人也不必然具有道德和智識上的優越感，相反要更慎重，對自己更苛刻，因為一個作品能打動別人的前提是，寫作者先療愈和救贖自己。

在寫作技法上，我覺得可以學習西方語言表達的邏輯性，這是我們從小教育中所缺乏的，同時借鑑中國古文的簡潔，培養自己的語感。古人因為工具不便利，寫字不容易，所以文字非常簡潔，有力量。具體來說，多用名詞、動詞，少用形容詞。古人寫詩，“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你看只用名詞，就很有表現力，很有意境。用簡潔、明快的短句，少用複雜的長句，注意句子和意思表達的邏輯性，同時記得把多餘的“的”字全部去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