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牛汝辰

晉文化特色鮮明，突出表現在中原華夏文化與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兼收幷蓄、相容幷包的博大胸襟和商儒並重的晉商文化。晉商文化主要包括以下精髓：

一是商不廢儒的儒商精神

晉商雖多出身貧賤，但是一旦解決了生存、生活問題，無不在後輩乃至宗族子弟的教育上投入大量金錢物力，在“商不廢儒”的同時，又出於務實的傳統不讓“功名”羈絆住他們逐浪商海的步伐。晉商眼裡的所謂“儒商”精神，在於經商者不僅應熟讀儒家經典，更重要的是以儒家學子恪守的信條作為道德修養的根本。

二是敬業進取的開拓精神

敬業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執事敬”、“修己以敬”，一生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晉商始終把商業作為一項崇高的事業來對待，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堂堂正正，不卑不亢。山西商人常以子貢為榜樣，從不存在儒尊賈卑的看法。

三是重義尚德的義利觀念

信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為人修身、處事的行為準則。義利之辯，古已有之，孟子曰：“義，人之正道也。”《左傳》中說：“義，利之本也；利，義之和也。”晉商相信，商業道德上以信意為重，方可成就誠賈本色。晉商在從明至清的數百年中，始終倡導誠信篤實，重義尚德信條。

晉商祭祀的物件主要是關公，一是因為關公是山西人，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關公一生身體力行“忠義”二字。“信意為上，利從義來”，是晉商從幾千年中華傳統文化中得到的最有價值的傳家寶，也是關羽所代表的精神，所以晉商膜拜關羽，奉他為精神領袖。

1。民族融合的雙重性格

“太原”，本意為廣闊的平原，泛指汾河流域的平原地帶。秦國時設定太原郡，之後才作為一個行政區域名稱固定下來。傳說太原一帶曾是堯帝子孫的封地唐國的所在。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姬虞於此，人稱唐叔虞。到了唐叔虞兒子這一代，唐改國號為晉，中心區域在今山西南部的翼城縣一帶，直到公元前6世紀初，晉國的勢力才擴充套件到今太原一帶。

顯然，山西作為一個行政區域，其最初功能，就包括守護京城，因此就是京城的屏障。因為長期屬於統一的中央王朝的核心成分，三晉文化的主流脈絡與中原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但三晉之地所接觸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發展總體落後於中原，山西文化的相容幷蓄，使之總會因為這些落後文化的中和而整體上滯後於中原文化的發展；加之山西地理環境的制約，交通不便，使得山西文化歷來呈現為開放進取和中庸保守這一矛盾融合的特點，從而影響了山西人的性格。

三晉地處華北，歷來與北方遊牧民族為鄰，北部地區曾經幾次歷經遊牧區和農耕區的變化，北方強盛的遊牧民族常常透過這裡與中原地區保持著不同形式的聯絡，中原文化與北方遊牧民族文化在這裡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晉文化的一些特質。

三晉地區在中原華夏民族文化與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起著熔爐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晉文化就是這種融合的結晶。一方面，在長期文化融合過程中，促進了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提高，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華夏文化遠播北方，使遠民思歸，為祖國北方遼闊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三晉人民也從民族文化交流中學到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如長期受北方少數民族尚武精神的影響而形成“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隋書·地理志》）的人文特點，遊牧民族的騎射技術就是經三晉而傳遍全國的。

北方少數民族慷慨高歌的傳統，也對山西地方戲曲的特色產生巨大影響，他們中的著名詩人，如元好問、薩都剌，也為中國文學的寶庫增添了光彩。山西人的性格具有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的雙重性，這種雙重性在歷代文人及其作品中又外化為豪爽開朗與細緻入微的雙重性，其中外向開拓的一面又突出表現為堅忍不拔的創業能力和海納百川的融合能力。

2。相容幷蓄的三教合一

三晉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地處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帶，不僅積澱了豐富而深厚的文化素養，而且又長期保持著經濟的領先地位。這使它能夠以黃土大地般渾厚而廣闊的襟懷，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並逐漸吸收、融合，從而又進一步促進了三晉地區文化的發展。由此也就形成了兼收幷蓄、相容幷包的文化特色。

這種特色一是表現為各種思想、文化並存。三晉地區先後有許多民族入居，都曾把本民族的文化帶來，形成各民族文化並存的局面；先秦時期三晉地區還出現了法家、縱橫家、名家思想並存；長期以來還有儒、佛、道文化的並存。

二是表現為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影響、吸收、融合。反映在宗教文化上，則是三教合一、三教同奉的傾向。五臺山一些寺廟裡的雕塑、壁畫的人物故事圖案中，往往雜有儒、釋、道三教的內容。民間還常常同時供奉著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三尊神像。三教合一的思想還集中體現在對關羽和呂洞賓的傳說、信仰之中。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立即引起了中國人的一陣躁動，知識分子忙於鑽研佛教的精髓，並且力圖把這種外來的文化與中國傳統的儒、道學說糅合起來，製造出適合中國需要的儒、佛、道三結合的新學說。統治階級則只知佛教有用，不解其所內涵，於是大興土木，建造寺廟，以示尊崇。老百姓則既不能闡經釋義，又無力建廟，於是有一部分人削髮為僧，鑽進深山，端坐經堂，唸經修行。隨著歲月的流逝，一代代名僧法師在那晨鐘暮鼓聲中去了西方極樂淨土，唯有那名山古剎、石窟雕刻依舊莊嚴肅穆、巍然屹立，成為宗教文化的一座座豐碑。在黃土高原文化，既有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臺山，又聳立著著名的雲岡石窟。

3。商儒並重的晉商文化

晉商興起絕非偶然，是與山西的地理環境、經濟地位、歷史條件密不可分的。一則三晉地區的農業經濟有著悠久的歷史，長期以來是京師的糧食供應基地，同時，擁有豐富的鹽、鐵、煤等資源，誠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河東殷實，京邑所資。”

二則三晉大地自古臨近京師，是歷代王朝所依的軍事重鎮；其交通便利，也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三則山西北部臨近北方遊牧區，使之成為中原物資與北方遊牧區物資交流的通道。

四則山西人口稠密，有大量剩餘勞動力。“晉俗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於耕地。”（《五臺新志》）上述種種得天獨厚的條件，造成了古代三晉商業經濟的興盛與繁榮。

到了明代，在明政府實行的“開中鹽法”的推動下，晉商便在封建社會晚期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環境下，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明代時，晉商活動範圍已經“半天下”，到了清代，就是“足跡遍天下”了。晉商是明清時期人數眾多、勢力最大的一個商業集團，經商活動遍及全國，而且還把勢力範圍發展到俄國、日本和東南亞地區。

晉商的經營範圍已經形成，初期以鹽、糧為主，後來布、綢也成為主要經營的商品。到了清代，經營的商品日益增多，明朝末年，晉商已經成為雄踞海內的最大商幫，至清代進入鼎盛時期，一些大商號憑藉雄厚的資本和遍及各地的分號，轉為經營金融匯兌業務，辦起了票號，成為全國金融界之牛耳。不僅壟斷了全國的匯兌業務，而且在日本、俄國、新加坡等地都設有分號。這種鼎盛局面一直延續到清末，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壓榨，晉商逐漸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