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若是從初唐到盛唐看下來，又會發現這個朝代賴以成立的兩項原則，也在盛唐時期遭到了破壞，埋下了中唐動亂衰微的遠因。

第一項是看重文治的原則，逆轉了原本北朝對於武力的強調。不再維持那麼龐大的武力，也就不會輕易發動戰爭，軍事活動的頻率大幅下降。然而，這種態度久了之後就造成了軍事制度的弛廢敗壞。

第二項是“重西北輕東北”的原則。在這點上，唐朝和之前的隋朝在態度上恰好相反。最容易看清楚的就是看府兵的分佈。高祖武德年間，全唐境內一共設立了353個開府，其中有92個在關中地區。到了太宗時期，636年，其他地方大致維持260個開府，關中地區卻大幅膨脹到372個開府！整個府兵制的重點全都放到關隴地區了。

這樣的變化，根本道理在於兵農合一，有農就有兵，有農才有兵，所以人愈多、農業愈發達、經濟愈繁榮的地方，就有愈多開府，集中了愈多兵力。但久而久之，也就有了大問題。開府都在人口密集之處，這些地方之所以人口密集，就是因為安定，不會有動亂！會產生危險、需要採取軍事行動的，多半在邊鎮，但一來那裡沒有那麼多開府，二來有問題時很難動員富庶地區的開府兵力遠赴邊鎮。

在這裡有了根本破壞府兵制的因素。開府的地方無用武之需，反過來有用兵需要的地方沒有開府沒有兵。要怎麼辦？非用兵不可來防衛和平亂時，就只好打破兵農合一的理想，轉而募兵。有鑑於隋煬帝將百姓動員到邊境當兵打仗帶來的嚴重政治後果，唐朝在沒有開府可用之處，就傾向於花錢僱人。剛開始承襲租庸調中“庸”的精神，不能或不適合服勞役時就出錢僱人代役，但逐漸地在盛唐後期就形成了外於府兵制的募兵制。府兵和均田互相聯結，原本是唐朝繁榮的制度基礎，如此就愈來愈無法維繫了。

均田也面臨難以逃脫的破壞力量，那就是承平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從唐朝以降，我們會一再看到中國農業結構造成的兩難。人少了不行，缺乏足夠的生產勞動力；人多了也不行，會造成缺乏足夠可耕土地的問題。盛唐的沒落，正因為盛唐之“盛”，社會安定繁榮，人口快速增長，導致均田無法維持了。均田要能運作，必須有田可授，也就是土地比人多。正常狀態下，土地增加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只有在戰亂或荒年，人大量離開了土地，才會有無主土地空出來。唐朝藉以解決戰亂生產不足問題的均田制到了繁榮年代就壞了。

田太少，有資格接受授田的人太多，造成了兩個麻煩、嚴重的現象。一個是控制授田的人可以上下其手，決定給誰和不給誰，使得均田制原本的公平精神被破壞殆盡。連帶的另一個現象是提升了官吏的權力與地位。不論是什麼來源得到稀少的五塊田，卻可能有五十個人等著授田，於是地方官的決定權就很大，其主觀任意空間也隨而增大。這個現象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中唐以後地方官的腐化。

從“貞觀之治”變化為中唐的官箴敗壞，不完全是朝廷在挑選地方官時不再那麼用心、謹慎，還有源自均田制變質而來的結構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