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非常能幹的君主（如埃諾的威廉一世、弗朗德勒的路易·德·馬爾、布拉邦特的約翰三世）很想能夠做到勃艮第公爵們那樣，把自己的疆土擴張得很廣，把國內社會勢力壓制得緊緊的。
為什麼在這些方面勃艮第公爵們取得成功，而那些君主卻失敗了呢？是不是因為公爵們擁有像勃艮第那樣一種力量，它雖然和尼德蘭受到同樣的衝擊，卻不是和尼德蘭同時作出反應，因而正當尼德蘭陷入危機的時候，這種力量適足給公爵們帶來援助呢？
公爵們之所以成功，是不是因為他們得到了法國王朝或者一個法國大黨派支援的緣故呢？這種推測實在太容易，殊不知這一切所謂優勢在當時都成為負擔。如何在勃艮第維持公爵政權還是個問題，頭幾位公爵又因為執行了“法蘭西”政策而往往偏離了向“尼德蘭”進發的目標，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
上面提出的問題，大概要在當時經濟的變革中、在由這種經濟變革所決定的並足以促進政治運動的社會反響中，去尋求答案。說實在的，要發現阻礙著十四世紀最能幹的君主們進行領土擴張的勢力是什麼，那是再也容易不過了：這種勢力就是大城市。
眾所周知，尼德蘭，尤其是弗朗德勒、布拉邦特和列日，曾經是都市生活興旺發達的地區。這些城市在當時來說規模很大，它們形成巨大的工業整體，各自構成驚人的政治勢力，把公國最大部分的統治權吸引到自己身邊。
換言之，君主們非但不能專注於實現領土擴張計劃，還得保留一大部分精力來維護自身的權力。可是，若干因素即將出現，它們在改變一般經濟狀況的同時，也將移動政治勢力的重心。第一個因素是戰爭。當然，戰爭可說是中世紀的風土病，但是隨著“蠻勇者”查理的出現，自1471年起，似乎增加了一個新的、“近代化的”內容，這就是曠日持久的戰爭，它徹底地破壞了鄉村地區，造成了長期的衰敗。
其次，十五世紀幾乎不斷出現傳染病、饑饉、鼠疫。單從這些災疫反映到經濟中的情況來看，市場規模發生了突變，接著就是長期的市場萎縮，因為得瘟疫而死的畢竟總是原來的消費者。然而，最根本的變化，還是幾個世紀以來造成大城市力量和財富的古老毛織工業所遭到的破產。眾所周知，十二、十三及十四世紀，大城市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達到了頂峰，這些城市幾乎都是毛織業城市，還有一些冶金工業發達的城市，馬斯河流域更是如此。在這些城市，“名門望族”或貴族起初居於統治地位。
從1300年左右起，“手工業”也組織起來了，逐漸排擠了名門望族，但是它們自己後來也變成了享有特權的團體。十三世紀末葉以後，大型毛織業顯著衰退，這對於分散在小城鎮和鄉村的、而不是集中在古老的大城市裡的輕紡毛織業頗為有利。在整個十四世紀，老式毛織業的衰微有如江河日下；到了十五世紀，衰微的程度非常之高。
這帶來什麼後果呢？有許多市場從前以出售弗朗德勒毛織品為主，現在大量傾銷英國呢絨。於是，靠毛織業謀生的工人因失業而感到苦惱；然後，他們不得不離開多少享有保障的行會系統去壯大“零雜工”的隊伍，從而永久加入了社會叛亂的黨派。這種社會的和心理的演變，由於傳染病造成了經濟突變而有所加強；這說明了除毛織業之外的其他部門，社會的不安狀態加劇了。於是，出現了第一批“幫工會”。這更加證明了，從此以後手工業界內部分成社會階層已成定局。
社會地位上升的神話不再應驗了：“師傅”的隊伍緊縮了，一個普通“幫工”再也沒有很多機會升到師傅的地位了。毛織業衰退還有另一個後果：在海外強大貿易方面，其基本因素之一的返航貨運失調了。英國與尼德蘭之間存在著一種經濟關係，可用下列簡括的話來說明：“向英國出口毛織品，把英國羊毛運回尼德蘭；向中歐出口毛織品，換回該地區的產品（酒、五金）。”後來，這些交換遭到了凍結，因為弗朗德勒毛織品的出口和英國羊毛的進口告終了。於是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歐洲大陸大批進口英國毛織品，而中歐的產品酒和五金仍保持原狀。英國的呢絨和中歐的產品勢必進行交換，問題就在於這二者之間的接觸點在哪裡。
人們知道，布魯日曾經是中古時代赫赫有名的貿易中心。但是布魯日的商業繁榮是和弗朗德勒呢絨跟英國羊毛之間的交易密不可分的。既然英國羊毛運不進來了，布魯日便失去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王牌。因為，只要弗朗德勒生產的呢絨構成國際經濟生活中頭等重要的因素，弗朗德勒伯爵們和弗朗德勒諸城市就掌握了施加壓力的強大手段，去迫使外國商賈把布魯日作為貿易中心。弗朗德勒伯爵們和弗朗德勒諸城市歷來使用這種手段，因為在弗朗德勒領土上保持這個貿易大中心，自然對自己有利。
但是到了十五世紀，施加壓力的手段和伯爵一味支援布魯日利益的興趣全然消失。於是，這就產生了物質現實的無情壓力：在十五世紀最後二三十年的漫長戰爭歲月裡，布魯日港淤塞了，加之海盜出沒，通往港口的道路被視為畏途。
其次，在新的經濟環境中，布魯日具有一種嚴重的不利之處：作為毛織業世界主要中心之一的弗朗德勒，不大願意讓英國呢絨進口。因此，英國這宗重要的出口品就要在歐洲大陸上另找一個同時可以作為分銷中心的卸貨港口，這就找到了安特衛普。原因是安特衛普位於歐洲大陸更東北，具有幾個優點：這兒的航運受到海盜襲擊的危險比較少；尤其是安特衛普完全和布魯日一樣，位於通往中歐的大陸要道上，而英國人正是要向中歐銷售他們的呢絨。
因此，從1450年左右起，英國呢絨商人就習慣到安特衛普去，而德國商人則從相反的方向前來與之會晤。德國商人想採購英國呢絨轉銷國內，同時又想在此躉賣德國的銅。安特衛普因而成了兩股相輔相成的貿易潮流匯合的中心。這兒很快就出現了第三股潮流：當時，葡萄牙人發現通往香料之國的大道，他們以金屬品作為交換物向本地人購買香料，而這種金屬品正是德國人在安特衛普出售的。
所以，南方商人為什麼也到這個成了香料運銷的大中心的城市裡來落腳，就很清楚了。大城市裡的大型毛織業已經凋敝，一種新型的毛織業則正在發展，這種毛織業主要是用西班牙羊毛加工織成輕薄的料子，這種料子不是供應給富人，而是供應給生活水平稍有提高的廣大居民階層。大型經濟企業的收入從此不再受到毛織業大城市或大貿易場所的壟斷了，因為工業分佈在小城鎮和鄉村地區，為數可觀的一批生產者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成為新的消費群眾。這種情況由於麻織工業的飛躍發展而進一步穩定。人們本可據此斷定農民的生活狀況有所改善；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合乎事實的。由於農業歉收，由於傳染病引起了急遽的價格波動，更由於十五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間軍隊調動頻繁而造成嚴重的兵燹之害，所以因工業佈局分散而獲致生活改善的效果，為之抵銷。從1477年起，出現了這樣的奇怪現象：農民拋棄了田間的莊稼。顯而易見，農民們飽受戰亂之害，繳不起租稅，更嚴重的是還不起債。
直到那時為止，農村仍處於實物經濟狀態，生活尚有餘裕，金錢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看來正是由於工業分佈到鄉村地區，農民才進入貨幣經濟階段。這末一來對他們產生了極壞的後果：連年兵燹使他們無法清償債務，他們的產業要麼被債主侵吞，要麼被那些失去繼續經營手段的佃農或小土地私有者自動拋棄。在後一種情況下，土地就落到了領主手中，而農民則加入了城市貧民的隊伍，以整個單位或全家去壯大準備造反的“餓死鬼”的階級。
以上事實足以說明強大的社會勢力之間的均衡有所變動，只有承認這種均衡的變動才能理解勃艮第王朝的奇蹟。十五世紀的標誌，是經濟和社會重心的大移動，主要是工業從大城市向小城鎮和鄉村轉移，動產和地產都集中到比先前更少的人手中，結果是一方面富者越來越富，另一方面為數更多的群眾益發無產階級化。
還有一個結果，是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更明顯地互相對立，因而－回到勃艮第公爵們的活動機會這個問題上來說－給君主們提供了更大的運用策略的機會。我們僅從三個方面來談。首先，勃艮第公爵們主要依靠貴族，即依靠地產佔有者；而對這些人來說，在他們靠剝削農民發財致富時，趨附於一個“強大的”政權是對他們異常有利的事。其次，由於有一個鬥志越來越旺盛的城市無產階級的存在，公爵們就得到了城市富裕階級的支援。最後，以城市為一方，以小城鎮和鄉村為另一方的相互對立（大城市要儲存自己的工業，特別是毛織工業），使公爵可以依靠小城鎮和鄉村去對付那個一向是君主政權的敵人一一大城市。
尼德蘭十六世紀的標誌，是經濟上起了強烈的變化；這種經濟躍進似乎由新型的商人體現出來，景象至為可觀，既表現了新的精神狀態，也表現了貿易額中新的尺度。所有這一切，主要和兩個核心有關：一個是安特衛普城，它成了世界經濟的樞紐；另一個是列日公國，尤其是列日市，它成了世界工業重心之一，鋼鐵工業、採煤工業、化學工業，令人奇怪的是甚至紡織工業，都有高度的發展。
讓我們列舉兩三個這種新型的商人。在安特衛普，有一個名叫加斯帕爾·杜契的義大利人，在操縱金融市場方面作出了範例，一手製造支付手段奇多奇缺的現象。在安特衛普還有一個名叫吉爾貝特·範·朔訥貝克的人，從事不動產的巨大投機活動，劃定街區，挖掘渠道，建立新市區，私人開辦磚瓦廠，建立整個水利系統，以便把水引到安特衛普來。而他仍然把大批給養出售給西班牙軍隊。
在列日，庫齊烏斯利用列日公國的中立地位，把自己製造的大量軍火賣給敵軍（主要是賣給西班牙軍隊）。他以自己煤礦裡開採出來的煤炭代替木材，用來製造硝石。最引人注目的是企業的規模。至少從最上層的企業來看，經濟生活在比以前大得多的範圍內組織起來了，而且和幅員更廣大的邦國有明顯的聯絡。的確，在規模最大的經濟活動之中，要提一下給哈布斯堡王國的貸款，而貸款是君主們“重大”政策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款子是從安特衛普籌集的。由此產生了十分強大的金融勢力，它必然和君主有密切的經濟關係。
到了十六世紀，大金融家在尼德蘭歷史上第一次在各個方面成功地與上層土地貴族競雄。在這種具有新規模的經濟關係中，大型貿易自然得到了新飛躍，而歸根結底總是安特衛普市場佔了便宜。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及呢絨、銅和胡椒這三種商品的匯流問題。再舉一個例子，明礬是毛織工業不可缺少的一種原料，1462年在教皇所轄各邦發現了巨大的明礬礦藏，自1491年起就在安特衛普銷售明礬了。從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八世紀中葉，金融和商業有巨大的發展，因而工業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原因是物價不斷上漲。
眾所周知，物價上漲是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理由很簡單：工資固然隨著物價的上漲而有所提高，但工資的提高總是稍遲一步的。對於企業家來說，這種時間上的距離就表現為增長出來的餘利，它激勵企業家去擴大生產。
因此，長期的物價上漲對經濟是有好處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經常的物價上漲呢？人們長期來都歸咎於“新大陸”金銀的流入。這當然是通貨膨脹的一個原因。但是，似乎在美洲金銀湧入之前，物價上漲的現象就已經存在了，其根源看來應當到十五世紀所發生的現象中去找。上一章提過，就在十五世紀，鄉村中還普遍佔優勢地位的實物經濟終於讓位給貨幣經濟；因此，貨幣流通比以前快得多，從而產生了與增加貨幣發行額相同的效果。
說到業，它自然隨著商業及金融業的發展而發展，這種發展從各個方面顯示出來：新技術出現了，這是當然的事；而且企業的金融結構也起了變化，這種變化自然與支付手段新近膨脹有關，與強大的資本勢力的產生有關，也與上面提及的企業家的新的精神狀態有關。就舉冶金工業來說吧。列日公國的冶金工業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以其銅產品而聞名於世。然而，從十五世紀末葉起，人們採用了新技術：高爐代替了低爐，可以熔鍊更堅硬的礦物；比以前更重的鍛錘開始應用；有了鼓風爐，可以生產鑄鐵。
所有這一切，與水利動力的應用密切相關，構成了所謂“瓦隆法”，大規模地運用於列日公國、那慕爾區和盧森堡南部，把這一帶地方變成了也許是歐洲主要的冶金業中心，不管是在生產炮彈方面還是在生產鐵釘方面都如此。其次，瓦隆的專家被聘請到歐洲各地去傳授技術。不過，很顯然，採用這些技術就必須使企業的規模得到一定程度的擴大，因而就要投入資本。資本是能夠籌措得起來的，握有資本的人也願意投資。這些人與其說是企業家，還不如說是金融家，他們往往把資本投到同一型別的若干企業中去。
在另外情況下，他們同時把資本投入礦山和熔鍊礦物的冶鐵廠去，從而建成整套的企業。在埃諾和列日公國，採煤工業也是在十六世紀開始發展的。當然，煤礦開發老早就有了，但是以往只是農民們從事表層開採的一種副業而已。
到了十六世紀，對煤的需求量更大了，必須向更深的地層挖掘，於是立刻面臨著礦井排水和抽水的技術問題。這就要求有更完善的裝置，因而要有資金。在這方面，依然是資本家逐漸取代了小工匠。在十六世紀中葉，列日公國原煤的年產量估計是五萬噸，生鐵年產量一千噸。談到紡織工業，也有很大的改變。老式的城市毛織業不斷地萎縮，讓位給鄉村地區的輕紡毛織業，這種輕紡毛織業構成了十六世紀經濟特有的一個方面。毛織工業後來被戰爭摧毀了，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它終於在韋斯德爾地區重新興起，這可以說明為何今天比利時毛紡工業唯一重要的中心是維爾維埃。毛織業消失了，麻織工業則有所發展，成為農村生活中一個基本的要素，在弗朗德勒尤其如此。麻織工業實際上成了一種輔助工業，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一大部分農村人口還從事麻織業。這門工業自然受到大商家的控制，他們或者在市場上購買絕大部分產品，或者向農民提供原料進行加工，再取回成品，因此農民們實際上成為他們的僱傭勞動者。
這些麻織品往往出口，特別向西班牙出口，再由西班牙運銷美洲。還必須提一下，若干新工業都在發展，例如化學工業，尤其是硝石、火藥、硫磺、硫酸等製造業。奢侈品工業（往往由義大利人興辦）也傳進來了，有玻璃製造業、絲織業、製糖業、金剛石雕琢業。
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大部分人口一向以務農為生。那麼農業方面的情況怎樣呢？人們可以看出農業方面有某種進步的跡象：特別在弗朗德勒，出現了套種作物，也就是說把蝶形花類植物（苜蓿和蘿蔔）種在休耕地裡。這種飼料可以在冬季餵養家畜，家畜的糞肥又能用來增加農作物的收成。因此，一種新的農業週期逐漸代替了老式的三年輪種制（即第一年種冬小麥，第二年種春小麥，第三年休耕）。
換而言之，農業產量增加了。其次，就在這個時代，人們經營荒地，把荒地曬乾或開墾出來，要不然就象在肯彭那樣種上樅樹。區域性地區，特別是埃弗地區，農耕讓位給畜牧業。人們可能認為，物價的普遍上漲對於出售穀物的農民有利，其實不然。實際上，是那些資本家兼投機商在囤積穀物，使谷價不時暴漲，他們還一再設法抬高市價，從中牟利。事實上，農民的生活狀況雖沒有惡化，卻也不見得有明顯的改善。理由如上所述，搞副業成了農村生活的一個基本特徵。
在城市裡，勞動在原則上是由行會制度管理的。從本質上說，行會制度看來包含了某種直線提升的可能性，學徒可以升為幫工，幫工可以升為“師傅”。由於新型資本主義與舊式行會組織發生新舊交接，不僅引起了涉及到幫工的變化，甚至還引起了涉及到一部分“師傅”的變化。師傅們為了謀求實利，成為掌管一個小企業的工頭，而這個小企業實際上是由資本家操縱的。
由此而出現了可以稱之為“抵制”的現象：“師傅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地位不受“工匠們”的侵犯，定下了取得師傅資格必須具備的金融條件和法律條件，這樣一來，通常只有師傅的兒子方能當師傅。在下面一級，“幫工”則以嚴格限制新“幫工”人數這個辦法竭力把行會的門“堵住”。因為幫工無論如何畢竟享有某種壟斷工作的權利，並想保持這種權利。因此，在行會之外還有一大群“自由”的勞動者，即無保障的勞動者，因而也就是貧困的勞動者。故而人們可以理解到，在這些城市就像在農村一樣，存在著具有爆炸力的龐大後備軍：行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嫉妒資本主義大企業主；幫工反對壟斷當“師傅”的權利；被排擠在行會圈子之外的貧苦群眾則起來反對把持行會。
總而言之，窮困的人佔大多數。“貧窮”是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大問題之一，例如，布拉邦特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官方確認的窮人。行政當局懾於這批群眾會造成社會禍患，試圖組織賑濟，但不能拔除禍根。無疑地，十六世紀社會經濟演變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恰恰就表現在：一方面是為數有限的豪門鉅富的壯大，另一方面是勞苦大眾隊伍的巨大增長。真的，這兩個社會集團從此再也不會消逝了，儘管十六世紀巨大的金融財富由於聯姻和封爵的緣故很快就要轉入貴族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