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起軍國主義，我想大部分軍事歷史愛好者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國家便是德國，軍國主義是近代德國一個繞不過的標籤。可以說，如果說近代德國是一隻黑色的俊鷹，那軍國主義便是它身上最懾人心目的眼珠，對於一個領土面積人口規模都不小的國家來說打上這樣的烙印並不簡單，這背後需要一系列穩定且廣泛的文化傳統以及遍佈整個社會的組織機構，而這套組織機構在經歷拿破崙戰爭、一戰、二戰等戰爭的磨練後成為了軍事戰爭藝術與戰爭社會動員的優秀模板，吸引了日本、前蘇聯乃至於歐洲傳統強國英法的學習與借鑑，至今仍是現代國家建立國家動員制度以及軍隊參謀決策組織的合理參照。而坐落於這套系統頂端的
總參謀部（Groer Generalstab
）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
（一）總參謀部組織的緣起
作為近代德國的前身普魯士王國是我們繞不過去的一關，總參謀部組織上的建立便出自於普魯士王國。其前身勃蘭登堡選帝侯國在1
5
世紀中葉實際上是神聖羅馬帝國境內較大的普通諸侯國之一。領內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大量地區被難以開發的森林覆蓋，本應成為交通優勢的境內河流也因其南北走向而將各地區分隔，這導致勃蘭登堡僅僅在諾伊馬爾克地區有著不錯的農業經濟，而在製造業上也僅擁有一座產品質量低劣、產量低下的鍊鐵廠，所產出的鐵被嘲諷為做叉子都會折斷，在來自薩克森的優質鋼鐵的擠壓下艱難求存。這樣可憐的經濟狀況被波西米亞國王作為隨時可以拋售的累贅，而來自南德意志富裕地區的霍亨索倫家族在購買下這塊土地後也不得不長期依賴於南德意志地區的收入，難以從勃蘭登堡地區獲得收益。這樣的情況直到1
6
世紀也沒有太大的改變，難堪的經濟自然也無法支撐一支可堪一用的軍隊，勃蘭登堡選帝侯能動員的軍隊僅僅不到3
000人，這使得勃蘭登堡在加入施馬爾卡爾登聯盟後在三十年戰爭中仍然不得不默默忍受來自新教與天主教同盟雙方軍隊的蹂躪，有記載在這一時期勃蘭登堡損失了超過一半的人口，這給彼時的勃蘭登堡留下殘酷而深刻的教訓，軍隊可以說成為了很長一段時間內勃蘭登堡以及普魯士的追求。
三十年戰爭
勃蘭登堡的經濟在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的治理下有了很大的改善，此時的勃蘭登堡已經完全掌控了曾被波蘭控制的普魯士地區，而後他建立了勃蘭登堡真正意義上的常備
軍隊，並以此打敗了長期非法佔據勃蘭登堡法理領土波美拉尼亞的瑞典。在以武力解決了長期困擾勃蘭登堡的領土問題後，面對因為軍隊規模急劇擴大（大選帝侯去世時留下了足足4w軍隊）所造成的軍隊補給和維持問題勃蘭登堡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選擇仿照法國財政大臣科爾貝建立專門的軍隊後勤補給部門——軍需總處，與專業的財政部門——負責統籌管理王室土地收入、地方礦產收入、商品專賣收入的中央稅務署，從而解決了勃蘭登堡軍隊的後勤補給與維持軍費的問題，維護了勃蘭登堡國家財政的收支平衡。但需要注意的是，軍需總處並非是總參謀部的直接前身，受制於彼時勃蘭登堡國內君主缺乏對地方行政機構建設的影響，在
17
世紀8
0
年代後期，軍需總處已經不止於如腓特烈威廉選帝侯所設想的一般與法國同行一樣僅僅負責軍隊後勤與軍隊財政，而是成為了一個包含各地議會稅收徵收、國家財政政策制定、國家產業政策指定以及對製造業直接投資等經濟領域各項權利為一體的綜合性的經濟部門。在腓特烈三世時代，雖然正式獲得了普魯士國王的頭銜，正式將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轉變為普魯士王國，但這位開國之君卻絲毫沒有治國理政的天賦，他討厭行政與軍事事務，酷愛文化與藝術，同時他行為奢華豪橫，在各地大興土木並且聘請法國荷蘭的藝術家與學者，一度將普魯士王室開支提高到了其父親腓特烈威廉大選帝侯的9倍之多，從3
0
餘萬塔勒（當時普魯士王國的貨幣）達到了巔峰時期的2
00餘萬塔勒。這與後世普魯士王國軍國主義加身張牙舞爪的形象可謂是大相徑庭。為了滿足這位國王的慾望，其麾下的中央稅務署與首席地產理事會兩個機構與掌管主要財政權力的軍需總處爆發了激烈的鬥爭，這樣的鬥爭導致了軍需總處在軍隊方面職能的倒退，並進一步加劇了普魯士王國行政與軍隊管理部門的冗員與腐敗現象，這樣嚴重的問題在整個腓特烈三世執政時期都未能解決。
大北方戰爭時期的瑞典軍隊
直到腓特烈三世的兒子——“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上臺。這位國王如他的外號一樣，性格像個士兵、行事像個士兵、處理政務像個士兵連興趣愛好都是士兵。他極度厭煩文化分子與貪腐官僚，對以中央稅務署、首席地產理事會、軍需總處三個財政機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與合併，他首先將都涉及王室財產的中央稅務署於首席地產理事會合併成為財政總署，但這並沒有解決與軍需總處產生的職權衝突問題，故而這位士兵國王直接將財政總署與軍需總處合併為財政、軍需、領土總署，將財政權力完全集中在一個部門以內，這很好的解決了普魯士國內中央財政腐敗和職權不清的問題。與此同時，軍需總署的合併，導致它再也沒有餘力去為普魯士軍隊進行服務，這一情況在普魯士仍然保留當時歐洲普遍施行的僱傭兵軍制時還不明顯，但是在酷愛軍隊計程車兵王統治下，普魯士軍隊的規模不但做到了翻倍，其軍事制度也有了極大的進步，擲彈兵專屬的軍區徵兵和外國徵兵制度被擴充套件到整個普魯士境內——1
714
年的《國王指令》所宣佈的政令中稱：為國王服兵役是每一位普魯士男性公民的義務。同時也規定，國王在名義上是軍隊的最高統帥。這很好的避免了普魯士徵兵引起的社會混亂和軍隊腐敗現象，也加強了軍隊的國家屬性，讓普魯士的軍事制度領先歐洲一大步，其可以在不依賴僱傭兵的情況下招募6萬軍隊，這一數字達到了當時普魯士全國軍隊總數的三分之二，在全歐洲的規模也達到了第四。但軍隊規模的快速膨脹也驟然增加了原軍需總署部門的工作量，服務軍隊的官僚系統始終在超負荷的運轉著，這一問題在士兵王時期尚可勉力支撐。這是由於此時的他深知普魯士的軍隊建立在自身脆弱的經濟與國力基礎上，普魯士軍隊禁不起劇烈的內部改革與對外軍事作戰的失敗，故而在保持軍隊的規模前提下並不追求改變其架構和對外轉化為外交優勢或者財富。這樣的保守態度讓整套系統免受戰爭的嚴峻考驗而不至於崩潰。
腓特烈·威廉大選帝侯
（二）總參謀部的前身
“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所造就的局面直到那位男人到來而發生改變——1740年5
月3
1
日腓特烈。威廉二世繼位，即腓特烈大帝。他與他的父親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不喜宮廷奢靡、對軍隊保有熱愛；但是相比於他的父親，腓特烈二世也更加具有行政才能與外交手腕，這一點與他的祖先腓特烈大選帝侯頗為相似。或許是注意到普魯士軍隊官僚系統的現狀並不樂觀，腓特烈二世繼位後便開始著手改革，他將原財政、軍需與領土總署的軍事與後勤相關職能完全剝離，建立了直接由他領導的軍需總監部，這一部門常備的管理人員實際上只有幾十人，其指令的下達實行由軍隊直接負責，繞過了政府系統，這大大提高了軍隊補給與動員效率，同時也帶來了一項重大的改變——軍需總監處擁有了有別於從前軍需總署的性質，即
工程兵總監部和技術性侍官總署的中間機構
，可以為國王進行軍事決斷提供建議，儘管缺乏決斷權卻是邁向集體決策的重要一步。儘管此時的普魯士軍隊作戰仍然非常依靠軍事統帥的實地指揮也缺乏相關的專業參謀人才，但後世總參謀部的雛形已顯。憑藉著改革後的軍隊結構，腓特烈二世於1
740
年至1
745年發動西里西亞戰爭，並於戰後簽訂的《德累斯頓條約》中一舉奪得了屬於奧地利的富庶的西里西亞地區，在這裡普魯士王國獲得了其長期缺乏的人口與一些製造業產業，腓特烈的制度改革初見成效。
（腓特烈大帝）
而這套系統在之後1
756
年爆發的七年戰爭中多次經受住了考驗，以普魯士並不突出的國力支撐其一直於歐洲列強作戰。在1
756
年戰爭爆發時普魯士只擁有2
0
萬軍隊，而這些軍隊需要分佈在普魯士各地以抵禦法俄奧聯軍的進攻，能機動作戰的兵力不足1
0w，在1759年的夏季作戰中，普軍先後於法蘭克福附近的庫訥斯多夫
與德累斯頓附近的馬克森遭遇慘重失敗，損失兵力超過4w。這一度動搖了普魯士與其盟友英國的作戰決心，有賴於普魯士國內以軍需總監部高效的軍事動員和組織制度，次年秋季普魯士便能再次集結擁有2
50
門火炮與5w步騎兵力的軍團與奧軍於上西里西亞的托爾高集中兵力展開野戰，並透過較高的軍隊組織度組建了一支人員超過兩萬的側翼部隊與主攻部隊遙相呼應，透過這種將部隊兵力分散佈置協同作戰並以高昂計程車氣保持持續強襲的作戰方式，普魯士軍隊最終擊傷奧軍主帥道恩迫使奧軍8w主力撤退，達成了以少戰多，以弱勝強的戰果。需要說明的是，普軍在這次作戰中遭受了較為嚴重的損失，這場戰役被克勞塞維茨認為是對現代部隊協同作戰的一次並不成功的實驗。儘管七年戰爭中普魯士最終獲得的不過是對已經擁有的西里西亞再度鞏固的控制權，但是腓特烈的改革與軍需總監部的運作成果已經毋庸置疑。這套制度在七年戰爭中的表現儘管優異，但並非是完美無缺：首先，在戰爭進行的中後期，隨著大量優秀軍官的陣亡，負責執行軍需總監部的軍隊人員素質總體上有所下降，執行效率受到影響，系統內腐敗也有所增加，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又設定直屬軍事組織委員會與最高軍事委員會，結果導致機構更加臃腫。其次，戰爭嚴峻的形勢迫使軍隊在執行命令和作戰時不得不帶入了一部分原屬於貴族家長制的封建殘餘，往往出現一支部隊裡士兵聽從原屬莊園主而不聽從指揮官命令的情況（為了避免這一情況，腓特烈選擇直接予以部分小貴族以軍隊基層職務，這加速了容克貴族的誕生也是一種無奈的妥協）嚴重影響部隊戰鬥力。其三，出於戰爭實際需要和管理難易程度，軍需總監部有意無意的愈發依賴僱傭兵部隊，上文提到過，在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時代普魯士能做到自身招募超過三分之二計程車兵，但隨著七年戰爭以及之後的數十年發展，普魯士軍隊中僱傭兵佔據了超過一半的名額，這對於軍隊職業化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以上制度設計的缺陷一定程度上相較士兵王時期的普魯士軍隊有所倒退，而這將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產生非常劇烈的慘痛教訓，併為總參謀部的最終誕生提供成熟的土壤。
（七年戰爭歐洲與美洲作戰地圖，該場戰爭以歐洲為主戰場囊括印度、菲律賓、美洲等地區，被稱為第0。5次世界大戰）
（三）與總參謀部同步孕育的軍事社會文化
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時期所奠定的軍區制度與公民徵兵制度與其對地方議會和貴族的集權措施結合誕生了普魯士軍國主義文化的原始雛形，士兵王時代收繳了地方議會的稅收權力，大力投資軍隊建設，這迫使相當大一部分議會中的貴族投身軍伍。而傳統上的地方貴族往往因其家族而經常遊於歐洲，對普魯士中央政府與國王和國家缺乏認同，也對普魯士人這一族群身份缺乏認識，而這，將大大影響政府集權和國王專制的權利。他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一樣敏銳的
察覺了這一點，
但二者採取的方式不盡相同，腓特烈。威廉一世並沒有華麗的宮殿與財政經費去將地方貴族都圈養在柏林的宮廷中，所以他對普魯士境內的貴族下達了“禁足令”，從而大大削弱了貴族們與國外親族的聯絡，同時也讓貴族失去了大量收入來源，迫使大量貴族重新投入土地生產與鄉村製造業，當起了莊園主。而當士兵王的徵兵措施下達後，這些貴族便會參加軍隊以獲得上升通道，這一現象很快形成了風潮，大量貴族將家族子弟送入軍校，而從屬於這些貴族的農民加入軍隊後還與原莊園主維持關係，從而將封建關係延續進入軍隊，這樣的軍隊相比於當時歐洲盛行的僱傭兵軍團紀律性與執行力更加強大，故而普魯士政府並沒有採取干預措施，可以說普魯士為後人津津樂道的軍國主義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到了七年戰爭時期，普魯士貴族家庭將孩子送入軍校學習，從而參加軍隊併為國王提供軍事服務已經形成了傳統，容克貴族階級也在這一時期正式形成，普魯士軍隊文化也與封建家長制深度繫結，士兵們聽從貴族家長（軍官）的指揮，貴族聽從“大家長”即普魯士國王的指揮。儘管這帶來了普魯士軍隊內部普遍的懲罰過重與士兵在大革命時代作戰覺悟低下的問題，但是有著這樣嚴密的軍隊等級文化和專業的貴族軍官群體，總參謀部的組建可以說在文化與人員上得到了解決。
（18世紀的普魯士容克貴族）
（四）總參謀部組織的建立
自腓特烈大選帝侯時代建立起來的普魯士軍隊制度與軍事文化幫助腓特烈大帝造就了一個強盛的普魯士，與曾經在三十年戰爭中將普魯士隨意蹂躪的奧地利平起平坐，迫使其承認普魯士在神聖羅馬邦國中的特殊地位，而比普魯士強大的薩克森等邦國更是被普魯士遠遠超過。在王朝戰爭（也稱有限戰爭，在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中其總結戰爭經驗將大革命時代之前的戰爭成為王朝戰爭，認為其主要為王朝君主政治鬥爭服務，在作戰參與人群中以職業軍隊為物件，動員國家人員有限，與拿破崙戰爭中出現的國家全面動員與全體民參與戰爭的全面戰爭模式有著顯著區別）時代普魯士軍隊展現出了強大的戰鬥力，以中等國家的體量與人口規模遠超於其的奧法俄等歐陸大國戰的有來有回，獲得了彼時國際社會的認可。但是，這樣一支鐵軍在拿破崙戰爭時代的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在著名的
耶拿
-奧爾斯泰特戰役中，普魯士軍隊遭受到了恥辱性的失敗，之所以稱其恥辱是由於在戰役中普魯士投入了14w軍隊分別組成三個軍團，它們
分別是布倫瑞克公爵指揮的第一軍團（
6萬人）、由霍恩洛厄親王指揮的第二軍團（5萬人）、以及由呂歇爾和布呂歇爾一起指揮的第三軍團（3萬人）
，另有薩克森的2w軍隊組成聯軍對陣拿破崙麾下的不到1
0w法軍，但其卻被法軍輕描淡寫的擊敗了。不倫瑞克公爵率領的主力軍團6w人面對法國將領達武率領的2。7w法軍軍團被迅速的擊潰，耶拿官員的手記中以“摧毀”來形容法軍對普魯士軍隊的作戰。而在圖靈根更是出現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戰損比——法軍以一個師7000
人（這裡採用易於理解方式，法軍在此時並沒有固定的師一級編制，更多以各類團為單位組織人數不定的軍團或師作戰）迎戰普軍8
000
餘人的部隊，結果確實一邊倒的屠殺，法軍以損失1
42人為代價給普魯士軍隊帶去了超過2800
人和近3
0門火炮的慘重損失，這樣誇張的戰例在耶拿戰役中隨處可見，自腓特烈大帝時期建立起來的自信心被法軍擊的粉碎。
（法軍作戰場景）
如此慘重的失敗令身處戰線後方的普魯士國王
腓特烈·威廉三世
深感恐懼，他不顧軍心士氣拋棄部隊奔向前來支援的沙俄軍隊，希望俄國軍隊能給予他庇護並擊敗入侵的拿破崙軍隊，然而勞埃戰役俄軍同樣遭受慘重的失敗，並在其後與拿破崙達成和平協議。面對這樣慘重的失敗，普魯士軍隊開始了反思，並很快在軍隊內部形成兩派，一派是以
馮·卡爾克羅伊特和馮·默倫多夫為首的老普魯士軍官，他們大都成長於腓特烈大帝時代建立的軍隊制度中，對普魯士軍隊制度有著極大的自信，馮。默倫多夫甚至說：“我們的軍隊是軍隊的最終形態。”而另一派是以
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等年輕軍官組成的
改革派，他們敏銳的察覺到了在大革命時期普軍對陣法國國內革命軍時的乏力，認為要改革指揮體系與戰法戰術。這些改革派由於腓特烈。威廉三世擔心動搖軍隊的忠誠和容克貴族階級對自己的支援而沒有受到重視，他們的諸多建議在耶拿慘敗前只有如“組建師級單位作為戰役部署力量”等寥寥數條被採納。而如今面對讓普魯士幾乎亡國的失敗，守舊派與國王也意識到軍事改革成了普魯士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改革派們透過反思耶拿戰役得出了為何失敗的三條最重要因素——其一，自腓特烈時代開始普魯士愈發依賴僱傭兵作戰，到耶拿戰役前夕普魯士擁有的2
0w常備軍中有11w都是由非普魯士人僱傭兵組成的，參軍打仗無非為了混口軍餉。這與法軍接受近代民族主義愛國意識有著強烈作戰慾望計程車兵有著巨大的差距。其二，在腓特烈大帝時代建立起來的軍需總監、直屬軍事組織委員會、最高軍事委員會與由士兵王腓特烈三世所確立的國王最高軍事統帥權力都有法理上的軍隊指揮權，這就導致在耶拿戰役中一支普軍部隊會受到多個不同的命令，進而導致嚴重的指揮混亂。這與法軍在以拿破崙和麾下眾將領為首組建的垂直指揮體系下決策果斷、組織嚴密的狀態大相徑庭。其三，普魯士軍隊在戰役中極其依賴過往軍事經驗，大量高階軍官刻板的使用腓特烈大帝時代典型的縱隊戰術（實際上這一戰術在托爾高之戰中遭遇奧軍炮兵時便已經顯露出缺點）
，遭到了法軍炮兵的猛烈還擊，導致了大量無意義的傷亡。明晰了普魯士軍隊存在的三個短板，改革派提出了軍隊改革的方案，方案中提出了繁多的條目，如集中炮兵組建單獨炮兵團、裁撤僱傭兵擴大軍區徵兵等等，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建立由職業參謀軍官組成的參謀部門，這個全新的部門將以軍需總監為基礎收回最高軍事委員會與直屬軍事組織委員會的軍事指揮權，並將完全負責普魯士軍隊在作戰前的作戰計劃、作戰中的行軍路線以及作戰後的經驗總結以及參謀軍官的培養實習，同時為前線軍事主官提供至少一名隨同參謀人員，秉持著集眾智辦大事的原則去改變普魯士軍隊。而總參謀部的組建卻並非一帆風順，除了保守派的阻撓外，彼時的普魯士十分缺乏有資歷同時有能力的軍官，軍需總監只有2
1
人負責，完全無法支撐起新部門的職權，故此，沙恩霍斯特為首的青年軍官如格奈森瑙、克勞塞維茨、格羅爾曼等受到火速提拔，他們上位後迅速對普魯士軍官進行考核，據統計，僅1
808
年一年，普魯士軍隊就有1
7
名將級軍官被開除，另有8
0
餘名將級軍官被解除職務或勒令退休，以上兩類人群佔到了當時普魯士王國軍隊將級軍官的近三分之二。而後頒行的新的軍官選拔條例宣佈放棄對軍官射擊技術、劍術等考核，以軍事理論和軍事教育為主要考核標準，此舉大量選拔了有指揮能力而因家境而無法學習貴族運動的中低層軍官充實了普魯士軍隊指揮人才併為參謀人才提供了選拔基礎。1
808年當年，普魯士便成立了戰爭部，而戰爭部下就設立了由軍需總監改革組建而來的總參謀部，該部門被沙恩霍斯特切分為四個下轄部門，第一處負責戰略戰術制定，第二齣負責軍隊管理事務，第三師負責組織後勤補給，第四師專門負責炮兵事務，另外負責
作戰地圖的“皇家地圖室”和軍官教育相關事務也被劃歸為總參謀部份內職責。依託總參謀部，普魯士軍隊很快利用在《十月敕令》（該敕令即解放容克貴族莊園主的農奴，這極大的觸動了容克貴族利益，但提供了大批自由勞動力與優秀士兵）和《猶太公民法》（該法令宣佈所有居住在普魯士的猶太群體都將獲得普魯士公民身份，對於激發普魯士猶太人愛國熱情和吸收猶太精英具有重要意義）頒佈後所激發的啟蒙浪潮和民間愛國熱情建立了近代化的動員制度，其中兵役訓練制度更是達到了“兩月兵”即兩個月速成士兵的完備程度，實現了從決策層到指揮層再到戰鬥力全方位的的脫胎換骨，為之後參與反法同盟打敗拿破崙軍隊獲得國家獨立並贏得列強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戰爭論》作者克勞塞維茨）
（軍改主將沙恩霍斯特）
（五）總參謀部的改革與輝煌
隨著拿破崙戰爭的徹底終結與維也納體系的建立，歐洲與普魯士都迎來了短暫的和平，總參謀部在這一時期進一步的得到完善與擴張，取得了直接干預組織工廠生產等更廣泛的權利。這樣龐大的權利，一度引起了普魯士國王與鄰國的警惕，奧地利帝國常青樹梅特涅首相便曾帶著諷刺意味的說：“
真不知道是否還有一天必須援助普魯士國王對付他自己的軍隊。”故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普魯士軍隊總參謀部並沒有進一步的改革與發展，而相對於同時期各國先進很多的軍事架構也的確難以激起普魯士軍方與政府進一步改革的慾望。直到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這場發生在1853
年至1
856
的戰爭可以說是對現代戰爭的一次預演，在這場戰爭中陸軍新式的炮火炮裝藥彈、米涅步槍；海軍新式的鐵甲艦；戰場指揮運用新的有線電報；以及新的後勤管理以及戰地醫護改革悉數登場，並在新時代軍隊與拿破崙時代軍隊的碰撞中經受考驗，最終，英法聯軍以2
0w傷亡為代價給俄軍造成了超過50w的慘重死傷，並最終導致了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殺。這不但給參戰當事國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也為普魯士軍方造成了嚴重的震撼——改革的時機到來了。1858年9月毛奇出任普魯士總參謀部新一任總參謀長，他充分認識到統一的軍事計劃與指揮機構對於取得戰爭勝利的重大意義，積極追求總參謀部的地位與職能的提高與擴大。對此他做出的解釋是
：“歷史上不需要別人出主意、自己思考問題定下決心的統帥難得在百年中湧現出一個”“大多數情況下，軍隊指導者需要顧問”“一支軍隊組建一個司令部是十分重要的”。
（老毛奇將軍）
為此，他積極遊說普魯士戰爭部與國王，請求他們給予總參謀部更大的自主權，以至於戰爭部長一度對他閉門謝客，但他的行動仍然獲得了成果，1
864年，以普魯士與奧地利為首的德意志諸邦以收復長期被丹麥佔據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地區（起因是丹麥計劃立法將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完全吞併）為藉口對丹麥宣戰，毛奇受命指揮，聯軍以絕對的數量與質量優勢打敗了丹麥軍隊。而戰後普奧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的劃分產生了極大分歧，普魯士計劃利用此次矛盾一舉解決普奧兩者誰對德意志地區佔據主導地位這一問題。這一次，毛奇得到了更大的授權
普魯士國王於
1866年6月2日頒佈內閣令，命令毛奇全權指揮軍隊。這道命令開創了普魯士軍事史上第一次正式由總參謀長指揮作戰行動的先例，也讓總參謀長這一職務真正意義上成為軍隊實際的統帥，很大程度上使得總參謀部擺脫了軍事輔助性質，向著如今我們印象中甚至能架空皇帝的總參謀部進了一步。1866年，普魯士軍隊由西里西亞與上薩克森出發，三路進攻奧地利帝國重要的波西米亞地區，利用新型的後膛擊針步槍和先進的散兵線戰術在戰鬥中佔盡優勢。奧地利名將同時也是
最高司令馮·貝內德克在柯尼希格雷茨
附近的高地佔領有利位置進行防守作戰
。
7月初，普魯士軍隊按照總參謀部的計劃從不同方向集結，展開了對奧地利帝國軍隊的圍攻作戰，奧地利軍隊遭受重創並於半月後再此遭到普魯士軍隊攔截受到了毀滅性打擊。普魯士在普奧戰爭中的勝利震撼了整個歐洲，毛奇及其領導的總參謀部成為了各國關切的物件
。
1868年普、法關係惡化後，法國駐柏林武官曾向國內報告
：“假如戰爭爆發，在普魯士所具有的一切優勢因素中，最重大和最難以否認的，就是其總參軍官團組織，我們無法與之相比……”藉助對丹麥與奧地利兩國連戰連捷的威望，毛奇對參謀部進行了新一輪的改革，將“皇家地圖室”改組為涵蓋範圍更加廣泛包含了軍事科學研究與地圖測繪的軍事科學處與擁有排程戰時鐵路職能的鐵道處，以上新的部門建立大大擴充套件了總參謀部的人員，由改革前的6
0
人增加到1
00
餘人，為之後於1
871年普法戰爭中透過鐵路快速動員士兵參戰，包圍法軍人數劣勢主力贏得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地區建立德意志帝國貢獻了決定性的力量。
（普奧戰爭）
（普丹戰爭）
（六）總參謀部制度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
隨著普法戰爭的勝利，總參謀部制度的優越性對各國造成了強力的震撼，紛紛開始學習這一制度，如美國就在學習建立總參謀部制度的時候用法律規定了總參謀長在軍隊中獨一無二的顯赫地位。而同為近代崛起的國家——日本不但仿照德國建立總參謀部制度，並按照德國鐵路與陸軍制度設立了後勤運輸站與兵站等軍事動員基礎設施。作為普魯士總參謀部的手下敗將，法國也在戰後的混亂中快速反應過來選擇學習總參謀部制度，併為多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各項行動計劃奠定基礎。可以說，普魯士總參謀部制度的擴散甚至推動了人類總體戰爭水平的進步。
（七）對總參謀部制度的總結與反思
總參謀部制度的建立來源於近代勃蘭登堡—普魯士慘痛教訓與歷代普魯士君主與軍人的經驗總結，其凝結了無數職業軍人與官僚的心血，擁有毋庸置疑的先進性，但同樣由於它來自於反動階級與保守軍隊這片罪惡的土壤，它在德意志國家的機體裡生根發芽並最終成為近代德意志身上難以割去的毒瘤，最終使得這片它本該盡心守衛的土地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對德國與世界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慘痛傷害。回顧往事，我們應當對總參謀部制度採取取其長補其短的態度，一方面深刻認識他對指揮作戰與國家動員的裨益，一方面警惕職業軍官機構無節制擴張綁架國家機構帶來的苦痛惡果。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學社觀點，敬請請讀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