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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1899年中，北京的保守派關心的是如何使廢帝計劃合法化。

1、廢黜光緒帝的聲音

25年前，慈禧太后決意挑選她的外甥載湉為光緒帝，這種做法雖然有違祖制，但畢竟開了先例。

當時朝野上下的反對呼聲很高，因為光緒是同治皇帝的同輩。

朝廷命官吳可讀不惜以死抗爭，並留下了轟動一時的遺書，要求慈禧太后恢復正統的皇位繼承製度。

慈禧太后對此絕不肯讓步，因為新皇帝如果來自同治帝的下一輩，她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得再垂簾聽政。

不幸的是，慈禧太后自已選中的光緒帝現在成了反叛她的急先鋒。“百日維新”中，光緒顯然有意向要結束慈禧太后的政治生命，對太后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皇位繼承問題是她的家事，外人無權干涉。光緒對她的背叛有違家法，並不僅僅是政治問題，更扯不上國際政治問題

。因此，慈禧太后一心要主持的廢帝計劃就是由這種心態來主導的。

然而，在祖制森嚴的清代朝廷裡，這種事情只能做而不能公開談論。光緒帝正值青壯年，身體雖然孱弱，但尚無大恙，且在位已有20多年，朝廷守舊派很推找到恰當的理由將他公開廢黜。

此外，皇位繼承問題是滿族的內部事務，與漢人無涉。

“百日維新”給慈禧太后的一大教訓是不能過分地信任漢族士大夫，整個變法運動乃“廣東小人”（康梁黨人）所為。因此，廢帝陰謀只能在極小的圈子裡秘密地進行。

應該說，自18世紀以來，由少數皇親貴胄全面地把持朝政，怕還是第一次。

但是，皇室的下一代年輕人裡鮮有治國的棟樑之材，這些人不但剛愎自用，而且不求上進。慈禧太后只能一方面繼續依靠老年重臣，另一方面悉心挑選皇位繼承人。

老資格的禮親王世鐸和慶親王奕劻依然位高權重，但年輕一代的皇室宗親們的地位也開始迅速攀升，其中以端郡王載漪最為突出。

2、榮祿的兩個幫手

然而，對慈禧太后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榮祿。

榮祿在保守派所把持的朝廷裡有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對慈禧太后的心理有準確的判斷能力，從而能夠適當地提出太后最感興趣的建議。

太后與榮祿之間的相互理解處在一個非常高的水平之上，只要榮祿在身邊，慈禧太后無需直接表露內心世界的活動，就常常能達到目的，榮祿完全理解慈禧太后急於廢帝的心情。

當時光緒帝年紀尚不到30歲，雖遇挫折但來日方長，而慈禧太后已經64歲。

榮祿的政治嗅覺非常靈敏，他知道廢帝計劃肯定能得到多數滿族權貴的支援。反對維新，並在戊戌政變中受益的保守派都對“老佛爺”的百年之後感到不寒而慄。

早在維新變法的前夜，榮祿就試圖讓慈禧太后重掌大權。他曾組織大批朝廷重臣聯名請願，請慈禧太后再度垂簾聽政。但是朝廷內部的反對呼聲很高，榮祿只得作罷。

某日，他將此建議告訴漢人大臣、兵部尚書徐郙，徐坦言相陳，說此舉必將引起輿論的非議。

戊戌政變以後，榮祿積極地發起廢帝活動，這一次他找到兩位老資格的同謀。一位是蒙族貴族崇綺，他是同治皇后的父親；另一位是漢軍大學士徐桐，他曾經擔任過同治帝師。

榮祿的政治感覺十分準確，他知道此時抬出同治帝的舊臣非常能夠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態。這時慈禧太后對當年選中光緒帝已後悔莫及，白然要追思早逝的兒子同治帝。

所以，在這個時刻，慈禧太后對同治舊臣的意見必然重視。

崇綺是大學士賽尚阿之子，早年參加過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他的一生中最大的榮耀是在科場上名列榜首。

非漢人而能考進狀元這在當時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大清王朝的260多年中，滿、蒙子弟獲此殊榮的惟崇綺一人而已。清朝廷對科舉還是慎之又慎的，從來不願落下偏袒八旗子弟、破壞科舉制度的惡名。

崇綺的試卷一式十份送往軍機處和慈禧太后本人，讓最高當局親自予以定奪。當時的一致意見是，儘管這次考試的結果非比尋常，仍然要以文取勝，所以崇綺順理成章地拔得頭籌。

幾年後，崇綺的女兒獲選為同治皇后，他本人也權傾一時，如日中天。可惜好景不長，同治帝沉溺酒色，19歲便駕崩。崇綺此後長期鬱悶不樂，很少參與朝政。

到了1899年時，他已基本上退休在家，無所事事。

徐桐的父殺徐擇春當過禮部尚書。進士及第以後，徐桐擔任過起居注侍講官，然後一路升遷，仕途平穩。徐桐是著名的守舊派學者，門人很多，而且由於擔任過同治帝師，所以在朝廷中影響很大。

他於1896年起任軍機處大學士，但因年事太高，實際責任並不多。

1899年徐桐已年屆80歲，朝廷曾特別恩准他上朝時可由太監攙扶。

徐桐仇洋甚烈，中外皆知。他的寓所在東交民巷使館區附近，據說他每次上朝，都要命令轎伕繞道而行，因為他不願看到洋人的建築。

3、榮祿的廢帝計劃

榮祿促成這兩位政治元老重返權力中心之後，自覺羽毛豐滿，便開始推行廢帝的大計。

一時間大批重臣雲集到廢帝活動的旗幟之下，其中有軍機處大學士剛毅和趙書翹，戶部尚書啟秀，慶親王奕劻，輔國公載瀾等一批較年輕的皇室成員，雖是烏合之眾，但聲勢頗為浩大。

恭親王奕訢去世後，朝政已失去了內部制衡的機制，保守派一手遮天，很少有人敢對廢帝陰謀提出異議。由於廢帝這件事不能公開討論，一切活動只能在極小的圈子裡進行，這正合榮祿的本意。榮祿一貫喜愛幕後操作，平生最厭惡用文字表達思想，他做事極其謹慎。

在廢帝活動開展之初，他曾向地方督撫發電試探他們的態度，沒想到迴應十分強烈，以反對者居多，他不得不放棄直接廢帝的做法。

1899年中，榮祿開始尋找一種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既能摧毀光緒皇權的合法性，又能避免由於違背祖制所引起的非議。

經過深思熟悉，他提出了在保守派看來是極其聰明的方案。

由於光緒帝至今無子嗣，榮祿提出用建儲的方法達到今後廢帝的目標。關鍵之點在於，新建王儲將繼承同治帝的大統。

這樣一來，一方面這個方案可以表明慈禧太后願意重新回到吳可讀以死相諫的正統皇位繼承的軌道上；另一方面此計可以一箭雙鵰：既能防止光緒帝日後干預皇位繼承問題，又可以避免直接廢帝所帶來的政治反響。

由於新建王儲的名分尚不足以稱為太子，所以可立為“大阿哥”。榮祿知道此時立太子，洋人必然不允。

慈禧太后和朝中守舊派對榮祿的建議大喜過望。為了吸取教訓，榮祿這一次不敢將此計劃交給地方大員去討論。

他只是找到密友李鴻章，將此事透露給他以作試探。榮祿十分聰明，他首先聲稱這並不是他個人的主意。

但李鴻章聽到後大驚失色，直言道：“君有幾許頭顱敢試此舉。”李鴻章最擔心的是洋人的反應。

4、洋人的態度和建儲“大阿哥”

事實上，1899年間，宮廷大內曾宣佈過皇上御體欠佳，駐京公使團便一片譁然。公使們強烈要求慈禧太后允許法使館的醫生進宮探視，因此清廷深知洋人對戊戌政變的敵對態度，廢黜光緒帝不能不引起他們的強烈反響。

李鴻章對這件事的後果比他人更加清楚，英使竇納樂在同李鴻章談話時曾表示大英帝國政府只肯同“光緒政權”打交道。

法使畢盛也曾明告李鴻章：

“外國政府絕不會接受光緒無緣無故被廢的做法。”

據工部主事、《庚子國變記》的作者李希聖的說法，江蘇糧道羅嘉傑曾向朝廷報告，說英國人能會動用武力來複闢光緒的地位，慈禧太后聞訊後大為驚駭。

如太后和榮祿都明白廢帝活動的風險很大，但是還是決意按計劃行事。

1900年1月24日,建儲上諭正式頒佈。

內稱：

“朕以沖齡入繼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聽政，殷勤教誨…皇太后懿旨俟朕生育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再四懇求如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承繼為穆宗毅皇帝之子。”

溥是端郡王載漪的次子，他的入選並不是因為他有特殊的才作，而是因為他的母親是慈禧太后的兄弟桂祥的女兒。

這樣一來，“大阿哥”的血統與慈禧太后所屬的葉赫那拉氏家族又進了一層，而光緒帝的母親只是太后的妹妹。

建儲的宗旨是為了承接同治而不是光緒的大統，因此光緒帝雖然未被廢，他不得不承認其皇位在表面上的不合法性，這就為今後任何時侯的退位製造了合法的藉口。

同時，朝廷又任命崇綺和徐桐為“大阿哥”的上書房師傅。這樣，長達一年多的廢帝計劃終於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5、反對建儲的聲音

其實，真正的麻煩才剛剛開始。上海電報總辦經元善再度發起請願運動，他聯絡了1231位當地名流聯名公開反對建儲的決定。

在一封發給總理衙門的電報裡，經元善等指出：

“人心沸沸，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求王大臣公忠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

這份電報對朝廷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它一方面公開了近支王公圖謀私利的舉動，另一方面還明確點出了朝廷最敏感的問題，即洋人對“廢帝”一事將有激烈的反應。

經元善在不久前宮中宣佈上體欠安時就曾表示過抗議，由於他的“善人”家族背景，朝廷當時不願對他予以深究。但此次事件讓慈禧太后感到忍無可忍，朝廷立即下令逮捕經元善和他的同黨，經聞訊後立即逃往澳門。

清廷與澳門的葡萄牙總督多次交涉，要求引渡，但葡方堅決予以拒絕。

與建儲大計相比，山東的拳亂不過是個小麻煩。

當然，不是所有的守舊大臣從一開始就支援義和團運動的，因為此時義和團的性質尚不甚明瞭。榮祿和慶親王奕劻等人對義和團的仇視主要是擔心它的反清傾向。

但他們的精力主要放在建儲問題上，無暇顧及山東。

而洋人對山東的動亂十分關注，認為這是仇洋風暴的前奏，所以清廷與洋人對義和團擔心的角度從一開始就有不同。

此外，義和團的“滅洋”口號以“扶清”為前提，這對大清王朝的聲譽並不是壞事。更重要的是，“扶清”口號並沒有刻意區分光緒政權和太后政權，並無勤王色彩。由於戊戌政變後的政權本身就有篡權之嫌，義和團的口號對慈禧太后不無益處。

再者，清廷對義和團即使採取徹底進剿的政策，也不能平息此起彼伏的教案，更不能阻止中國被列強瓜分勢力範圍的趨勢。

德佔膠州灣之後，瓜分勢頭已明顯地愈演愈烈，所以清政府對義和團運動不能不採取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

6、外國公使為何反對廢黜光緒帝？

到了1899年年底，中外溝通的障礙主要反映在華外交官與清朝廷的溝通上。

應該說，山東的拳亂與清朝的皇位繼承危機沒有任何牽連。

然而，在華外交官對清廷和義和團的態度反而將這兩者聯絡起來，公使們與清廷的基本思路開始分道揚鑣。

從清廷的角度來考慮，關鍵的問題是洋人是否接受立儲的計劃，所以它對拳民的態度從很大程度上以此為轉移。

外交官則一味強調鎮壓拳亂是中國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同時又對戊戌政變後的新政府的合法性表示懷疑。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使清廷無所適從，處境艱難。

奇怪的是，列強外交官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要求中國政府鎮壓義和團和政治上不承認主義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對新政府越不友好，則公使們的高壓政策就越無效。

而壓力越大，清廷利用義和團的可能性就越增加，這個時刻是西方在華外交的非常危險的階段。

李鴻章赴兩廣任前，向朝廷報告過與英使竇納樂的一段交鋒。

竇納樂知道李鴻章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捕殺在香港的康有為，他正告李鴻章說，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在港暗殺康有為是非法的。

李堅稱有中國朝廷的全權授予，他完全是合法行事，竇納樂稱現在的上諭對他來說毫無意義，由此可見，竇納樂對慈禧太后新政權的極端藐視態度昭然若揭。

據當時人的記載，清廷以一萬兩黃金懸賞捉拿康有為，但港英政府刻意對康嚴加保護，刺客無從近身。慈禧太后聞訊大怒，將手中玉杯擲碎於地，咬牙切齒地說：“此仇必報！”

更加肆無忌憚的是，公使團自行其是，不向清廷建儲決定表示外交祝賀。據記載，端郡王載漪以為公使們要來朝賀，處心積慮地準備了一個星期，結果並無一個洋人上門。

這種做法確實違反了西方外交禮儀的要求，但公使們認為慈禧太后新政權沒有資格接受朝賀。

然而，公使團對戊戌政變不滿可以理解，但是不承認新政權的態度要達到何種外交目的則並不清楚。

一方面，公使團顯然希望新政權垮臺；而另一方面，又希望該政權採取強有力的手段鎮壓義和團運動。

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恰恰對慈禧太后處理義和團問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進返兩難困境中的慈禧太后意識到洋人懼怕義和團甚於中國政府，所以義和團有可能被利用以制洋人，儘管慈禧太后對義和拳民並不信任。

最令人吃驚的是，朝廷不斷收到資訊，說列強有可能用武力恢復光緒政權。

上海的經元善已明白地指出過這種危險，李鴻章和劉坤一也都暗示過這種可能性。

1900年春，李鴻章從廣東報告說，一些香港的製衣廠正在夜以繼日地趕製軍服，據說達3萬套之多，這是為了新黨北伐“勤王”之用。

慈禧太后和清廷聞訊大驚失色。李鴻章次子李經述立即電告父親“內意甚忌‘新黨勤王’四字”。

儘管後來證明這不過是個謠言，但慈禧太后不得不考慮西方援助下武力“勤王”的可能性，因為當時在中國海域裡有外艦數艘，而且公使團，特別是英使竇納樂對新政權的敵對態度是顯而易見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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