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議
東漢的衰亡有內外兩大因素。外部，第一便是羌亂，第二是對匈奴的武功和遷居政策。內部，一是外戚與宦官之禍，一是黨錮之禍，由此引發黃巾軍起義，郡縣不能平定，州刺史改作州牧，簡九卿等官，出去充任，其權太重，由此釀成
軍閥
。
東漢末年軍閥割據
關於羌亂、匈奴遷居問題，以及外戚與宦官之禍，此篇暫且不提，先來說說
黨錮之禍。
如果簡單來說黨錮之禍的話，就是士大夫和宦官的鬥爭。
宦官專政，士大夫清議，兩者之間鬥來鬥去，傷及東漢王朝的根基。由此引發了東漢王朝內部的黃巾軍起義，地方郡縣竟然無法平定起義，於是州牧崛起，軍閥坐大，割據一方，導致中央成了弱幹，東漢直接滅亡了。
為什麼想把黨錮之禍單獨拿出來說？
因為總覺得
清議
這個詞不是什麼褒義詞，如果有人不知道清議是什麼意思的話，那換個詞吧，
清談
。
魏晉時期興起的“清談”一詞，可以說是清議的完美繼承者。
魏晉時期計程車大夫階層，熟悉吧，印象中的魏晉名士就是竹林七賢那樣，喝酒，清談，醉臥竹林，瀟灑得很。實際上，說句不好聽的，啥也不是。
西晉的王衍是清談的領袖，後來寧平城一戰，王衍被石勒打敗後活埋了。
被士大夫推崇的竹林七賢
說白了，就是逃避現實。然而，實際上，就算他們出山了也沒啥用，只能是任人宰割，還不如約著一幫好友隱居起來，喝酒，嗑五石散。
魏晉是如此，東晉亦是如此。
大環境下，個人是如此的渺小，做不了什麼，只能這樣度日如年，美其名曰“真名士”，人間清醒。
世人皆醉我獨醒。真要清醒，你就應該去從軍，而不是清談。
扯遠了，說回黨錮之禍。
書讀得多了，總覺得自己學富五車，沒什麼不懂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堪比周公、諸葛亮。
所以，古詩有一句：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但古人還有一句名言：
百無一用是書生。
把這兩句古人的名言用在黨錮之禍身上，可以完美的組成一句話：明明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卻非要覺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02
黨錮之禍
後世對黨錮之禍，當然是站在士大夫這邊的，如果站在宦官這邊，那可是個笑話了，相當於背叛自己的階層。
當然，必須要說一句，宦官不對。
所以，在黨錮之禍中，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
這些人是君子，宦官是小人。
三君
指竇武、劉淑、陳蕃三人。
八俊
指的是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人，為“人之英”，即人中英傑。
難麼，這些所謂的三君、八俊都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東漢的太學生吹起來的。
太學生領頭的人是
郭泰和賈彪
，這兩人就是當時的大V頂流。正是因為這些太學生在大V頂流的鼓動下，鼓吹所謂的
清流
，評論朝廷，褒貶當朝人物，讓當朝士大夫自動對號入座，誰不是清流，誰就是和宦官站在一起的小人。
真是諷刺，官做的到底能怎麼樣，竟然要由太學生來評價？
是非在己，譭譽由人，得失不論。由此可見，東漢的名流不過如此，太看重名聲，反而誤國誤人。
和楊修有點相似，賈彪清議的能力不錯
太學生的號召力不可謂不強，如果這些清流士大夫再不站出來和宦官作對，那就白白瞎了這麼高雅的名聲，鼓吹對抗，古人玩得真溜。
01
黨錮之禍共有兩次。
第一次發生在公元166年，因為太尉
陳蕃
向桓帝進諫，勸其清除宦官亂政的現象。
桓帝有意思了，不理他。
老傢伙，話挺多。
這件事被宦官知道了，宦官不敢動陳蕃，就報復了和陳蕃站在一起計程車大夫們。
河南尹
李膺
因為在天下大赦之後處死了宦官的黨羽，被宦官誣陷結交太學生，結成朋黨，非議朝廷。
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讓宦官直接審理，宦官在審理這些士人的時候用了酷刑。
因為逮捕的這些人都是享譽天下的名士，有人還因為沒有被捕向桓帝上書，請求皇帝把自己也抓了。
桓帝又不是傻子，把當官的都抓了，誰來幹活啊。實際上，桓帝並不昏庸，到底是誰把桓帝的名聲弄臭的？應該是諸葛亮。
漢桓帝
東漢時期計程車大夫，有一個特點，就是話比較多，說的比做得多，說的比唱的好聽，開啟了魏晉名士清談的先河。
陳蕃是太尉，又上書桓帝，為士人求情。
桓帝這次理他了，把他罷官了。
公元167年，桓帝竇皇后的父親
竇武
為被捕計程車人求情，加之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被士大夫們感動，被捕的李膺又故意供出和宦官結交，宦官也怕被牽連，於是上書桓帝大赦。
公元167年六月，桓帝大赦天下，黨人被放出，第一次黨錮之禍便結束了。
要說這些黨人被放出，還得是太學生
賈彪
的功勞。
賈彪糾集了一幫太學生們，去遊說
竇武，
說國丈啊，你可得救救這些名士們，他們都是清流，你也是清流，你也不想自己的名聲和那幫宦官一樣臭吧。
竇武不救都不行啊，這些太學生們太厲害了，不救就給你寫小作文，黑你沒商量，從此以後，你就是小人，上不了清流排行榜了。
《後漢書》中記載：
延熹
九年，黨事起，
太尉陳蕃
爭之不能得，
朝廷
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
城門校尉竇武
、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
李膺
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02
第二次黨錮之禍發生在公元168年，這一年靈帝即位。
因為桓帝皇后竇氏被尊為皇太后，竇武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啟用為太尉。名士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人重新被起用。
朝政掌握在所謂的名士手中，按理說是他們期待的盛世了，可盛世並沒有來臨。
陳蕃、竇武等人謀劃準備除掉宦官。
但被宦官知道了，提前下手，結果竇武兵敗自殺，陳蕃被殺。
和陳蕃、竇武一起謀劃的賓客士人也大多被殺。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範滂、虞放等百餘人，也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計程車人達到六、七百名。
黨人被屠殺殆盡，對朝廷來說本身就是重大的損失。
兩次黨錮之禍皆以反宦官失敗而告終。如果說第一次因為桓帝站在宦官這邊，可第二次陳蕃、竇武等人掌握了朝政，靈帝年幼，竇太后是竇武之女，天下人又都支援名士賢人，佔盡優勢卻仍舊失敗，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可見，本身這些所謂計程車人，一是能力有問題，二是品行並不怎樣。
03
東漢的教育與選舉制度
既然黨錮之禍以士大夫的失敗而告終，而大夫們又被太學生蠱惑，我們就要述說東漢的
教育和選舉
了。
01
漢朝的學校，是逐漸增盛的。漢武帝時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漢昭帝增為百人，漢宣帝時增為二百人，漢成帝時增至三千人。
東漢光武帝時，營建太學。明帝、章帝兩代，都崇儒重道，皇帝也多次駕幸太學。
其時又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期門”、“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經》《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學，梁太后時，又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
質帝時，太學生規模達到了三萬餘人。
學校可謂其盛，然而，衰機就在此。
這時候入學的人數只求其多，不講質量。入學的，都是一班貴族子弟，並不是真正求學問的人。
直白點講，跟戰國四公子一樣，只求名聲，至於實在的東西，誰管那麼多。
所以，這時候的學風是范曄所說的：
“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
是董昭所說的：
“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
這分明是
紈絝子
弟的習氣，移植到了太學裡。太學質量還不如私人教育之盛。
東漢後期太學生紈絝風氣
講聲華的必定尚意氣，於是到後來，就激成了“黨錮之禍”。這個作風，放到現在倒是很眼熟了。
一個接著一個上書，跟著上書的都是名士，是賢人，不上書，反倒不是名士了，是小人。
太學裡都是一班貴族子弟，太學生和外戚結成一黨，攻擊宦官。
實際上，東漢的宦官專權並沒有唐朝的宦官專權所造成的危害大，宦官對士大夫的指控也並非空穴來風，這些所謂的名士的確是和太學生結黨。
宦官和名流，互相嫉惡，就激成了黨錮之獄
。
名流掌握朝政都被宦官反殺，於是黨錮之禁更嚴，桓帝和靈帝愈發信任宦官。
然而歷史的事實在於，從來只有外戚篡權的，從未有宦官推翻舊朝建立新朝的。
西漢是如此，東漢亦如此，北周也如此。
02
東漢的選舉是
郡國歲舉孝廉
，魏晉時期的
九品中正制
便是來源於此。從“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中，就知道這個制度的弊端所在了，寒門根本不可能有出頭之日。
說到底，這就是貴族把持選舉，門閥士族操縱，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閭輿論，所謂的名流和魏晉時期的名士大概一個樣。
魏晉名流們
陳蕃
上書他們跟著上書，因為李陳蕃是三君。
李膺
被捕，他們請求一起被捕，皇帝不理他，都是最大的寬容了。
說的永遠好聽，做的永遠失敗。
這些士人要真是有能力，第二次黨錮之禍就不會被反殺了。
所以，還是那句話，明明“百無一用是書生”，卻要自認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個惡性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如果你認為朝政真的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了，你就去做，而不是去說。像西晉時期的清談名士一樣，一群人約在一起醉生夢死能幹什麼？學王衍嗎？空談玄學。
如果國家需要你去拯救，你就去學班超、學祖逖，學朱元璋，棄醫從文永遠不如投筆從戎。如果國家不需要你拯救，那最好的做法就是閉嘴。
投筆從戎的
班超
僅僅憑藉36人就平定西域，為東漢在西域的統治立下大功，這才是千古大英雄。永嘉之亂時，
祖逖
請求司馬睿派兵給他，要去北伐，恢復北方，司馬睿讓他自己招募，於是，祖逖在淮陰招募了八千人，慷慨北行，和後趙相持，收復了河南諸多州郡。
永遠一腔熱血，永遠鄙視萬般，自以為是，這大約是從古至今書生們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