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選上方【藍色微信名】可快速關注
晉商的腳步雖然不招搖，不譁眾，卻踏實而穩重，一步一個腳印，一個腳印，便是一個王府般氣魄的大院。沒有封賞，沒用國庫的銀子，憑著自己的財力，在黃土高原留下了當年晉商向前進的腳步回聲。本文要說的這兩個腳印便是山西兩個民居大院的博物館。
山西汾河流域有兩大民居建築群體被選作了民俗博物館，臨汾地區丁村的民俗博物館八十年代初開館，很得風氣之先，當時是董壽平老先生給題的館名。幾年後開館的 另一所同類博物館祁縣喬家大院近年名聞遐邇，得感謝張藝謀導演《 大紅燈籠高高掛》時選它作場景。當然也與國內晉商後來聲名鵲起, 大院越來越引人注目有關係.
這兩所宅院一所在晉南，一所在晉中，都位於汾河流經的盆地。存活著明顯相承的文化傳統，更具備鮮明的地域特色。丁村曾經出土了著名的舊石器文化，臨汾地區為堯都平陽故址矗立著堯廟，生長著洪桐大槐樹，這是一塊曾孕育和流放出了華夏文明的土地，積澱著深厚的古老文化。在這方土地上丁村這一大家族居住並流傳下來的這二十九所院子形成了一種封閉，穩定，安寧，和顏悅色卻又時而森嚴時而煊耀於世的建築氣象。
（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最近發現了一具極為珍貴的“化石魚”。）
俗謂喬家大院是山西祁縣喬家“在中堂”的宅第，祁縣稱得上當年顯赫於世的晉商之主要根據地，也是全國的票號中心之一，當時中國的金融商業中心操縱在晉中的祁縣太谷平遙一片，“金太谷 銀祁縣”，它是中國近代商業和金融發展的縮影。山西在清代號稱“海內最富”，而此時,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太谷等晉中的票號商人聚集地。祁縣喬家是這一帶眾多商業大家族中的典型。，喬家大院正給人的印象，是一種從容的心態，一代鉅商儒商的人生風采。
丁村民宅群近三十所院子分為南院，北院，中院三大群組，雖然同樣也都屬四合院，但它們用跨院、偏院、旁門等進行了再組合，形成一種院院相套，連環迴旋的佈局，倘若不熟悉，就是一座迷宮。它雖使家院間顯得親密無間，親親關係體會得很深，但同時也有種盤根錯節地纏長在一起失去了自己空間的窘迫。這種緊密團結的院子和構成丁字形的街道一樣讓人感到家族的力量，它既能以龐大的群體傲立黃土地上，顯示給其他家族看，又顯示了大家族給每個小單位的一份束縛。同時，這樣的繁複也醞釀著一種詭秘氣，使人不由地感到某種超現實的威懾。
喬家大院的構成就要明朗得多，一條石鋪甬道直直通進去，格局分明地將六串院子連在一個總體上，大體清晰，小體卻又有相對的獨立性。每個院裡正偏結構，裡外串連，形成自己的體系。喬家大院還有一條甬道給許多人深刻印象，也就是張藝謀電影中那個老頭把著燈籠，踏著戲劇梆點熱鬧地一路走過去的那條甬道，二丈一寬，二十四丈長，像條現代意義上公路，只是短了些。丁村院落間的路消化在院落間，而它則明白地提出來，這與兩處宅院主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有著關係，丁村的院落大體成於明未清初，院子主人重禮儀重傳統，過一種老派生活。而喬家的興盛一直綿延到民初，這是一個新觀念和新事物大量湧入的時代，同時，喬家人也追求開化思想和新鮮事物，他們的齋名“不泥古齋”“日新齋”等就表明了這種生活態度。他們最早興新學，穿西服，戴禮帽，穿旗袍，打藍球，放映電影，民國十六年院裡就開進了英國小轎車，沒有這樣一條路如何行駛？不管從實用角度還是象徵意義講，它都是一新生路，是誕生在中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腳下的，它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車印，既有傳統的轎車，又有三槍、蘭花腳踏車，摩托車，還有英國小轎車。
當然，喬家大院也有一條不能走摩托，汽車，而被宅院消化的路，它是聯絡各個小院落的另一套系統，這便是屋頂上的相連通道。這種迴環的天路不同於丁村的偏門小道，它已經非常職業化了，就是供巡更嘹哨護家看院用的。我們能設想一位老派的族長漫不經心地透過各種左道旁門突然巡視子孫們的各個院落，但無法想象他會爬上房去。那條路只能是對付外來入侵的。
喬家的統樓院和明樓院隔甬道而立，被稱作“喜”字型結構，中國傳統建築時而用漢字做結構框架，蘊含文字崇拜的意味，飽含了中國文化的特色。然而這個“喜”和丁村街道構成的“丁”字已經有了一些差別，喜字是一種吉祥含義，離家族文化就遠了許多。
而且喬家大院除了防守用的垛口，更樓，眺閣，沒有像丁村修那種巍峨的大牌樓。
雖然喬家和丁家都出了大商人，生意都做出相當規模，丁家的商業網連線青、陝、甘、豫、兩廣甚至香港。但他們兩家的生活態度和生存觀念各有不同。
丁家興旺在晉商初起階段，明代晉商已露端倪，但以晉南為主力，“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王士性語＞ 其中平陽、澤，即指晉南，商人們做生意發了財，手中掌握著雄厚的硬頭貨，但是他們面對整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念，還是難免自慚形愧，挺不直胸膛。尤其晉南地區人們的眼光以讀書為榮，以讀書謀仕途為正路，在這麼一種氛圍中，發財致富的商人很難被大多數人首肯。流傳很廣的《玉堂春》裡，那個娶了蘇三做妾的富商在舞臺上從來都是醜陋形象，他就是臨汾地區的，蘇三監獄就在洪洞。
那年代，那心態，只有像王三公子似的進學做官才能榮宗耀祖，揚眉吐氣，才能是“美女玉堂春”一類人的正宗歸宿。這樣的社會價值觀使一大批成功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丁氏家族中這個叫丁坤的以及其子嘻論雖無進學的資歷，卻花錢捐納為“監生”，像現在花錢拿文憑似的，後於乾隆六十年又捐職為“州同”，官也買到了，當然那陣還是向國家買，透明的，不是像現代貪官似的，袖筒內操作，買的賣的都不認帳。嘻論買到“州同”，便昂揚地在門前立起這座牌樓，算給本家本族爭得的風光。
喬家雖然也花錢買功名，也有一些“通奉大夫”“二品補用道”什麼什麼的花翎可以戴頭上。但相比之下，他們的商人做得純粹些。他們不立牌樓，甚至連房上的獸頭都是閉嘴獸。自甘享受商人的待遇。閉嘴就閉嘴，不在官場說長道短，只著眼商場爭雄。
此時，晉中一帶讀書風氣見弱，許多人家的子弟只要粗通文字，打得算盤，記得賬，便送出去學生意了。所以雍正皇帝的那段著名硃批：“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尤肯力農， 再次者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應試，”以及“山右積習，重利之念 ，甚於重名。”＜劉於義＞之說，與其說是指山西，不如說指晉中更確切。“生子有財可做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坐官的入了閣，不如在茶票莊當了客”。這是這一帶人的眼光看法，成功的商人生活在這片經商氣氛濃烈的盆地怡然自得。
商人的戲份重了，無形之中就會引來生活觀念的演變。丁村住宅格局中，神的位置重於人的位置，採光最好，最寬敞也最宜居住的北屋供著祖宗靈位，“慎終追遠”“春露秋霜啟後思 水源木本承先澤”，活在世上終日辛苦操勞的人只住廂房，跨院，甚至南房。而喬家的祖先祠堂在大院甬道的盡頭，另住一處，除接受祭祀崇拜，一般不參與正常人的起居生活。它已經懂得把更多更好的空間讓給子孫們享受。
這種差別一直影響到細部，如房屋的裝飾工藝，兩處風格不盡相同，都精美而充分體現了民俗審美心態，如用四隻獅子來借喻“事事如意”，如明八仙，暗八仙，“八仙捧壽”，如用五隻蝙蝠組合的“五福連壽”，用三隻羊連成的“三羊開泰”，用鹿和鶴組合的“六合通順”等等，但其中有一些圖案的分別卻也保留了宅第主人的追求愛 好志趣意向的不同，或者叫保留了當時當地最時興的觀念。比方說，丁家豎牌樓的院裡還有一些用猴子騎在鹿身上挑馬蜂窩的構圖說出“喜祿封候”，用猴子玩三個圈寓意“連中三元”等嚮往權利榮耀的石雕。在一幅“抓鬮圖”中，可以看到供兒子選擇的代表物：筆、算盤 、印等。似乎把讀書經商做官的矛盾心理和盤托出，讓後代去聽從天意的安排。喬家固然也買官壯聲威，但他卻已經有“課子種桔勝封候”的理想，或者是拿這種境界來標榜，商人的心理發生著唯妙的變化。何況喬家到晚清有些掌門人還很新潮，比如被稱作成義財主的喬映霞，對推行變法的康、梁十分傾倒，景慕西方文明，後來還加入了同盟會，這樣的人顯然不會再欣賞傳統的價值論，而在喬家的“立欄”上還出現了現代工業文明的代表＿＿火車，這幅彩繪背景用中國寫意畫法，火車無法寫意便只能寫實了，而火車駛過的橋樑卻用幾根樹杆歪歪斜斜地叉著支撐，畫匠幼稚的筆下，偶合了工業文明在這方古老土地上的風雨飄搖歷程。站在這幅畫前，不由想到，中國民族商業資產階級對近代工業文明的如此興趣濃厚，如果不是戰爭動亂等歷史原因使他們一敗塗地，他們完全有可能更好地投資近代工業，這或者可作他們心跡的一份記錄。
這兩處宅院裡一些細小的設定也時不時露出時代發展的烙印，如丁村比祁縣靠南，但丁村的宅院盤著傳統的火炕，炕沿精緻，甚至還留著放尿盆的小龕。一副自得其樂的小農經濟生活圖。而在喬家，已經拆了炕，引進了南方的床，暖閣繡簾相隔，窗戶也採用了大格玻璃採光，這些變化，到七八十年代才開始在晉中普及。丁村館中當 時從南方引回了竹皮和絲綿編的土保暖水器。喬家大院則有了空氣調節器。儘管是原始雛形，但注意力已經用到了居住環境的空氣上。
這就如同眼下家庭的日用品從五十年代的暖水瓶發展到八十年代的空調。
從丁村的民居群走到喬家大院，恰恰把個大清朝走完，從兩處宅院群的一些差異或明或暗地看到歷史的潛移默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