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漫長時光，我想現代人根本不可能真正看清一個隱者的背影，不過這並不妨礙人們依然喜歡他、敬重他。陶淵明這位自號“五柳先生”的東晉隱者，就這樣以一種倔強的方式，生生不息地活在後人的心裡。

其實，陶淵明並非天生排斥做官。他的曾祖父陶侃擔任過東晉的大司馬，到他這輩兒雖然家境衰落，卻終歸是出身顯赫，仕途之門對他依然是敞開的。他曾有《雜詩》雲：“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足見其有儒家“治國平天下”之抱負。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陶淵明初涉政壇，就當上江州祭酒，可他嫌工作太忙太累，沒多久就主動辭職了。其後，他在家過了幾年的苦日子，於晉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再次出山，投入當時權傾天下的桓玄府中，做了一名參軍。次年，他因母親離世而解職歸家，守孝三年。

這是陶淵明出仕時間最長的一次，如果不是母親離世，可能工作的時間會更長。不過，也正是這樣的機緣巧合，讓他幸運地躲開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力拼殺。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桓玄起兵篡奪東晉帝位，次年被北府兵舊將劉裕等人聯手剿滅。此時，陶淵明守孝期滿，再次主動出仕，改投鎮軍將軍劉裕帳下做參軍，後又轉人建成將軍劉敬宜帳下做參軍，供職的時間都不算長。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陶淵明萌生了徹底退隱的想法。可以想象，在同樣有篡逆之心也同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劉裕身邊，他應該耳聞或參與過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親身體驗了政治和權力角鬥場上的黑暗、醜惡與殘忍。所有這一切，與他所憧憬、所夢想的正義、公理與美好，是那樣的格格不人，那樣的令人絕望。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意識到，自己曾為桓玄陣營中之一員，“歷史問題”會讓他成為新政權眼中的“異端”，早晚會遭受嚴厲清洗和打擊。於是，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在族叔陶夔的引薦下，陶淵明縱身一跳，避開權力漩渦，轉而去做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官一彭澤縣令，在官僅八十餘日即解印去職。從此，他徹底遠離塵世、遠離政治，退向社會的邊緣，退向自己的內心。

關於陶淵明退隱的理由，人們耳熟能詳的是“郡遺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日：‘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職”。這個理由顯然很勉強。上級督察組來檢查工作，縣長參見彙報，本是官場常例，陶淵明混跡官場數年，豈能不習以為常？

再看他在《歸去來分辭序》中所述的理由：出仕是因為“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出任彭澤縣令是看中了“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所以當官有悖自己的本性；剛好妹妹病逝，“情在駿奔，自免去職”。諸多理由，統統都有難以成立的地方。因為窮所以當官，那麼辭官後不怕繼續貧窮嗎？因為性好自然所以不喜當官，那麼何以主動投到當朝權臣的帳下？因為想用公田種高梁釀燒酒，為什麼又不等高粱成熟就掛冠而去？因為妹妹辭世急著去奔喪，可奔喪並非守孝，又何必辭官不做呢？

有研究者認為，陶淵明在彭澤縣令任上，與其說是在做官，不如說是在表演。他用了八十餘天的時間，將自己裝扮成一個對政治了無興致和與世無爭的隱者，從而消弭朝中權貴對他的警惕與猜忌，使自己從險象環生的政治漩渦中巧妙脫身。

這是一種被逼出來的生存智慧，是對權力角逐的刀光劍影心驚膽戰後的退避三舍。它從一個側面證明，也許從來就沒有天生的隱者，人們選擇退隱之路，都有著這樣那樣的深層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講，“退隱山林”與“逼上梁山”山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都是紛擾世道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