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親王與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在一年半內先後過世，七十年來的王室權威經歷不小震盪，主張廢除抑或大幅改革王室的共和派趁勢有所抬頭。這次他們能成功嗎？英國王室還能保住澳新加三個國家嗎？甚至，聯合王國本土會不會也迎來君主制的存廢問題？

在20世紀幾波戰爭浪潮洗刷之際，英國王室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表現遠遠比歐亞大陸的同行要好。而在20世紀之前，王室遇到過比今天更大的危機。除了克倫威爾“弒君”之外，王室在國力鼎盛的維多利亞時代甚至都遭遇過危機。

1861年阿爾伯特親王去世之後，維多利亞女王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更要命的是，女王相信正是兒子愛德華戀上女演員的醜聞加速了丈夫的過世。“伯蒂”王子放浪不羈，行為無忌，已經構成對君主制的挑戰。

1871年11月6日，愛德華王子的風流行徑招致英國社會普遍惡感後，下院議員查爾斯·迪爾克爵士在議會下院慷慨陳詞，“說得簡單粗暴一點，如你所見，王室每年的直接花費就差不多是100萬英鎊……值得一提的是，王室還壓根不納稅……英國社會有不少人相信，共和國只是個時間問題了。總有一天，我們的政府將是個共和國政府。”

迪爾克的發言贏得了熱烈的掌聲，王室醜聞與共和制的可能好處都讓聽眾熱情澎湃，摩拳擦掌。似乎只要再加把力，英國就能廢除君主制走向共和了。要知道那可是19世紀下半葉的維多利亞時代，君主制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亞洲都是絕對的主流政體（除了法國）。

恐怕讓迪爾克及其擁躉難以想象的是，他們的廢君努力會因為看似毫不相干的一次突發事件付諸東流。就在迪爾克慷慨陳詞兩週以後，伯蒂王子突然生了一場大病，高燒不退，眼見命不久矣。

維多利亞女王急忙從蘇格蘭的巴爾莫拉城堡起身趕往兒子病榻，祈禱王子平安無事。王子病危的訊息也成了英國的爆炸性新聞，不少記者跑來打探訊息。人們焦急地等待1871年12月14日這一天，這是十年前阿爾伯特親王去世的日子。但恰好在這一天，伯蒂王子退燒了，病情奇蹟般地好轉！

首相格萊斯頓抓住這個機會，大肆宣傳王子病體無恙的訊息。次年2月27日，女王與王子乘著馬車在倫敦街頭公開亮相，一時間觀者如堵，倫敦大街水洩不通，王室的威望自短短几個月裡就重回巔峰。幾年之後出使英國的清廷公使劉錫鴻在《英軺私記》裡追記了這件事：英國王室任何一件事全民都很關注，某年王子生了病，全國人民都為王子祈禱，結果王子的病好了，全國人民都感謝上帝，王子有病舉國禱之，病好了，舉國謝之。劉錫鴻感慨說，英國人忠於國王是發自內心的，“非畏其威，乃懷其德”：忠君不能給他們帶來什麼立竿見影的實際好處，不忠君也沒有什麼刀斧在頭的壞處。

迪爾克與他的同道中人在初冬時節還是號召廢除君主制的英雄，第二年的春天裡卻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英國報章雜誌上將迪爾克描繪為法國式的麻煩製造者，輿論感嘆英國共和派至少100年都抬不起頭來了——事實也確實如此。

就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這場風波前後，時任《經濟學人》主編沃爾特·白芝浩在評論文章裡有感而發，“君主制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政體，它存在的最好理由就在於，它是一種人們可以理解的政府形式。”自由黨首相格萊斯頓的行為無疑是這番話的註腳：他不喜歡君主制，對女王不甚感冒，更是厭惡伯蒂王子。但他希望與王室維繫良好的關係，因為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國需要王室作為精神象徵團結國民。

維多利亞時代的這場風波，足以解釋一百多年後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殞帶給英國人的衝擊。這一百多年裡，英國王室在兩次大戰與帝國瓦解過程中受到的衝擊，恐怕都沒有愛德華八世愛上美國離婚女人、戴安娜車禍離世這兩件事要來得大。英國人希望王室做出某種道德表率，確立威信，凝聚聯合王國與英聯邦。君主需要履行的職責較之維多利亞時代更多，而王室對自身施加的各種約束也不見減少。從這個角度而言，已故女王與君主制實現了相互塑造，給後來者樹立了很高的標準。

“我不是個擁君派，但是……”（I‘m not a monarchist， but……）這句話最近成了英語世界的口頭禪，傳達出一種“雖不痴迷，但頗敬重”的矛盾心理，夾雜其中的情緒是感佩、敬重、惜別。毫無疑問女王的溘然長逝給了英國王室很高的同情分，至少在短期內足以抵消人們對君主制何去何從的疑慮，為新即位的查爾斯三世留出緩衝時間。

（作者系網際網路從業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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