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真宗建立內侍官階之後，確立了遷轉順序，但唯一沒有確立的是，真正類似於外朝官員的磨勘，因而在仁宗時期，確立了內侍的磨勘年限：十月五日，樞密院奏：乞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有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無得過五年。從之。

這樣一種嚴肅的宋代特色的磨勘體制，讓內侍官系列跟外朝官系列更無區別，似乎已經達到了官僚化管理水平的頂點，讓內侍官階與外廷官階一致，並以樞密院統領，使得內侍官不再因為皇帝特恩而隨意加官，制度化的因素在這一時期，成為防弊之下更合理的選擇。

神宗元豐改制，有宋一代研究官制者，無不以其為分期重點，但是在內侍官階更易方面，神宗卻獨為小心，與武人官職一樣，說出了這樣的話：“元豐官制定，有請並易內侍官名者，神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易？”。

內侍官名，宋神宗認為從太宗以來，尤其是真宗對內侍制度的構建，已經形成了宋人獨特的官階，因此沒有改變的必要，這與真宗建立內侍官體系時候，周到的考慮不無相關，導致內侍官體系似乎在真宗之後，只有小修小補而未有大的變化，到了最終徽宗改武選官階時候，對內侍官階進行了總結性的規範，這可以看作是內侍官體系在宋代最後的構建過程。

徽宗政和改制武官階，在經歷了唐末五代，至北宋上百年的發展之後，盤根錯節的文官體系，在元豐之後得以修正，而更為繁雜的武官、武選官、內諸司使等一系列，列於武官階名下的職官體系卻仍然紛繁。

而政和改制最終從官階層面，對武官體系做了大膽而最終一體化的階官改造，這個往往被人忽視，導致人們卻對其重視程度不夠，有著多重原因，但對於同屬於武官體系之下的內侍官階來說，這是一次最終確立和總結。

這樣的一種沿著神宗董正官制，讓武官也名正言順的行動，無疑體現了徽宗繼續謀求，自宋建立以來，便一直在進行的改善官制紊亂，和重建工作的決心。其中武選官的改易很多，不一一贅言。

但是其有兩個特點，一是將所有的武選官體系，全部列入，共52階，涵蓋面極廣；二是透過改名為大夫和郎，讓上下官階極為明晰，武選寄祿官體系得以運轉，自唐末五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內諸司使體系，在這裡終於畫上了個句號，如文官元豐之後一直。

那麼這樣一來，所有包括內侍在內的武選官系列，便完成了它的改造，所有的官名更加簡明，並且上下通達，遷轉順序一覽無遺，這樣嶄新的內侍官十二階，一直保留了下來。雖然有靖康年間的動盪，但是在紹興釐定官制時候，“內侍官十二階，並政和舊制。

這樣的表態，無疑表示出了從宋初開始的內侍官，重建程序到了政和改制之時，真正進行了總結性的重構，形成了外觀內侍，官僚化程度極高的武職化內侍官階，讓宦官組成的內侍能和外臣一樣遷轉磨勘，並且十二官階明晰，無疑是對唐五代以來諸司使系統的重建。

某種意義上，政和改制對於官制史影響的意義，甚至要高於元豐，讓宋代官制對於“使”這樣一種混亂，但適合中古以來發展的官職系統，徹底進行了重構，完成了宋人內重外輕的改造。

作為宋代內侍官階中，最低也最少人關注的一環，入內內侍省和內侍省祗候班的存在，需要我們關注。所謂內侍兩省中的祗候班，多為犯罪之後被使用之階，並且一旦成為內侍祗候，不僅很難升遷，同時更難回到內侍官體系之中。

但是這類祗候班卻並非全是戴罪之人，其實祗候在宋代各種官職中都有見到，如“閤門祗候”等等，其實就是為低階或者常待命的一種官職，顯示其隨時需要為皇帝服務的屬性。

雖然也有一些例外，並未將其罰入祗候，但是仍然從後省送至前省，加以管理，實際上也是從事著祗候的工作。可見祗候班之官階多為犯罪懲處的一種序階，因為其有犯錯或者身份較低的屬性，會被人們所忽視，但是對其研究，有利於我們對於宋朝祗候這一類官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