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對城市居民的情況，各類工匠是由國家嚴格控制的。一部分工匠，尤其如武器製造者和高檔織物織造者，他們在由帝國政府直接控制的工場裡幹活。其他一些工匠被編入世代相傳的行會之中，他們只有在找到替代者之後才能離開。
譬如麵包匠，他們的生活條件有名的低下，在刑法方面，
規定對他們的處罰更為嚴厲
。商人的流動性使人無法對他們進行嚴密的監督。他們經常被人們懷疑有短斤缺兩、非法攜帶貨幣出境、將私貨混入運送國家貨物的車船之中等行為，因此他們遭到一大批國家官吏的圍追堵截，而且必須在高盧邊境和主要的交通樞紐上交付一種稱為（商品運輸稅）的稅收，稅率一般為5%。此外，人們不可能想象帝國的優質金幣會用於促進商品流通，它的功能主要是在國庫財政上的，
因為它的價值非常高
，不太適用於日常生活品的購買。而且人們也不再鑄造銀幣和銅幣，因此，個人面對的選擇就是，要麼製造假錢（常見的情況，但要冒相當大的風險），要麼回到物物交換，
國家對此毫不在意
。
某些規模巨大的生產工場不設在城裡。從帝國早期開始，先有格羅費桑克的製陶窯場，然後有勒佐的窯場，這些工場是設在鄉村之中真正大工業的典型。到了4世紀，接班的是阿爾納和萊茵河地區的工場。
直到帝國崩潰，甚至還要久長，陶瓷製造保留了這一特徵。
與此相同的還有玻璃製品業、木材加工業（某些工場設在阿登山區的森林之中）和冶金業。我們不太知道這些企業和其中勞動者的社會地位，但他們與國家經濟的關係應該是更為鬆散的。
鄉村居民佔據著壓倒性的絕對多數，當然他們也不是鐵板一塊。
其中有些人透過他們巨大的領地以及專業化的農業深深參與到帝國的一般生活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卻完全生活在帝國的框架和意識形態之外，他們退縮到自己封閉的圈子裡，退縮到幾乎屬於史前的過去。這些人大概在4世紀時還零星地保留著高盧語言，更為確定的是，他們保留了原來高盧的愛好和習俗，
自愷撒以來影響高盧的因素沒有在這些習俗愛好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大地產到4世紀往往達到一種超乎尋常的程度。
這可能是由於人們在如此廣袤的地產上採用了完善的農業技術（中世紀早期被人棄用），如用長柄鐮刀收割，以及包含春季穀物的輪作制度等。因此人們有了穀物的剩餘產品，在氣候許可的情況下，也有了酒類的剩餘產品。這些剩餘產品養活了帝國城市的人們，如公元407年前作為省督駐地的特里爾城，以及後來省督退守的阿爾勒城。為了加工這些剩餘穀物，國家工程師們發明了新式機器：水磨。
它適應了推磨奴隸人數減少的狀況。
與前面提到的一些技術一樣，這項發明在羅馬帝國崩潰以後也受到長期隱沒。簡言之，我們可以想像，這些大領地面向各種技術進步，關心市場的起伏、道路的安全、稅收的使用情況，在總體上非常深入地介入到帝國的經濟活動之中，
而帝國的政治存在則是這一切的前提。
實際上，經過公元5世紀以後，這些地產失去了它們的光彩，最常見的情況是完全消失。此外，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證明，在這些領地上勞動的農民由此遭受了巨大苦難。這一地產製真正的獲利者是人數極少的一小部分人，
而勞動者大概會為擺脫這種鄉村經濟帶給他們的固有束縛而感到寬慰。
然而，相當一部分鄉村居民對這些事情是完全陌生的。
有小部分人大概一直生活在羅馬社會的邊緣，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利益，他們成了古老傳統的託管人，居住在遠離莊園的小村莊裡。似乎到了公元5世紀，這小部分人的人數有了增加，甚至在某些地區，特別是在高盧的西北部，
這部分人成了居民的多數
。為了逃避帝國稅收的嚴酷重壓，逃避大地產主的過分索求，離開遭日耳曼人蹂璃的土地，用一些地方貴族帶著怨恨的眼光看來，一些羅馬文明的“叛徒”加入到那些“落伍者”之中。
而這些地方貴族既不喜歡遠在天邊的皇帝，也不喜歡近在眼前而過分活躍的稅收。
人們從完全被動狀態轉而進行公開的抵抗，甚至武裝抵抗：這大概就是被人們稱為“巴高達”的神秘運動的故事。5世紀時，這類摒棄羅馬政治和社會制度以及精神的“游擊隊”在高盧西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廣大地區經常大行其道。他們佔領一些地方，但並不涉及全部，表現為一種土著起義的特色，如這裡是“凱爾特人的”（用這樣的名稱就非常有意義），那裡是“賴比瑞亞人的”或者“巴斯克人的”等等。然而，
他們又和那些對完全羅馬化的社會不滿的人結成聯盟。
對羅馬的疏遠成了一種廣泛蔓延的情緒。這種情緒很少出現如薩爾維安描寫的清晰形式，這位公元5世紀中葉的基督教論戰者展現出他對“蠻族”的特別偏袒。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各種層面上察覺出來，甚至遠在西羅馬帝國崩潰的決定命運之年公元476年之前。最受人們尊敬的一些習俗遭到嫌棄，其中就有穿羅馬長袍“託加”的習俗（人們改穿束腰緊身的衣服和日耳曼人式的褲子）和使用“三姓”（古代自由人的標誌）。這可能是時尚問題，但卻不完全如此。考古學家在許多領域發現一些自愷撒以來被希臘羅馬文化深深埋葬的“野蠻”風格重新浮出水面。瓷器的花紋不再採用神話故事的圖案或經典的葉旋渦紋（這些是勒佐陶瓷器的重要特徵），而是採用如人字紋和釘頭紋這樣的幾何圖案。
被人遺忘的凱爾特人技藝，如駐琅，如大馬士革式劍也湧上臺面。
這不一定是一種倒退，卻可能是人們品味的突然轉向，代表著新精神的發展方向，這些新精神從偉大羅馬的記憶中脫穎而出。
新的意識形態
哪些是這場真正革命的因素呢？
有些屬於物質層面。在3世紀日耳曼人的入侵時，高盧的城市幾乎受到全面的摧毀，它們不再具有帝國建造它們時所展現出來那樣令人吃驚的景象。大部分令人驚異的大型建築消失了，它們的石塊甚至被用來匆忙建造狹窄的城牆，居民現在不得不擁擠在城牆背後。
日耳曼士兵家常便飯般地進進出出也發揮了作用。
然而，基本的情況並非如此：許多城市，特別是一些首府，如特里爾、里昂和阿爾勒等，仍然裝飾著一些紀念性建築，城市內部的平民與軍隊沒有什麼接觸。
翻天覆地的變化發生在精神層面。羅馬王族舊的宗教基礎已經碎化。
對羅馬和奧古斯都的舊崇拜，或稱為12大神的崇拜，已經沒有任何意義。異教大量存在，但它對公民精神幾乎沒有什麼貢獻，它或停留在東方起源的幾乎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崇拜上，或依地域不同而呈現的對聖樹、聖泉和高山的崇拜上。自君士坦丁皇帝以後，異教整個消退，幾乎成了某種化石。
仍然有些異教信徒在地方層面作出激烈的反抗，但異教已經不構成被人接受的精神力量。
基督教自此成為前臺的唯一角色，唯有它可以成為新意識形態的基石。
從公元320年起襲自百羅馬皇帝與基督教的聯盟（除去公元360-363年尤利安曇花一現的統治）是4世紀高盧重要的歷史事件。基督文章抄教從非法的並且被極少數人接受的宗教成為官方學說，成為道德理想家號，不久，
成為文化知識生活的框架
。
由此帶來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也許比人們想像的要小。
由戴克裡先開創的專制國家（現代的歷史學家情願稱之為君主制）在實踐上極少向這一浸潤著博愛精神的學說讓步。我們只要翻一下狄奧多西法典就可以看到，在全部的基督教時代
，很少有立法受到使徒思想的影響
。人們也許可以注意到，其中對奴隸、對兒童、對婦女有些惡劣條件有所柔性化。但這些柔化卻被粗暴的管束抵消，最經常的配合手段就是殘忍的刑罰，如燒死。古代社會的基本結構也沒有受到任何質疑，尤其是根深蒂固的階級不平等和被奴役人口的大量存在。
教會逐漸向國家靠攏，它接受了國家的司法概念和行政概念，而國家向基督教道德的靠攏就要少得多了。
在君士坦丁上臺之際，基督教在高盧仍然沒有太深的根基，它僅沿羅訥河與萊茵河交通要道的大關節點分佈。高盧在整個教會中的比重也微不足道，公元325年尼西亞全體教會宗教評議會上僅一位主教就足以代表高盧了，他就是尼凱斯德第。
兩個世紀後，高盧則完全基督教化，在基督教世紀扮演第一流的角色。
讓我們大致勾勒出這場偉大變革的發展階段。
起初，在公元314年召開的阿爾勒西部宗教大會上，我們看到有12位分別來自阿爾勒、維埃納、里昂、韋松、馬賽、波爾多、歐茲、奧頓、魯昂、蘭斯，特里爾、科隆的主教，其中還不包括來自南方4個教區的代表。這些主教中的許多人有著希臘姓名，這是第一代西方基督教的特徵，當時新的信仰還沒有贏得拉丁群眾的心。只有到了4世紀中葉以後，才完成了決定性的進步。國家促進了教階結構的產生，這一結構基本模仿世俗的行政管理制度：每個城市設一主教（在高盧全境大約有120個），在這一層次以上，每個行省再設一大都市的主教（到公元4世紀末，大約清點出17個）。顯而易見，如此雄心勃勃的框架不是一蹴而就的：
直到6世紀，在高盧北部還存在許多空白點。
此外，與古代地中海傳統相匹配，這些結構也不完全直接與城市相關。在南部，城市周邊土地非常小，不便之處不太大。但在高盧其他地區，城市網路並不密集，鄉村人口很長時間難以涉及。必須等到馬丁德圖爾和他的模仿者時代，才看到教會開始朝著鄉村的方向付出認真努力。教會向鄉村的滲透幾乎花費了五百年不間斷的辛苦勞動：
事實上，一直要到加洛林時代，透過系統地組織起鄉村教區，才最終完成這種滲透。
然而，它已經屬於我們歷史的重大事件之一了。
就如整個帝國的情況一樣，高盧的教會在4世紀也被要求加入到當時神學家們有關基督神性和前定論等一些重大問題的爭論之
中。然而，它卻明智地幾乎置身事外。
各種的原因，不是因為高盧教會知識的貧乏，普瓦提埃主教聖希萊爾在與阿里烏斯派的爭論中表現出極端的活力就表明了這一點；同樣也不是因為他們無法理解當時東方學派所辯論的問題，阿塔納斯德亞歷山大里亞在公元335年流亡到特里爾，他在高盧就發現了知音，
。
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教會的適度感和對眼前任務的關注。
在羅馬皇帝居住特里爾的時代，即大約在公元367至390年，基督教在高盧獲得了最快發展，這種進步真正令人驚歎：絕大部分的城市居民受洗、接受教理並組織起來，最高行政也完全被基督教掌握，教育，就如奧索尼烏斯在波爾多的事例所表現的那樣，同樣也被教會贏得。所有的程序非常溫和，沒有衝突，也沒有公開的抵抗。有人也許知道，國家曾經介入。然而
國家的介入是發生在一位篡位皇帝的身上
，它的介入也不是為了反對異教徒，而是為了反對一位基督教徒，一位強硬爭辯者——西班牙人普里西利安。
結語
儘管遭到馬丁德圖爾的反對，這位西班牙人還是在公元384年在特里爾被處決：這是世俗政權干預鎮壓異端的第一例，教會與國家的緊密結合由此得到確認，這種共生關係將成為中世紀社會的重要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