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士在都城的生活則較之前要豐富得多，開始突破過於集中於宮廷仕途生活，這一較為單調而枯燥的形態。其原因主要就是士族中央化潮流下，他們的家庭居住地向京城地區的轉移，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科舉制度造成的官僚選拔的中央集權。

唐代長安、洛陽兩京中文士生活大致相似。

相比較而言，洛陽文士都市仕隱兼顧生活形態的形成，要早於長安，唐代洛陽文士生活當然也以政治生活和日常家庭生活為主，其中也會衍生出宮廷和都市中的文學活動，這無疑是都市文士生活的主體部分。這方面唐代和唐前並無本質的差別，

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政治仕途、家庭日常生活之外，文士都市生活的新拓展及對文學發展的意義。

一、在仕文士在園林別業的仕悠遊雅集生活

唐代文士家庭遷往洛陽都市後，結束鄉里和京師分離的雙家形態，他們為了追求閒逸生活，獲得休閒棲居的空間，也開始大量在正宅之外營建別業，形成都市內新的雙家形態。別業這樣的居所既然不承載家庭主要生活功能，

文士們就可以把它建在較為偏遠，但環境比較優美的地方，主要承擔仕餘閒暇時的悠遊棲隱生活。

不過洛陽都市文士因身份各異，閒暇時間也會各不相同，所以他們會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別業的建築地點。對於身在宮廷和洛陽地方官府任職的文士而言，受職任所限，不可能有足夠時間涉足洛陽外圍的真正山林地區，他們一般選擇在城內或郭外近郊建造別業，

仿造自然創造一個微型的自然世界，追求朝罷政餘，點滴閒暇時間的閒雅生活。

唐代長安、洛陽兩京地區的別業數量非常龐大，李浩（師）《唐代園林別業考錄》中，所考錄者分別有200處上下，可見其數量之多。可以說園林別業生活已經成為洛陽都市文士，一種極為突出而普遍的內容和狀態。

如高宗、武后時期高正臣的林亭，是在洛陽東南郊的洛水、伊水交匯處。王明府山亭則是在洛水之濱。

杜審言在武后晚期才擔任洛陽丞，後來進入宮廷。但他多次有很長時期的守選閒居生活。他的家在洛陽，這個“虛館”當就是他在洛陽的宅第或別業。他曾有過和宋之問、司馬承禎等在嵩山

地

方外生活，而城內別業的園林棲居當為他常態性的都市生活。

城內和城郊的園林別業，一般也會選在水畔或城郊淺山地區的比較幽靜佳勝之處。

但畢竟這裡不是真正的山裡地區，這類園林別業，文士們一般會進行精心地構建，開池通流，疊石造山，廣植花木，

去營造一個微型的自然世界。

如李嶠《王屋山第之側雜構小亭暇日與群公同遊》描述他的王屋山第：“桂亭依絕巘，蘭榭俯回溪。綺棟魚鱗出，雕甍鳳羽棲。引泉聊漲沼，鑿磴且通蹊。

席上山花落，簾前野樹低。

弋林開曙景，釣渚發晴霓。狎水驚梁雁，臨風聽楚雞。復看題柳葉，彌喜蔭桐圭。”（《全唐詩》卷 61）。

他的山第中建造有桂亭、蘭榭、綺棟、雕甍，開鑿有池沼，修建有山徑。

作為詩中描繪，雖然不乏文學藻飾的成分，但是其經過精心營造則是顯然可見的。

再如陳子昂《薛大夫山亭宴序》中所描繪薛曜的山亭雲：“爾其華堂別業，秀木清泉，

去朝廷而不遙，與江湖而自遠

。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池；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坐對青山；俯

磐石

而開襟，右臨澄水。斟綠酒，弄清弦。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靜心閒，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遇物。”。

其中有華堂秀木、芙蓉之池、芝蘭之室、盤石澄水，可見也是相當精美。都市本是一種政治、世俗環境，並不適宜閒逸、優雅的生活，但唐代文士透過園林別業的建造，卻大大把它幽雅化了。可以說他們透過人為的創造，在都市之中構建了一種近似山林的幽雅空間。

有了這一空間，無疑他們的生活也就有了新的歸宿，有了閒雅高逸之氣。

文士在都市園林別業中的生活，對於文學的發展是有利的。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種近似山林棲居的生活，這樣的環境和狀態，無疑利於他們的一定程度上突破政途繁劇，世俗庸碌氛圍的困擾，培養淡泊悠然的審美情趣，促成閒逸優雅的審美心態。

另一方面園林環境也很大地促進了文士們的交往雅集。

因為唐人的園林別業一般都在正宅之外，其環境不僅幽美，生活也相當閒適單純，所以也很利於激發園主和文士同好交往聚集的熱情。而且文士園林別業，因為

園主心態的悠然消散，往往不像宮廷、王公正宅那樣門第森然，把一般文士拒之門外。

一些沒有地位和名聲的年輕後進文士，也往往可以參與其間，這對於培養文壇後輩，也是一個很好的空間。如高宗時期洛陽舉行的高氏三宴、王明府山亭宴集，陳子昂都參與其會。當時陳子昂剛剛從家鄉到洛陽，還沒有進士及第，也不會有太大的聲譽，但是他能參與其中，

可見這些雅集活動較大的開放性和氛圍的寬鬆性。

玄宗開元時期時，杜甫十四五歲年紀，就“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頻繁出入洛陽名流府邸，應該也是因其園林別業中的宴集活動，所以才得以

參與

，為這些前輩名士所知。

二、本土未仕文士的隱以待仕生活

在仕文士因為職任所限，生活範圍不可能涉足太遠，他們只能在都市中建築園林別業，仿造自然環境，在仕途生活之暇滿足棲隱悠遊生活。不過在文士們普遍定居洛陽都市的背景下，顯然會使不少都市文士，擁有長時間的閒暇狀態。

畢竟文士們也有及第步入仕途之前，退休致仕之後，這樣更長的閒暇自由人生階段。

而且唐代官員任命制度，並不是進士及第就馬上授予官職，官員一任期滿也不一定隨即獲得新的官職，這也造成了唐代士人常會有守選的現象，守選期長者可能會數年、

十餘

年，甚至更長。

這些都帶給了文士們較長時段的閒暇時間，這樣他們就具有涉足更遠，走進洛陽周邊的山林，真正踐行山林或田園隱逸生活的可能。

洛陽山林文學空間形成是高宗、武后時期，宋之問、陳子昂、杜審言等“方外十友”在進士考試，或長期守選時期走進嵩山，與道士、隱士交往，過著以學道求仙為主，兼及文學活動的山林生活。

他們入仕或進入宮廷後，無法再經常到嵩山活動，但是宋之問卻時常居住於陸渾山莊。

另外杜審言可能也在陸渾山有別業，孟詵致仕後則在伊陽山第隱居，其他也有一些文士在嵩山、陸渾山有別業，顯然也是經常在其中居住的。對宋之問陸渾山莊的詩歌進行分析，

可看出宋之問在陸渾山的生活狀態及心態，主要是淡泊幽棲、較為純粹的山林隱居生活。

和包括他在內的都市文士，在園林別業中那種詩酒風流，交遊雅集的閒雅生活有顯著的不同。文士們在山林別業的生活，與在都市園林別業不同，首先他們多數都是非在仕狀態，是一種完全的隱居生活，並不同時兼顧仕途。像房琯和呂向，開元前期隱居陸渾、伊陽山中，十年不諧際人世。

杜甫開元末天寶初隱居土婁莊，也有兩年以上的時間。

其次文士的山林生活，雖然也多建築別業，不少應該都是田莊，但是別業一般不會像都市園林別業那樣精心營造，頗為幽雅精緻。他們在山林中主要依託自然的山水環境，滿足其遊賞棲隱生活。別業自身僅是居住所需而已。

雖然有些也當十分豪華，如長安驪山的韋嗣立別業，王維的輞川別業，但是這畢竟不是普遍現象。

所以山林別業中，他們所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然山林之美，是一種純粹意義的山林隱居生活。但應該指出的是，文士這種生活，雖然是真正的隱居，但是他們並不同於以往陶淵明式的隱居。

傳統隱居是出於對仕途世俗生活的厭倦，是對自由高蹈生活的歸向，也是對都市世俗生活的背棄。

但唐代洛陽文士的隱居生活，有歸向、追求隱逸高蹈的心態，卻幾乎沒有逃離或背棄都市仕途生活的意味。他們並沒有把兩者看得那麼對立，

很多時候文士們隱居山林就是為入仕做準備，或等待入仕的機會。他們大多數最終也都步入了仕途。

總之這類非在仕文士，或暫時處於沒有進入仕途及脫離仕途人生階段的文士，因為居住在洛陽，有大量的空閒時間和閒逸心態，就更進一步擴充套件都市生活的範圍，

真正走進洛陽周邊的山林之中，開拓出都市生活的又一層空間。

如宋之問，因為長時期守選的緣故，最初在嵩山學道隱居，後來進入洛陽和宮廷為官後，又因養疾和平時閒暇時斷續到陸渾山莊居住棲隱。他便更為純粹地實現了隱居生活，

在陸渾莊中的生活狀態和詩歌內容也是完全隱逸內容情調，可以說真正達到了仕與隱兩者合一，出處自由轉換的生活形態。

三、總結

都市園林別業成為一種普遍存在，形成文士都市中的一種普遍性和常態性生活，是唐代文士中央化後才出現的新現象，可以說是唐代文士普遍定居都城後，探索開拓出的生活空間和形態的一個新局面。從高宗、武后時期，

文士們在嵩山、陸渾山一帶追求棲隱生活，形成山林生活空間後，它就開始對洛陽文士產生了深深的吸引。

至開元天寶時期，越來越多文士走進這一空間，洛陽一帶的嵩山、陸渾山、王屋山等地山林之中，都成為文士居住活動之地，山林隱居生活達到極盛。開元天寶時期，這樣一種生活也影響及長安。開元后期至天寶時期，長安附近的終南山中文士別業，及文士的山林生活活動也開始大量增多，

形成了兩京地區文士山林棲隱生活並峙並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