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人的音樂：時代影響藝術，藝術詮釋時代
夏商音樂
當遠古的荒蠻之氣漸漸褪去，文明在華夏土地上用力生長，中國歷史進入了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誕生在那個新石器晚期與青銅初期之交的時代，綿綿延續四百餘年，直到公元前16世紀被商所滅。
商朝，將奴隸制推向了鼎盛。
它是中國第一個保留文字記載的王朝，在文化、青銅冶煉等方面都達到了成熟精巧的水平。從夏商遺留下來的器物就可見得，當時人們有著深厚的圖騰崇拜，器物的造型、紋飾常常都體現著政治色彩，無不散發著凌厲之美。
▲四羊方尊
除了冶煉與器物鑄造，在這幾百年間，其他藝術品類也在潛移默化地進化發展。據史料記載，
夏朝便已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考古學家還發現了源於商代有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以及製作精良的脫胎於石樺犁的石磐。
▲古代編鐘表演《茉莉花》
由於青銅時代的影響，商代還出現了製作考究的編鐘、編鐃樂器。繼各類打擊樂器之後，新時代時代晚期出現了中國民族音樂思維以之為基礎的五聲音階，而後在商、殷時期，五聲發展為七聲。
▲編鐘
從古典文獻記載看來，
當時的權力開始漸漸向奴隸主集中，樂舞也逐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轉而為奴隸主所有。
音樂的主題，也漸漸由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
音樂，本身是屬於政治的
阿達利在《噪音》一書裡寫道，
音樂的功能並非在於審美，而在於政治與社會。聆聽音樂，實則傾聽時代的噪音。而噪音，便是權力的根源——音樂，本身是屬於政治的。
音樂在政治上透過滲透、分裂和排斥，製造和諧，控制社會暴力，消解任何反對意見——
音樂成為了構建統治階級的身份的手段，成為了質疑與差異的消音器。
音樂學政治經濟，便是
“把音樂視為一系列被噪音（換言之，對差異的質疑）所侵犯的秩序（換言之，差異的繼承）”
。書中，他將音樂與文化獨裁掛鉤，認為音樂不過是暴力統治的合法化的文飾。
阿達利的觀點或許有些偏激，但也不得不承認他道出了事實——
音樂在不同時代中，會被作為統治手段不同程度地利用。
▲阿達利 -《噪音》
遠古時代，音樂以巫樂為主。
隨著階級的產生，音樂也隨著被注入階級意識。此時，具有政教意義的音樂，便成為了最佳選擇之一。
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於是便出現了歌頌夏禹的樂舞。
首先，藝術作品，或多或少是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應——不存在脫離時代而存在的藝術品。荀子指出：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
，他認為音樂
“足以率一 道，足以治萬變”
，是
“治人之盛者”
。許多音樂作品，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樂記》認為：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由此可見，我國古代對音樂和政治的關係，早在西漢時期就已有學術論著明確，並且認為，政與聲是相通的，音樂的表現，甚至還可以影響執政治國的效果。
夏禹之後再無禪讓，世襲制產生。久而久之，奴隸制社會形成。夏朝中，奴隸與農民，王和貴族之間的對立階級已經形成。再至商朝，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逐漸分開。
由此，音樂也相應形成了兩種不同且對立的文化。
而後至西周，封建制度施行，對音樂的利用比前朝更進一步，“禮樂制度”由此出現。
▲禮樂制度
夏朝的樂舞，作用主要以統治階級享樂為主，是奢華生活與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徵。而商朝，音樂更多被用於祭祀。
統治者和奴隸主也常常將音樂作為加強神權統治，歌頌功德，威懾人民的手段。在民間文化裡，音樂的主題更加多樣化，從勞動生產，婚姻制度，戰爭情況，奴隸生活，到人民對統治者的咒罵等等，不一而足。
阿達利將音樂比喻為
“形式殺戮的模擬”
。他認為，
音樂起源於儀式的殺戮——噪音是暴力，而音樂便是噪音的一種導引。
它壓制了其他聲音，使人們只能聽見僅此一種聲音。它是統治暴力的昇華，是社會秩序和政治的粘合劑。
▲敦煌壁畫
幾乎是每一種古老的文明裡，古代宗教都會創造出主管音樂與舞蹈的權力階級
。中世紀的歐洲，音樂家社會地位低下，宮廷、教會所僱傭的樂師在經濟上受到政治與商業的控制，以至於只能靠作曲與演奏取悅貴族王公來維持生計。
直到十八世紀，情況才有所好轉，隨著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音樂也慢慢走向市場，音樂家社會地位提升，音樂會成為大眾消遣活動——
音樂，從來都與權力系統緊密相連，是政治圖景的反射。
▲為貴族服務的歐洲中世紀樂師
被曲解的與被留下的
其實，縱觀歷史，藝術品，偉大思想被當作統治階級的政治手段的例子，從來不在少數。
和歷史上不少極權統治類似，納粹也喜歡利用
“御用藝術家”
。與中國古代的直接設立官位不同，納粹曲解的物件，常常是既享有巨大名聲，又已經辭世的藝術家——
藝術家與世長辭，對於他的原意便易於曲解；在各藝術門類中，音樂又恰恰是最易於被曲意詮釋的。
十九世紀的藝術家中，納粹首先看上了瓦格納，認為其世界觀與納粹最為接近，強烈的日耳曼色彩和部分作品中隱射猶太人的缺點（如《尼伯龍根指環》），被曲解為了
“成功預言了納粹時代來臨的大師”
。其後，安東·布魯克納，貝多芬，巴赫，亨德爾，都被詮釋為了納粹的“原型人物”。甚至是一貫提倡人道主義世界觀的莫扎特，也未能倖免遇難，淪為鞏固政權的工具。
尼采產生超人哲學，納粹也奪來扭曲利用——
尼采筆下將權力意志發揮到機制的“超人”，在納粹的暴力曲解裡便成了日耳曼民族。
事實上，尼采在世時對德國人有很大意見，以至於後來加入瑞士國籍。
叔本華和尼采都反感猶太教，而在納粹的解釋裡便成了“厭惡猶太人”，以希特勒為首的法西斯勢力對這兩位哲學家的著作裡反猶太教的言論斷章取義，將他們塑造為反猶太主義者。
▲尼采
中國的《詩經》，當下看來是純粹無邪的文學抒情作品，然而在經孔子整理之後卻被後世的傳道家、辯士、政客，弄成教條。“子曰”，“詩云”，已經成為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共識，直到宋、明、清。他們不惜抹殺《詩經》的文學價值，甚至將其編入史詩。
把《詩經》不當作文學，而作為倫理道德教條，以至於其藝術價值許久都被埋沒。
然而所幸，在遭遇了惡意曲解與利用後，許多不朽的藝術仍然以純粹的方式流傳了下來——
東方朔，竹林七賢，建安七子，陶淵明的詩作文風裡，都明顯有著《詩經》的影響，他們將《詩經》的精神、技巧繼承，發揚；當歐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始蒸蒸日上，音樂家也不再附庸於貴族宮廷，成為了一個個為獨立的創作家，譜寫最自由最純粹最大膽的樂章；曾經被曲解的藝術家與思想家一個個都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化身一千個人眼裡的一千種詮釋方式。
時代影響藝術，藝術詮釋時代，我們卻大可不必向阿達利那樣悲觀——
無論是古典音樂作品，哲人的偉大思想，還是經典文學，都在等待我們去以最自由的意志去聽，去讀，去想。
滄海桑田，盛衰無常，唯有藝術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