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界和媒體上有兩種“千年不變”被作為城市宣傳的主打招牌，第一種是“千年未改名的城市，比如“三千年從未改名的城市——成都市”、“四千年從來沒有改過名唯一的城市——邯鄲市”、“我國有四座（或六座）從未更名的城市成都邯鄲益陽即墨（或加咸陽、洛陽）”、“四川日報新聞《2300年未改名成都》”。
第二種是“二千多年來城址就從未曾發生過變化的城市——廣州”。關於第一種說法，城鎮規劃君曾經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官方宣傳的中國五座千年未曾改過名的城市？成都邯鄲益陽即墨洛陽》，分析論證過我國就根本沒有從未變更名稱的城市，那都是各地的一種宣傳手段。比如長期以來從未更改過名字的邯鄲、益陽、洛陽、即墨等城市在“改名狂人”王莽的新莽時期或太平天國就被改過城市名。
關於第二種說法，目前學術界大多認為自秦代修建今天廣州城前身番禺城以來，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來就未曾發生過變化。實際上，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滅南越國後，南越國的番禺城曾被譭棄，另於今廣州市番禺區市橋北一帶改置番禺縣城，一直到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才遷回舊治，期間共計327年，嶺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政治中心是在今廣州城南的新番禺縣城，所謂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不變的說法是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
一、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不變說的諸種論斷
目前研究廣州歷史文化、城市發展史或城市歷史地理的學者，大多都堅持一種說法，即認為自秦代修建今天廣州城前身番禺城以來，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來就未曾發生過變化。這種學術觀點可簡單地概括為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不變說。
研究廣州歷史文化的學者普遍都持著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不變說的觀點，或說“自公元前206年越佗在廣州建立南越國以來，從來沒有衰落過”；或說“自秦漢以來，廣州長期是郡治、州治、路治、府治、省治的所在地，為廣東政治、經濟、文化的中樞”，“歷經兩千多年，廣州中心城址一直不變，成就了眾多的尋古訪幽處”；更有既說“任囂始建的番禺城，應是廣州地區最早的城。任囂築番禺城的年代，應是秦平嶺南並在此建南海郡之時，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距今已有2210年曆史了”，同時又說“從越佗建立南越國建都番禺起，歷經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廣州城由小到大，逐年擴充套件，其間雖然幾經滄桑，飽受戰火和天災人禍的侵襲，但是廣州城址一直未變。”上述諸說之中，關於廣州城始建年代雖然有公元前206年南越國建都番禺城和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任囂築任囂城的爭論，但其共同的論斷是都認為二千多年來，廣州中心城址不變，歷久不衰，因而為今天的兼有國家歷史名城和三朝（指南越國、南漢國和南明王朝）古都雙重身份的廣州城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近年來，研究廣州城市發展史或城市歷史地理的學者，雖然已多將廣州城的始建年代統一論定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但也對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不變說深信不疑，併力圖探索其形成原因、歷史影響及其在中國城市發展中上的獨特性。如司徒尚紀教授就認為“廣州作為嶺南行政中心，雖然肇建於秦，實際上應奠基於南越國。爾後，廣州這個政治中樞地位從未間斷和動搖”；“名城廣州即因背倚白雲、越秀二山，前臨珠江河曲凸岸所形成負陰抱陽聚水格局，加之主次山丘擺佈得宜，地勢高曠，備用地寬廣等地理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由此選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即今北京路與中山四路、五路交界地帶，二千年未曾有變化，成為城市擴張的核心和依託，極利於城市發展壯大，這在全國名城中是罕見的”；周霞博士新近更論述說“廣州從公元前214年建城起，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廣州是嶺南文化的中心城市，其發展從時間上看沒有中斷，從空間上看沒有轉移，城市功能長期穩定且富有特色，是中國城市中不多見的典型案例”。
其實，城市的發展演變不僅深受區域自然地理條件的制約，而且還要受到是不同歷史時期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種因素的影響，從中國城市發展史規律來看，城址不斷變化、城市形態與結構不斷演變，正是各類城市尤其是古代都城或區域政治中心城市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如果誠如上述學者所說，廣州從公元前214年建城迄今的2200多年間，中心城址一直不變，並且歷久不衰，那麼不僅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恐怕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都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獨特而重要的現象了，理應值得多種學科會同在一起對之進行專門性的研究和探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從歷史文獻記載、考古材料等方面來看，自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任囂築任囂城以來的2200多年間，廣州城的發展確實相對而言比較穩定，為名城廣州留下了豐富的文物古蹟和精神文化遺產，但其間不僅曾經發生多起城市毀壞事件，如漢武帝平滅南越國和北宋平滅南漢國時的焚城，元初的毀城等等，更應引起注意的是，兩漢時期的大多數時間內，作為今天廣州城前身的秦及南越國的番禺城實際上只是一片廢墟，當時嶺南區域主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海郡治番禺城乃是在舊番禺城南50裡處的今廣州市番禺區境內，其地雖然仍屬廣州市轄區，但與廣州舊城區卻毫無關係。這就是說，所謂的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不變說是頗值商榷的，那種認為廣州從公元前214年建城起，“其發展從時間上看沒有中斷，從空間上看沒有轉移，城市功能長期穩定且富有特色”的說法，更是缺乏充分歷史事實根據的錯誤論斷。
二、歷史文獻關於漢番禺縣城的記載
番禺縣是秦代所設南海郡的治所，當時嶺南地區最為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所在地。西漢南海郡屬交趾刺史部，東漢南海郡屬交州刺史部，亦皆治於番禺。關於秦、漢番禺縣的治所，歷來學者多認為在今廣州市舊城一帶。如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即說：番禺為“潘虞二音。今廣州。”唐時廣州治在今廣州市舊城區。後來的學者多從其說，在歷史地名考證及標識方面最具權威性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亦將秦、西漢、東漢南海郡治番禺縣均標繪在今廣州市舊城區的位置上。然而，宋人樂史《太平寰宇記》所記略有不同：“廢番禺縣，州南五十里，秦漢舊縣，屬南海郡”。秦南海郡治及南越國都番禺縣應該是在今天廣州舊城區中山四路、五路一帶，已得到考古發現的不斷證實，所以《太平寰宇記》所說的位於舊城南面的秦漢番禺縣城，應該是指兩漢時期新置的番禺縣城。據《史記》記載，漢武帝是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髮兵攻打南越國的，但路途不近，加以南越國軍隊的抵抗，一年後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冬，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才分兵進至番禺城下後，“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樓船力攻燒城”。樓船將軍楊僕燒番禺城一事，已得到考古學證據。越王宮殿遺址正好有火燒過的炭屑和紅燒土層堆積在瓦片層之上，厚達10釐米，反映當日火勢很大，也說明王宮是毀於火的。王宮既被火焚，整個番禺城大概毀壞殆盡，這可能是當年漢武帝在別處另行改置番禺縣城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於漢番禺縣城問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黃佐編纂的《廣東通志》記載說：“番禺縣治，漢始建於郡城南五十里，今龍灣、古壩之間。”但清人顧祖禹則說：“漢平南越，改築番禺縣城於郡南六十里，為南海郡治，今龍灣、古霸（按“霸”為“壩”即“壩”字之誤，下同）之間是也，號佗故城曰越城。後漢建安十五年，步騭為交州刺史，以越城就圮，乃廓番山之北為番禺城，後又遷州治於此，自是不改。”兩說所載裡數雖有一些差異，但共同之處是都認為漢番禺縣城是在廣州城南五十里或六里，具體地點則是在“龍灣、古壩之間”。
三、漢番禺縣治故址重新考證
關於漢番禺縣治問題，曾昭璇教授同意明人黃佐的郡南五十里之說，但又認為黃佐將縣治定在今龍灣、古壩間“顯然是按裡數求得”，並考證應在今廣東順德簡岸一帶。曾昭璇先生的考證確有新意，但在歷史文獻依據方面卻顯得有些不夠，所以其說既出，學界響應者不多。
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泿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雲：何以名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線，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倘謂番山之禺也。”其中之“水坈陵”，指的應是多面臨水，或被水所環繞的一片高阜地區。但是在今廣州舊城區範圍內找不到任何與《水經注》所載“水坈陵”直接相關的地名，這說明這個歷史地名可能原來就不在今廣州舊城區。筆者近檢上世紀80年代初所編繪的有關地圖，廣東省番禺縣（即今廣州市番禺區）市橋東北、西北方向頗多與“水坈陵”有若干聯絡的地名，東北方向有舊水坑、新水坑、橫坑、坑頭、駝背坑、金坑等，這些地名多系村名，大致分佈在一個呈南北向的大型窪地內，窪地北向開口，緊靠珠江河道，東、南、西三面地形稍高，為低矮的丘陵地形；西北方向則有官坑、深坑口等涉“坈”地名，也分佈在一個略呈圓形的窪地內，窪地中間尚有一些高地。在這兩個窪地之間，也就是市橋正北方向，則有一個相當明顯的高地丘陵區，大致呈南北走向分佈，其中北部的植地莊一帶地勢最高，海拔為146米。如果細讀地圖就會發現，這兩個窪地過去實際上可能是連在一起的，在市橋北面形成一個大型的窪地區。市橋北面以坑為名的地名比較密集，為廣州附近地區所少見，似皆為古時大型水坑（即“水坈”）的地名遺存，如在市橋東北4公里的舊水坑和5公里新水坑，據說都是“南宋末年成村，因地居山坑水圳的環繞臺地”而得名，可見年代之久遠。歷史地名遺存及地形上的種種跡象表明，市橋北尤其是植地莊一帶的高地，很可能就是《水經注》所說的古“水坈陵”的所在，也就是漢番禺縣治故址大致的方位。
除了歷史地名遺存和地形特徵而外，還有其它一些旁證可支援筆者的這個新推測：
（1）市橋北一帶正好在廣州南“五十里”或“六十里”，開發歷史也相當悠久。《廣州市地名志》說舊水坑、新水坑是“南宋末年成村”，但實際上這一帶此前即是陸地，近年來番禺區北部已有多處東漢墓群被先後發現，可見市橋鎮北一帶至少自東漢時起就是人煙密集之地。1997年和1998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對市橋西北的沙頭、屏山的東漢墓群進行了發掘，尤其是屏山二村的東漢墓群中的磚室壁中還清理出一些銘文磚，其中CM1：89的銘文為“番禺都亭長陳誦”，這為判斷漢番禺縣的地址提供了相應的證據，但研究者據之推測漢武帝時期“南遷的番禺新城應在現番禺市橋、鍾村、沙灣鎮一帶”，論證略顯粗略，因為番禺區北境珠江水道中的一個江心洲小谷圍島也發現100餘座西漢晚期至東漢末期的墓葬，表明東漢時這裡也是一處重要的墓區。可見如將漢番禺縣推定在今番禺區北部市橋北一帶，與漢墓群的分佈形勢比較吻合，可能更準確一些。
（2）市橋北一帶地處水道要衝之地。司馬遷說：“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果、布之湊。”班固也說：“（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番禺縣城址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改置後，商貿仍然如此發達，這顯然得益於優越的水上交通條件。市橋鎮一帶北近瀝滘水道，東鄰蓮花山水道和獅子洋，南有沙灣水道，這些水道歷來即為內河水運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至今仍有通航之利，古時諸水道更為寬闊，交通之利當更為顯著，這當是番禺縣城雖經遷徙而不致完全衰落的原因所在。
（3）市橋北一帶最符合所謂“沮洳難居”的環境。嘉靖《廣東通志》稱：“初，州治在番禺城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難居。（建安）二十二年，（步）騭徙治尉佗故都，築立城郭，民用綏集。”清人仇巨川《羊城古鈔》也說：“初，州治在番禺，故城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難居。（步）騭徙治尉佗故都，築立城郭，民用綏集。”可見“沮洳難居”的環境，是後來步騭徙治番禺於舊地的一個重要原因。客觀地說，珠江三角洲地區河網如織，符合“沮洳難居”的環境地方一定比較多，但必須結合方位、裡數、形勢等其它條件才能得到確定。筆者認為，若以“沮洳難居”而論，市橋北一帶最為符合。一則這一地區舊時本身就是諸多水坑分佈區，現在水坑多已湮廢，但仍有諸多小河交錯其間，古時水網當更為複雜一些，頗符合“沮洳難居”之說；二則如前已述，市橋北一帶北近瀝滘水道，東鄰蓮花山水道和獅子洋，南有沙灣水道，這些水道歷來即為內河水運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所以使得番禺雖經改置而不致於衰敗，並且還有一定的發展，但是對於內地政權統治者而言，如從北面的秦番禺舊治即今廣州舊城一帶南下，則需要三渡珠江河道（今廣州市河南地區即海珠區南北皆為珠江河道，海珠區以南、番禺區北境的瀝滘水道亦為珠江支津），陸路軍事交通方面不是十分便利，此地現在仍然以輪渡或橋樑過人，古時江面更為寬闊，陸路交通之不便可想而知，這可能加強了當時人們從廣州南到番禺而產生的“沮洳難居”的印象。
四、東漢末年步騭徙治番禺問題的再探討
關於東漢末年步騭徙治番禺縣城一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述甚詳：“建安中，吳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於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畮，複道迴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消遙。騭登高遠望，睹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另據《三國志》記載：建安十五年（210年），步騭“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徵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可見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確曾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希望其移治南海郡番禺縣，進而控制交州形勢，但步騭似乎次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才到任上。按照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步騭絕不可能於孫權委任交州刺史的當年即建安十五年（210年），就在南越舊都之地大興工程以為交州的新治所。以筆者的意見，建安步騭“遷州番禺”可能分作兩步，建安十五年（210年）是將交州從其原治所即蒼梧郡廣信縣徙置於漢武帝曾改置的南海郡番禺縣之中（此事大概實際上是在建安十六年即211年才落實的），待嶺南形勢粗定之後，乃採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的建議，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又將交州治與南海郡、番禺縣一道北徙於趙佗舊治處，並在南越國都番禺的廢墟之上“築立城郭”，以為官署之用。
如果上述考證不誤的話，那麼從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滅南越國後改置南海郡治和番禺縣縣治，到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騭重修番禺城，共計327年間，作為今廣州城前身的秦及南越國的番禺縣城曾被譭棄，西漢、東漢二代的大部分時間內，嶺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政治中心實際上是在今廣州城南五十里的番禺區市橋北一帶的新番禺縣城，所謂廣州城址二千多年不變的說法是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當然，這只是如實地揭示了古都廣州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曲折性，絲毫不損其“古老性”，因為一則番禺區市橋北仍在今廣州市境，二則即使除去兩漢時期曾被譭棄的327年，古都廣州舊城的建設史仍有近2000年，而這正是現代廣州城賴以發展的基礎和這座古都之所以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