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中國電影人當中，甯浩始終是最能夠平衡商業和自我追求的一位。更確切來說的話，與其說是他將商業效益至上的“產品經理”式思維放到了自我表達更高的優先順序，不如說他的自我表達和追求本身，即是符合商業訴求之需要的。

在早期的《瘋狂的石頭》和《瘋狂的賽車》之中，甯浩在自我創作上，追求的是蓋裡奇的《兩杆大煙槍》一般的敘事設計，透過構思巧妙、安排得當的劇情敘述。

來使得觀眾獲得一種“原來如此”的觀影體驗。這樣一來，甯浩既增加了觀眾的聽故事體驗、創造了驚奇不斷的敘事效果，同時又實現了自己在敘事上對蓋裡奇的再現之追求。

而對於當時“唯陣容論、唯大導演論、唯投資論”的大片式選擇傾向的華語電影消費市場來說，“創造敘事上的驚奇體驗”無疑是一個以小博大的最佳方式——無需明星，無需大投入，需要的只是在敘事上的精妙設計和劇情元素的細緻排列，從而讓獲得奇觀式劇情體驗的觀眾成為自來水，托起影片的口碑。

畢竟在當時而言，市場上是缺乏這種體量較小但質量不錯的影片，而充斥了太多的“大體量大製作”和“劣質小製作”之兩極化分部的作品。

對於當時的觀眾來說，他們對大製作的選擇實際上是一種無良品之下的無奈決定——-至少體量大明星多的影片還能看個熟面孔大場面，好歹也比三無產品更靠譜點不是。在這個市場裡，擁有著奇觀式敘事追求的甯浩的兩部作品，就提供給了觀眾一個“良品”的可選項，以小博大的商業效益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到了《心花路放》時期，可以看到，甯浩的自我與商業的平衡，做的更好了。首先，一切要回溯到《無人區》當中。在這兩部電影的期間，甯浩對於自我的定位很可能發生了一個改變。

但凡是一個專業的電影導演，勢必都有他一個藝術之高度的追求，想要透過一些純藝術作品去為自己的藝術成就做高度的突破、為自己樹碑立傳。而甯浩的這個嘗試，就是《無人區》。

但是，《無人區》遭到了封禁和很大程度的刪減修改，呈現出來的公映版本在表達上比較不理想——徐崢角色最後的光明化和此前行徑的“被迫化”處理，使得“人性趨惡”的批判效果被極具地弱化了。

當然，這是當時大環境的客觀所限，不僅是甯浩，曹保平在《烈日灼心》之中，同樣是安排三個主要角色的犯案從“有意識的主動犯罪”變成了“無意間的過失犯罪”，以此來為影片基調做光明化扭轉。

但這也嚴重削弱了“太陽中也有黑子，壞人也有好的一面”的人性複雜論之主題——-三兄弟從根源上就不是有意犯罪的壞人，那麼談何“黑子”呢？主題表達的基礎邏輯已然動搖了。

但是，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甯浩凝結心力、抱著衝擊個人藝術高度、設想為自己里程碑的大作《無人區》卻遭到了不可避免的藝術成果失利。而甯浩隨後交出的《黃金大劫案》，也證明了甯浩在此受到的藝術追求心的受挫程度：《黃金大劫案》是一部劣化的《瘋狂》兩部曲，依然擁有著各懷目的而將劇情複雜化的各色人物。

但甯浩對這些人物目標的處理過於粗糙、敘事也變成了簡單的單線化，從而使得敘事的驚奇程度大大喪失了——觀眾再也沒有了那種“被掩蓋資訊而難窺事件全貌”、“隨著敘事主視角的人物變化、敘事線索的切換，才獲得了更多的資訊，從而逐漸拼接出了事件整體”的觀影快感了。

從《黃金大劫案》當中，我們看到了甯浩手法的不盡如人意，但同樣可以感覺到他心態的變化：他不再追求個人表達的藝術高度。

而是更多地側重於了商業這一邊——-試圖複製自己此前的成功模式，哪怕自己已然不太想去追求那種東西，否則也不會做出一個似乎不情願且動力不足之下的劣化成品。

而在《黃金大劫案》之後，甯浩也將自己放棄藝術高度、轉而側重商業訴求的心態延續了下來，個人的表達慾望也限制在了對商業訴求的滿足前提之下。這時候，甯浩交出的答卷，就是《心花路放》了。

從商業上講，這部作品沿襲了當時市場廣泛接受的公路喜劇型別，並且在內在上吻合著當時興起的文青心態——對雲南和大理的嚮往、對詩與遠方的追逐。

並且，甯浩也並沒有使用自己最初的奇觀式敘事，這也再一次證明了他在個人追求上對於敘事驚奇度上的熱情不再。但是，從個人表達的角度上看，在這部作品裡，甯浩極其巧妙地實現了自己的思想表述：他拍攝了追逐文青生活方式的人物，但在內裡實際上是嘲諷這些人的——-你們的本質不過是追求肉體快感的下體動物而已。

這種巧妙的平衡、基於商業訴求基礎上的適度自我表達、精妙而狡猾的操作，正是甯浩的所長。

回到這部《瘋狂的外星人》，在這部電影裡，甯浩依然做出了自我表達和商業性的平衡。首先從主題和劇情內容操作的角度，來看一看甯浩這一次的平衡。

在自我表達的層面上，這一次他想探討的，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主題：以經濟科技發展為後盾的人類，對於自身定位的估計過高——對神失去了敬畏，對動物自認優等種族。

具體來看的話，在電影中，甯浩首先給出了美國人與外星人接觸的橋段：美國宇航員傲慢地自稱為“地球上最強大的民族”，從而對外星人產生了一種戲謔的輕慢態度，由此產生了外星人的反擊。

這一幕，實際上已經點出了甯浩想要表達的主題內容——美國人自恃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從而對擁有更高科技的類神化存在失去了尊重，並且藐視低於自己的存在。這一點也具象化到了隨後的美國特工角色上——他手握著手槍，就以此來輕視並嘲諷試圖依靠對動漫之信仰來拯救自己的酒癮少年。

而外星人的反擊，也反過來表明了美國人這個想法的錯誤——-人類理應對自身的存在自謙。而隨後銜接下一段時開頭部分的“世界公園裡的白宮和其他的名勝古蹟”，更是甯浩一種對自傲人類的嘲諷——-美國其實不過如此，而全體人類擁有的光輝文明也絕非人類自恃過高的資本和倚仗。

而在隨後，劇情從“美國和外星人”的高度落地，微觀到了普通民眾的層面，以黃渤為主構成了主要的敘事內容。在劇情的開始，就是黃渤耍猴戲的展示。

這使得黃渤的人物線索與主題產生了緊密的聯絡——他將猴子視為自己的馴獸，這實際上就是一種人類自視甚高、將自己置於其他動物之上的體現。

而隨後，沈騰的出現則將主題做了進一步的落地和平民化——他和黃渤談論著從猴戲轉業到賣酒的事情，並大肆宣傳著自己的“賺錢至上”理論。這實際上就將“人類自居高位”的主題做了一個微觀的“降級”。

使之成為了更形象化的概念：經濟實力正是人類的倚仗所在，正是基於經濟實力所創造出的文明，才讓人類將自己放在了相對於其他動物更高的“神位”之上、忘記了自己也只是神之下的一個普通種族。

當然，甯浩在這裡，也給予了黃渤以區分於其他角色的一面，來鋪墊他後邊的自我轉變。黃渤這個人物所表現出來的，恰恰就是不重視財富的特質——與動物園園長交涉時，他不關心經濟效益只在乎“國粹”的思想被園長嘲笑。

並且他也不關心沈騰口中能賺錢的買賣。而對於黃渤這個人物，甯浩也沒有忘記將微觀主題與宏觀主題做連線——-在表現出不重視金錢的同時，黃渤也展示了自己對於神的敬畏之心：他信仰神明，日夜供奉燒香祈願。

也就是說，透過黃渤這個人物，甯浩將“自恃文明發展而自認神明藐視一切的人類”這個“大主題”，與“只重視經濟實力、有錢就自以為是欺壓窮人”的“小主題”，做了一個粘合和對映。

此外，這種互相的對映操作，還發生在了隨後“沈騰賣猴”的橋段中：買家馴服了一隻鳥，讓鳥來夾紙幣，並且口稱“如果猴好，多加兩萬也行”。

接下來，在宏觀微觀主題的對映、黃渤人物的鋪墊完成之後，劇情展開後的主體部分，以一個三段式來構成。第一段是外星人剛到來時。開端部分，甯浩給出了一個“佛像特寫”與“外星人飛船降臨”的平行剪輯。

使得外星人再一次地與“類神存在”的聯絡得到了強化。而在外星人降臨之後，黃渤與沈騰的行為也是別有用意的——黃渤手裡抄了個金箍棒形成了一個孫悟空的形象、沈騰臉上敷著孫悟空的面膜。

這實際上暗示了他二人的一種潛在本心：他們在內心裡將自己與猴子更多地視為平等的存在。這再一次鋪墊了二人在後半部的轉變。而外星人到來之後，黃渤首先是將其視作猴子，進行馴獸的練習。

而在第二段中，則是外星人找回力量而爆發，反其道而行之，將黃渤和沈騰當做寵物，以及之道還之彼身。到了第三段，美國人加入了主線舞臺，黃渤與沈騰被抓獲，藉助猴子歡歡試圖脫身，並隨後與外星人發生大戰。

透過這個三段式的結構，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甯浩對於主題的表達思路。首先，第一段和第二段，實際上對主題形成了一種反差化極強的表達——第一段中黃渤和沈騰將外星人視為低於自己的存在。

但第二段中遭到了反噬，反而自己成為了被馴服的低等存在。而到了第三段，美國人的加入，使得影片的基調再一次回到了宏觀層面的“大主題”——整體文明層面的“人類自以為神”的荒謬：在試驗場的一場戲中，黃渤為了脫身，將猴子當做外星人來互動。

而美國人就此信以為真，在甯浩“升格鏡頭+宏大音樂”、放美國特工於構圖正中央（正反打之下的黃渤居於右側）且使用仰拍鏡頭強化力量的拍攝手法之下，以一種妄自尊大的形象，諷刺地與一隻猴子進行著煞有介事的互動。

在最後，影片也在主題上形成了同步的收束。首先，在大主題層面，甯浩用一個“美國特工、黃渤、沈騰一起敲鑼打鼓反擊猴子”的慢鏡頭，強調了自己想要傳遞的一種“無視階級和財富權力的大平等”；而隨後，外星人經過一番與黃渤等人的激鬥，最終也與他們轉變為和諧關係，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人類不應該以自己所擁有的實力而藐視弱者、不尊神明，天下理應大同、眾生也理應平等，因為外星人這樣的“更高等的類神存在”存在於宇宙之中，人類沒有資格在其他生物面前自居神位。

而在微觀主題層面，黃渤在最後也實現了轉變——-他從一開始對財富一種“不高不低”的表面狀態，最終認清了自己真正重視東西、本我的自己——“我就是個耍猴的”，另外，當黃渤能夠放棄猴子自己逃生時，他卻選擇了拯救猴子——-將自己從高位之上拉下來，對動物表現出平等的重視。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這部電影裡，甯浩並沒有將外星人當做一個“純粹的神明”，而是一個掌握了更高階力量、反而將人類視為“下等動物”的存在——-人類的同質化產物。正如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對比反差所展現的那樣，外星人對黃渤二人的欺壓，也正是人類對動物的欺壓。

但是，這個外星人實際上也是一個和黃渤類似的“兩面性角色”——他的內心裡同樣有著隱約的“眾生平等”理念。在被欺壓的第一段中，他就會透過香蕉與“影片內食物鏈最低端”的猴子形成親密的互動。而在第三段中，他大發神威激鬥黃渤等人，而造型正是孫悟空的模樣——又一個外星人與食物鏈底層動物的同一性表現。

更重要的是，在影片中，外星人與黃渤等人，恰恰是透過喝白酒建立了情感上的聯絡，而成為了最終外星人和人類達成和解的關鍵：第二段中他首次表示出善意即是喝酒之後、結尾也特意拿走了白酒——-就和人類一樣，外星人與人類也是酒桌建交情。

也就是說，在這部電影裡，外星人起到的作用是多樣的：首先，甯浩藉助他，表現了人類自恃實力的妄自尊大以及其遭到反噬的荒謬性。

並且，外星人通篇之中與人類的勾心鬥角和敵視構成劇情主線，而又成為了一種人類的同質化表現——-人類自恃力量自以為神欺壓弱小存在，就像外星人自恃更高的力量而欺壓

人類。而在最後，

甯浩也恰恰是藉助外星人，表達了自己的主題：人類的同質存在外星人，最終與人類構建了情感關係後形成平等的和解，這也正是人類應該做的。

總結來看的話，從個人表達的層面上，甯浩這一次設計了一個互為對映的主題模式。在根本上，他試圖去闡述人類自恃力量的妄自尊大、面對弱小生靈的自以為神，並且否定這種行為。而在具象化的微觀層面。

他首先借助“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最強，地球最強國家”美國，對“人類”做了一層象徵——-美國代表人類總體，與外星人進行互動，來表達主題。而隨後，他更加推進微觀化程度，將一切濃縮到了黃渤和沈騰兩個個體人物的層面上，並且將“自恃力量”的概念也相應地濃縮成了“以經濟實力為尊”的拜金思想。

由此，黃渤由“不在乎錢但又想賺錢”的中間狀態到“我就是耍猴的”、徹底放棄賺錢的面對自我，也就與外星人由“內心存在平等看待人類的想法，但表現出藐視”到“和人類和好”的轉變，形成了對等的關係。

從而使得微觀主題與宏觀主題形成了呼應：黃渤徹底放棄了“經濟實力為尊”和金錢，外星人也放棄了自恃力量和居高臨下——-微觀上甯浩否定了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宏觀上甯浩也就否定了力量至上的自以為神。

並且，實際上從本片開場，甯浩將使用了理查施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開場“日出”部分，並且在電影裡反覆多次使用。

這實際上構成了甯浩對宏觀主題的一個重要表達部分——-在斯坦利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之中，庫布里克同樣重點使用了這一段音樂。而這部影片的主旨，恰恰就是“人類理應重視、但已然喪失的，對神的敬畏”。

庫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遊》中，貢獻了影史最靈性的一剪——-學會取火的猴子將骨頭扔到天空，接入骨頭型宇宙飛船。庫布里克以這樣一剪直接跳過了人類文明程序中的成千上萬年，來象徵自己的主題：人類文明的飛速發展程序中，我們缺失了一部分東西。

而隨著後面電影的展開，可以看到，缺失的是對神的敬畏心。人類以科學之力，試圖創造人工智慧來擁有創造生命之神力，但人工智慧hal失控，表明了人類對神力的無法掌控——-人類終究不是神明。

而結尾，神將宇航員的老化死亡揉捏於股掌，向人類證明了：地球生命的創造與掌控是神的專屬能力，並非人類之身可以染指。另外，庫布里克還在電影中加入了人類科技所不能掌握甚至理解的“黑色方碑”，來表現宇宙中所存在的、人類之力無法企及的高階力量，去表現人類倚仗科技而妄自尊神的荒謬。

到了電影的最後，庫布里克拍出了對主題的最終揭示：環抱地球的太空嬰兒——-整個地球的生靈都是神所創造，也只有神、而不是妄圖竊取之的人類，才配擁有創造生命的神之力。

而甯浩正是以“日出”音樂的使用，暗示了自己影片主題與《2001太空漫遊》的對應關係。同樣是中國導演，姜文也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這樣對應過《憤怒的公牛》。

回到《瘋狂的外星人》。透過以上的分析解構，可以看到，甯浩對於本片的個人表達，是做了非常大的心力的。而同時，正如文章開頭所述，他也同樣做出了個人表達與商業性需求的平衡。首先，這個三段式的結構，構成了影片主題非常重要的表達部分。

但與此同時，甯浩也藉助這樣一個結構，創造了影片最大的搞笑模式——-劇情衝突創造的反差效果。在第一段中，甯浩透過對觀眾資訊給予的傾囊相授，使得觀眾成為了相對於人物的全知全能。

從而創造了“人物拿強力的外星人當猴子訓練”的反差效果——藉由敘事資訊量給予的操作來形成觀影體驗，正是《瘋狂》系列的前兩部中甯浩的拿手好戲。而到了第二段，甯浩則藉助第一段的鋪墊。

使得黃渤二人與外星人境遇換位的畫面，構成了與第一段的反差效果。最後，在第三段中，甯浩再次進行資訊量給予的操作——-開場時黃渤訓練猴子的手段已經被觀眾所知，並且宇航服裡的是猴子而非外星人的資訊也被觀眾所知。

黃渤透過訓練手勢指揮猴子也被觀眾所知，但這一切都不被美國人物所知——由此形成了“美國人拿猴子當外星人”的反差效果。這三段中的反差效果，主要是基於劇情製造的戲劇衝突而進行，構成了觀眾對於本片的主要期待值——搞笑，的追求。

另外，從劇情的角度講，甯浩對於主題表達方式的設計，同樣體現著他對於商業性的平衡。如果僅靠宏觀主題的話，那麼“神明”這個內容方向，對於當代一直以無神論為主要認知的中國來說。

無疑在語境上擁有著巨大的錯位和違和——-觀眾對其是有認知和接受的障礙與陌生感的。因此，甯浩做出了兩個平衡的考慮。首先，外星人不定性為“神明”而是“人類的同質存在”，並且讓它往孫悟空那邊靠攏，正可以易於非神治而是人治、且西遊記情結深厚的中國人接受。

另外，甯浩設計了微觀主題，將“人類自恃的力量”濃縮到了“經濟實力”上來做具象化，這樣一來，中國觀眾更好理解了，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微觀的內容，實際上恰好吻合著近幾年中國商業片中廣泛使用的內容：對拜金主義的反對，排斥金錢、崇尚“詩和遠方”的心靈雞湯。

由此一來，黃渤的人物形象實際上也就成為了目前商業片中非常常見、也是他創作最多也最被觀眾認知的主角形象——平民階層的“屌絲”。因為這兩點的調整。

甯浩實際上將影片的內容走向上進行了對市場的傾斜，使之更貼近於近幾年電影市場中成型的、市場開拓完善的、觀眾接受度得到證明的方向，從而試圖在確保個人表達的同時實現商業效益的最大化。

但是，與甯浩此前的叫好叫座不同，這部電影似乎並沒有獲得太好的口碑，票房也並不絕對突出。這一次，甯浩出色的平衡並重能力，為什麼就效果打折扣了呢？

首先，從創作層面，影片擁有著幾個缺陷。第一，美國元素的引入，在第一段之中與主線劇情的敘事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嚴重脫節——-美國一方的勢力在第一個小時，並未融入到劇情主舞臺之中。

當然，甯浩也察覺到了這一點，而試圖透過主舞臺所擁有的“文明景觀”來與美國一方牽起聯絡——-美國人被一次次的文明景觀照相而引到世界各地，從而發生了各種誤解。而在這個過程中。

甯浩也加入了自己的創作表達：外星人被訓練的後景之中是里約的基督像——-人類基於自己的文明力量而妄自尊大；美國人找到加勒比海的時候，當地人在販賣被捕殺的魚類——-人類將自己凌駕於動物之上。

但是，即使如此，美國一方也並未真正融入主線，而只是在被照片牽著到處跑、自成一條支線。這條支線本身是單薄的，且也與主線產生了割裂，從而影響了影片前一半的整體敘事節奏。

另外，由於其本身的單薄，使得它的搞笑部分與影片其他的“透過戲劇衝突來造成反差”的搞笑內容，在手法的層級上有著明顯的分化，尷尬而刻意。

創作上的第二點缺陷，來自於人物轉變的高度功能化。在電影的最後部分，至關重要的一筆，即是黃渤的轉變和外星人的轉變——-微觀上的“放棄拜金”，人物形象發展上的質變，宏觀上的“眾生平等”。

但是，就在這樣一個重要的節寸點上，甯浩卻沒有給出足夠的信服力。無論是黃渤的“我要去救猴子歡歡”的舉動、還是外星人復活後與人類從此前的激鬥變為和好的舉動，都缺乏足夠的轉變動機，內在邏輯過於缺乏。

甯浩確實在此前鋪墊了黃渤和外星人的搖擺兩面性。但在這個時點上，二者為什麼會從搖擺變為堅定？為什麼會最終擺到一個方向上而不再擺回？

這個質變的基礎是缺失了的。可以說，在這個關鍵點上，黃渤和外星人並非有內在動機下合情合理的轉變，而只是“劇情需要他們轉變了”下的轉變——-人物成為了服務於劇情發展和主題表達的工具人。

而不再擁有基於其自身的合理性，角色的弧光也就失去了，同時整體表達的效果也勢必被削弱。無論是主題的呈現、還是劇情被觀眾的接收，都不可避免地因為此重要節點上的不細緻而形成尷尬的結果。

另外，從商業的平衡角度上講，本片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問題。首先，從題材上來講，甯浩敏銳地察覺並跟隨上了最新的市場審美風向——-科幻題材。

隨著劉慈欣作品在中國的逐漸風行，文藝市場的消費者對於科幻題材的接受度也得到了很多的培育。而具體到電影層面的話，還沒有先來者進行嘗試。因此，甯浩抓住了這個審美風向上的變化，依託於劉慈欣的《鄉村教師》，拍攝了這部電影。

這個題材的選擇，實際上也確實得到了應驗——同屬劉慈欣作品的《流浪地球》大賣。

但是，在具體內容的操作上，甯浩卻陷入了一種產品經理式的思維桎梏之中。他並沒有在科幻的內容提供上走得非常遠，而是一觸即返。他給影片套上了一個宇宙、外星人的科幻表層。

但實質上，劇情的主體卻非科幻相關的宇航、天文太空，而是如上文所述的“否定拜金主義”、“淳樸的屌絲”等在近七八年中被廣泛認可的商業片套路。這種型別的最大代表，無疑就是《泰囧》和開心麻花系列了。

並且，小外星人的設定，似乎也有借鑑《捉妖記》（胡巴）、以及擦邊層出不窮的西遊記IP的意味。並且，在拜金反對之主題的呈現上，也很多是靠喊的赤裸裸填鴨式灌輸。

另外，在本片的三段之中，很多時候，甯浩將人物的搞笑放在了“賣醜”和“出傻相”的方式上。雖然他創造了資訊提供操作上的劇情衝突和反差化效果。

使人物的醜相脫離了“為醜而醜”的生硬撓癢癢（比如《大鬧天竺》），但是如果從觀眾的實際觀感來說，這實際上是一種五十步笑百步的杯水車薪。由於過多《大鬧天竺》式作品的泛濫成災。

觀眾對這種“扯著脖子喊叫”、“賣醜相”的喧譁搞笑方式早已經產生了極度的審美疲勞和心理厭惡。因此，這種搞笑方式本身，就已經不足以滿足觀眾的笑點了。

只要它出現即可以被觀眾拒之千里——-無論是低階的扮醜、還是本片這樣創造了一些反差之下的不低階扮醜。哪怕是《泰囧》，拿到現在的話，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因此，甯浩實際上對於本片的操作，是有些過於保守了的。他試圖去觸碰一下新興的商業片未來——-科幻題材，但又不敢走得太遠，而在具體內容上回到了已成定式、模式成熟的既成型別化套路之中——-而且還是試圖實現雜糅。

當然，因為國產科幻電影還未有成功先例，因此甯浩的選擇也有其道理——-從商業投資的角度，顯然這是一樁不確定性過大的買賣，大成功與大失敗的機率同樣存在，相比之下，略作試水即回到成熟模式之中、確保最低票房的務求穩妥，是很難稱其為“錯”的。

但是，即使不“錯”，這種商業化的思維，在客觀上也就導致了《瘋狂的外星人》的不上不下。

相比之下，《流浪地球》雖然在內容上也對劉慈欣的小說做了大刀闊斧的改編、使之更適合於電影市場的受眾，但是在題材上，主創始終堅持走科幻路線。因此，《流浪地球》也就成為了大爆款。

在結果論上看，電影創作如果想要追求高度——-無論是商業高度還是表達高度，也許更多需要的終究是基於創作思考。從一開始嶄露頭角，甯浩就展現出了優秀的自我表達和商業訴求平衡的能力。

並將其實現於大部分的作品之中，從而憑藉這樣一種產品經理式的創作者思維，成就了自身在業界的現有地位。但是相對地，甯浩的產品經理式思維，或許恰恰就是侷限《瘋狂的外星人》最終成績的最大因素——題材拓展上的淺嘗輒止、元素搭配上的相對保守。在《無人區》的失敗後，

甯浩將自己更多地定位於商業片導演、去實現商業訴求。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想要更上一層樓、去獲得真正現象級的商業成功。

那麼甯浩需要的顯然是更勇敢的嘗試態度、更少量的自我平衡。如果他能走出那一步、突破自己一貫的束縛，或許他的商業成績與創作質量，都能夠再次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