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二十幾年前，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到深圳去探望一位在報紙當小記者的朋友，他住在一條我不知其名的城中村裡。那天，我坐著一輛破舊的摩托進村，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住所。
我這位朋友是從內地來的，那時深圳在內地人眼裡，還籠罩著某種神秘色彩，有很強的吸引力。樹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各個長途客運站、火車站，每天人山人海，一群群拖著紅白蛇皮袋的女孩子，踉踉蹌蹌從車站出來，跟著領隊向東走，向西走，一雙雙好奇的大眼睛，東張西望。這邊喊著“搞麼子鬼”，那邊罵著“你龜兒像個細娃兒樣”，遠處嚷著“到哪往子歇”，近處叫著“我滴乖來”……各種南腔北調，此起彼伏，嗡嗡營營。
城中村一景
村民們早就建好一棟棟住宅，笑逐顏開地迎接一批批從內地來的打工者。街頭巷尾到處貼滿了出租房子、通渠、補漏的小廣告；新移民要在陌生地方落腳，衣食住行都得解決，村民又建一排排商鋪出租，大排檔、小百貨、髮廊、快餐店、菸酒店、收廢品店、電器維修店、二車單車店、麻將室、遊戲機室、音像店、卡拉OK，門連戶接，成行成市。
（圖文無關）
到2005年底，僅寶安區的住宅出租屋就有128萬間（套），商鋪13萬間，其他用途的出租屋11萬間，合計共出租155萬間，總面積1。18億平方米。這個數字嚇煞人。
深圳農民經歷了兩波建房高潮，第一波是1980年代後期，各社隊大辦鄉鎮企業、“三來一補”，南下打工大軍，浩浩蕩蕩，席捲全國；第二次是2000年前後，因為深圳開始大規模拆除違章建築。原來住在違章建築裡的居民，不得不到另找地方棲身，這就刺激了城中村大量宅基地房子的出現。儘管宅基地房子的產權無法解決，進入不了買賣市場，但只要能租出去，村民就搶著蓋。
直到21世紀以後，深圳還有241條以行政村為單位的城中村，其中關內有91條，關外有150條；而以自然村落為單位的城中村和舊村兩千多條，總土地面積43。9平方千米。著名的城中村白石洲，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的時候，在0。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建起了2527棟出租房，大約有14萬人蝸居在此，其中外來流動人口為12萬。白石洲被科技園、華僑城、世界之窗、歡樂谷緊緊包圍著，簡直像一個高度密集的蜂巢或蟻穴。
城中村也是一種產業，是農民被迫進入現代化城市，在喪失了原有的生產方式之後，不得不另起爐灶的一種謀生方式。一方面出租，另一方面等著政府拆遷補償，所以村民儘可能多地興建高密度的“握手樓”“接吻樓”。它為初到深圳的草根階層提供住所，但也成了龍蛇混雜的地方。
在城中村中，是幾十萬、上百萬來自天南地北、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許多大學生，在自己的家鄉是唯一考上大學的天之驕子，畢業後帶著父老鄉親的厚望，帶著丈夫志四海的雄心，想在深圳創一番事業，但到了羅湖的人才大市場一看，人山人海，全是找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個個手裡都攥著一摞簡歷，神情急切，在招工資訊欄前擠來擠去。這時才明白，從前種種，已如昨日死。“大多數來深圳的人，幾乎都有一段城中村經歷。”深圳金威啤酒集團的一位品牌經理感嘆。他剛來深圳時，也曾在城中村裡寄居。這些狹窄、骯髒、昏暗，甚至白天都要開燈的出租屋，曾寄託著多少人的創業理想、發財夢想。
很多離鄉別井的年輕租客們，對在出租屋渡過的第一個夜晚，終生難忘。當他們躺在佔了出租屋幾乎三分二面積的單人床上，呆呆地看著天花板的發黃水漬，街上不時傳來“你個死打靶鬼”的罵人聲，還有從窗前經過的單車鈴聲、路人的交談聲、狗吠聲，和家鄉如此相似，卻已相隔千里。每個人的心境都差不多，一半是不安，一半是期待。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是怎樣的一天。
第二天，當太陽昇起來以後，他們就像開了閘門的渠水一樣，流出了城中村，流向四面八方的工廠、餐館、酒店。在深圳打工，建築地盤是男人的天下，工廠裡則女孩子佔了絕大多數，流水線上的男女工比例，甚至達到嚴重失調的1：8。有些工廠也提供宿舍，但往往是十幾平方米住十幾個人，共用一個廁所，悶熱又潮溼；在酒店打工，也許酒店會包一兩餐，但食無定時，別人吃飯時間，正是他們最忙的時候。
城中村裡沒有電視，沒有微波爐，沒有電腦，沒有網際網路，大哥大（手機）是老闆才有的奢侈品。打工仔、打工妹最常用的電器，就是一支“熱得快”，冬天洗澡靠它，平時煮雞蛋也靠它，一煮七八隻，擱在床頭，餓了就剝一隻。幹了一天活，回到出租屋連燒水也沒氣力的人，最好就是買大瓶裝的純淨水，價效比高，1。5升一瓶，夠喝上兩天了。賺了點錢後就買個山寨廠的小電飯煲，煮飯、煮菜、下麵條、燒開水全用它；再賺點錢就買個單聲道的錄音機，晚上聽聽鄧麗君、甄妮、徐小鳳的翻錄歌曲磁帶，忘卻一天的疲乏。沒工開的時候只能泡即食麵，吃多了一聞那味就想嘔吐。遇上老鄉來串門了，也會到快餐店買個“套餐”招待一下，兩素一葷，外加一碗味精湯，以前是三五塊，後來也要十幾塊了。
夜生活很單調，村裡士多有一臺黑白電視機，門前常聚著一群人追看香港電視連續劇，最初連一句對白也聽不懂，但“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讓當初都過去，縱有痴心，仍難定散聚”的粵語歌，聽多了也會哼上幾句。不愛看香港電視劇的人，就和幾個老鄉聚在昏暗的燈下，喝馬尿（啤酒），打撲克，侃大山。“那時候我們談什麼來著？”一篇署名清秋子的文章《深圳，你讓我淚流滿面》回憶，“是在談將來的歸宿，打工打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兒。這話題，是深圳打工者們永遠談不夠的話題。”
城中村的深夜，有時像死一般寂靜，有時卻突然雞飛狗叫，那是村裡聯防隊突擊查房。沒有辦理“暫住證”的人，會被送去收容所。不少人早就成了收容所的常客。但辦“暫住證”麻煩，還要花錢，許多人懶得去辦。有人抱怨：“深圳就是我們建起來的，只讓我們‘暫住’，是什麼道理？”但抱怨歸抱怨，生活也就是這麼過了。
正規的外資廠條件比較好，管理者可以吃小灶，每月350元伙食費；工人吃大食堂，每月108元；管理者每天上班8小時，10小時。有些不那麼正規的廠，底薪很低，工時很長，工作條件很差，工人的血汗被最大化地榨取，輿論斥之為“血汗工廠”。
一首在廁所裡塗鴉的“打工者詩歌”寫道：“一早起床，兩腳齊飛，三洋打工，四海為家，五點下班，六步暈眩，七滴眼淚，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實）會死亡。”這就是他們的人生嗎？每一間出租屋，每一間工廠宿舍，都曾經發生過無數讓人激動、興奮、驕傲，或者悲哀、沮喪的故事，都是那麼平凡、瑣碎，在歷史的巨瀾之下，輕若微塵。但對於曾經滄海的個體而言，則有一份維繫一生的感情在。
城中村總有一天是要消失的。這種特殊的人文景觀，以後一定會成為歷史，從保護人文歷史的角度考慮，我總覺得如果能及早規劃，挑選一些典型的城中村，在村民都遷出以後，有計劃地按原貌儲存下來，將來建成一個“城中村博物館”，也是一筆極寶貴的遺產，不僅可供後世的社會學家研究之用，說不定還能成為旅遊景點呢。可惜在寸土的一線城市，這是完全沒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