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將”這個詞，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帶有一定屈辱的詞彙。人們一旦選擇了投降，那無疑就等於是背叛，這對於一向信奉忠義的傳統禮教來說，是最具有屈辱性的行為，也常常會被後人所唾棄。不過有些時候卻是例外，因為投降分有很多種，棄暗投明叫作投降，背信棄義叫作投降，忍辱負重也是投降，貪生怕死也是投降。所以，為什麼而投降，投降之後做了什麼，一生當中又做了什麼，這一切的一切就構成了一個重要點，投降應該如何去定義。

歷史其實就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帶有著很濃重的政治情感的。就拿關羽、張遼、于禁三個人的遭遇來說，他們都有著投降的經歷，可後人對其評價卻大為不同。而這，除了他們投降本身有一定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歷史記錄者的站位問題。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記錄者坐在那一方，那其態度就自然會有所差別的。

關羽的投降，毫無疑問就是指的關羽投降曹操。從投降本身上來講，關羽的確是投降了，可他卻不是所謂的投降曹操。關羽是有原則的投降，既降漢不降曹。也就是說，關羽在投降這件事上是有底線的。他要維繫自己忠義的一面，所以他可以向漢天子稱臣。而曹操此時是漢天子的代言人。所以，關羽的投降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還是忠義的。

而且，關羽即便投降了之後，他內心深處還是念念不忘劉備的，是恪守為臣為友之準則的，從一句“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就可以看出。因此在筆者看來，關羽之所以投降，其實就是某種程度上的忍辱負重。既然治力於匡扶漢室，那他也就不會做自絕於漢室而死的事。保住性命，以圖未來才是正道。

而張遼，從真正意義上講，他就不屬於投降。表面上看，張遼是投降了，可如果我們深挖張遼與呂布的關係的話，其實就可以知道，張遼不是投降，因為呂布本身就不是張遼的主公。作為幷州軍事集團的一員，張遼只不過是兵屬呂布，但他在隸屬關係上是獨立於呂布的。說白了，呂布根本就管不到張遼。人家張遼是漢天子的官，也就是在區域劃分上成為了呂布軍團的一分子。但張遼的政治站位，從來沒有和呂布一起過，說張遼投降是不客觀的，對張遼而言，無非就是擇明主而棲之。

但于禁就不同了，于禁是真正的投降。

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迴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而死。——《三國志·于禁傳》

但對於于禁的投降，筆者是有疑一些疑問的，既然向關羽投降了，那麼于禁為什麼還要被關羽關在監獄中。以于禁的重要性和能力，他要是真的投降，關羽就算不立刻委以重用，起碼也要安排人把他送到漢中吧。因此，在筆者看來，于禁之降與其說是降，其實也不過就是當了俘虜，而沒有立刻殉國罷了。難道說，非要一經俘虜就以死效忠才是忠疑義麼？

其實，這裡面有記錄者的站位，與統治者的評價等因素。不管是關羽也好還是張遼也罷，他們的投降其真正物件都是曹操，而歷史的記錄者陳壽，是晉朝的臣子，我們都知道晉朝是承曹魏而獲得天下的，所以曹魏就是當時的正統。說白了，在記錄者的政治站位中，關羽張遼都是棄暗投明。再者，即便他們不是棄暗投明，關羽在後面的千里尋劉備，也足以彰顯其忠義。而張遼原本就不是呂布的臣子，最多就是一個集團中的下屬，彼時的張遼是沒有主公的，既然沒有主公也就不存在效忠，根本算不得投降。

而於禁就慘了，于禁是從正統方被敵對方所擒獲的，不管他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投降，他也是俘虜。從政治站位上來說，他的這種行為既不符合政治站位需求，也同時不符合中國傳統道義追求。當然，這不是于禁“恥辱”的根本原因，于禁的恥辱是因為他與龐德形成了一個對比：

太祖聞之，哀嘆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德邪！”——《三國志·于禁傳》

作為曹魏集團最重要的武將，于禁追隨曹操三十年，立了無數戰功。雖然之前也衝鋒陷陣，幾經生死，可這次的表現卻讓曹操太失望了。一個是新投奔而來的龐德，一個是跟了自己三十年的于禁。可龐德卻選擇了以死效忠，于禁卻沒有這麼做。更為關鍵的是，于禁成為俘虜的事，在當時屢屢被提起。無論是東吳還是曹魏都把于禁作為了批判物件。不管于禁是真正投降，還是隻做了俘虜，一件事情如果屢次被人重複提起，那麼人們就會記住這件事。于禁就是這樣，因為他沒有殉國的是屢次被人提起，所以他就成了一個“降將”的代表。

結語

從歷史背景來看，其實關羽、張遼、于禁的行為都是符合歷史背景的。不管是投降也好，另行則主也罷，在三國時代都是一個正常行為。曹魏手下的郭嘉、張郃，甚至那個以死效忠的龐德，也都不是從一而終的只效忠一人。所以，于禁的恥辱不在於投降本身，而在於政治站位。因為記錄者是以曹魏為正統而記錄的，所以于禁就成了背叛者，旁人就是棄暗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