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座對現代人來說，就是指西方的星座，那麼傳統的中國星座是怎麼被取代與遺忘的呢？
一講到星座，大家就想到個性、運勢、愛情等熱門占星話題，聊起生日會對應到哪個星座也能秒答出來，強者甚至還進階到命盤、相位、上升星座的分析。不過，有多少人會認真依照今日運勢穿著幸運衣物走向開運方位進行日常生活？又有幾個人會因此聯想到天上真正的星星？在這裡我們暫且不提星座，而是探討另一個更枯燥的疑點：
到底星星組成的星群在古代是稱為“星座”、“星宿”還是“星官”？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稱呼天上星群為“星官”；而“星座”則是西方專有的，不可用在中國星群。因為“星座”指的是天空的範圍，在邊界內整個面積所包含的星星皆屬於此星座，概念與“只有聯機但無邊界”的星官不同。但是，從古書中可以查到一些關於“星座”的例子：
《史記。天官書》【索隱】：“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史記。天官書即有“星座”一詞（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這裡已出現了“星座”一詞。唐代的《史記索隱》在同一段裡同時使用星座、星官兩詞，難道是作者司馬貞對兩者傻傻分不清楚？另外，天文怎麼可能只有五個星官？其實這是司馬貞以為天官書說的五宮是五官的誤寫。
除了史書之外，五代十國時期的詩人黃損也曾把星座寫進詩中：“昨夜細看雲色裡，進賢星座甚分明”。進賢是在角宿旁的單星星官，但這裡卻用星座來形容。
然而“座”這個字何時出現？史記天官書有一句“太微，三光之廷……其內五星，五帝坐”指的就是太微垣中的星官“五帝座”（圖2），“座”寫為“坐”，兩者通用。在保留早期天文型態的“朝鮮天象列次分野之圖”中亦可看到：紫微垣“五帝坐”（現稱五帝內座）與天市垣“帝座”混用兩字在同一圖中3（圖3）。東漢的《說文解字》雖然沒有記載座字，但在戰國初期就有人以此字為名，因此即便“座”較晚才出現，也是早在戰國時代就發明了。
圖2宋元兩代之五帝座星圖比較（中國恆星觀測史，頁303、437）：左為宋；右為元
圖3“天象列次分野之圖”的五帝坐與帝座，兩者用字不同
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初占星寫本Pelliotchinois2512也可以看到，三家星官在數量統計時，雖然單位大多寫為“坐”，但甘氏中官七十六座卻寫為“座”（圖4），顯示當時通用的情形很普遍。
圖4敦煌寫本Pelliotchinois2512統計星官數量時使用單位為“坐”但偶爾用“座”
至於“星官”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以下正史：後漢書《天文上》：“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另外《三國志》也有：“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
上述敦煌占星寫本的數量單位“座”或“坐”，在同時期另一個內容幾乎相同的日本《三家星官簿贊》裡則寫為“官”（圖5），只有甘氏外官四十二座抄錯成了四十二星。因此並不是司馬貞分不清楚“座”與“官”，而是當時應該可以通用，沒有特別區分。《宋史》等元代之後寫成的史書在統計時沿襲前人稱呼，星座仍然與星官同義。一直到清末，星座依然沒有現代的“天空範圍”意思。現代天文鉅著《中國恆星觀測史》也是星座、星官兩者並用。
圖5《三家星官簿贊》統計星官數量時使用單位為“官”
另外，古人用星星占卜，就是想由某星官位置出現異象時，找到“與其同名的地面事物會被影響”這種關聯，含有天官示警之意，未曾有過“星名沒有官員的含義就不可稱之為星官”這種想法，也沒有把動物或用具之類沒有官員含義的星官排除在外而另外統計其數目，這一點可從《三家星官簿贊》裡統一用“官”字來總計數目即可知曉。
至於“星宿”常被認為專指二十八星宿，即黃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個主要星群，不過古人卻不一定這樣區分。著名成語“杞人憂天”出處《列子。天瑞》寫道：“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這裡的星宿就泛指所有星辰，而非只限於角宿到軫宿的二十八宿。古籍中還有許多“夜觀星宿”的詞句，也不可能是在形容古人觀星時只看二十八宿而不看別的星星。所以星宿是可以廣義地用來形容所有星群的用詞。
再來看西方的“星座”，在古代其實也是星群的概念：星座Constellation字源於拉丁文constellattus，意思是組合在一起的若干星星。遠古巴比倫文獻提到的三位神掌管的星群或是月球路徑上的18個星座，都是由星群所組成，並沒有以座標來劃分天空的概念。直到近代的西方古星圖在繪製時也都是以圖案或聯機來表現該星座範圍，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有時還會重疊，使得同一顆星被兩個星座共享！
圖6托勒密星表中的五車五（βTau）同時出現在御夫座（上）與金牛座（下），但末尾的星等卻不一樣
西方古天文最重要的經典著作：托勒密的《至大論》（Almagestum）又名《天文學大成》，在第78~89頁的星表中，列出了古典四十八個星座的一千多顆星，其中就有幾顆星被故意寫了兩次，因為托勒密認為它們是兩個星座共享的（最早的共享經濟？）。例如御夫座（Auriga）右腳上的星βTau同時也是金牛座牛角尖端的星，現在已被歸在金牛座，即中國的五車五。不過星表兩處的座標雖然相同，星等卻不一樣（圖6）。另外，在牧夫座（Bo tes）最上方的星星與武仙座（Hercules）右腳的星星也是同一顆，現在稱之為ν1Bo tis，即七公五（圖7）。
圖7托勒密星表中的七公五同時出現在牧夫座（上）與武仙座（下）
在托勒密的書中，並沒有使用字母或數字來標示恆星，而是利用相對位置來描述識別每一顆星，與中國明代之前的方法一樣。托勒密還在每個星座的最後，列出一些鄰近卻未被採用的恆星，這些不屬於星座圖形的孤星被稱為未成形的（amorphotoi），就如同中國古代星象裡也有許多顯而易見卻沒有被編入任何星官的星星一樣，如船尾座ζ（明清時才增加的星名：弧矢增二十二，2。2等）、天鵝座頭部β星（輦道增七，3等）。到了近代“星座隨你DIY”的混亂時期，這些孤星逐漸被合併到古典星座或是剛劃分出的新星座，直到1930年國際天文聯合會（IAU）為了統整星座的邊界，捨棄共享重複的編號，星座才確定用座標來劃分，成為一種天空區域的概念，而不再指實際的星群，終結了星星被搶著要或沒人要的情形。
何時轉換為西方星座體系？
星座對現代人來說，就是指西洋星座，那麼傳統的中國星座是怎麼被取代與遺忘的呢？西方體系中的黃道十二星座最早在隋初就隨著佛教傳到中國，並偶爾與二十八宿同時出現於古墓壁畫的星圖裡，不過未受重視。到了明末，傳教士帶來航海新發現的南極附近星座，剛好可填補傳統星圖上的空白區域，於是它們被改成中國星官，放進《崇禎曆書》裡。除此之外，其他星官仍舊保持表面上的傳統，只是有些被改變位置或整個取消了。
清末積弱不振，有識之士為了學習西方技術而引進西學，並出現了第一本近代天文學翻譯專書《談天》。該書向清末知識分子展示了當時西方天文學的成果，且為過渡到現代天文學打下了思想基礎。雖然書中以清朝年號來敘述外國作者赫歇爾生平有種混搭風味的荒謬感，然而這也呈現了當時真正的紀年方法。同理，此書內的所有星名也是使用中國原有的，例如“太微左垣上相亦雙星也”，完全沒有提及西名“室女座γ”，可見清末仍以中國星名為主流。然而五十多年後清朝還是滅亡了，沒有被西學救起。
現代意義上屬於科學的“天文學”一詞，其實遲至1896年才出現。民初開始致力推廣現代天文學，全天西洋星座應該是此時才被廣泛採用。民國九年常福元先生著有《中西對照恆星錄》，引言中說：“欲為高深之研究，不得不借資西籍。顧讀西書有數難，而尤莫難於恆星……其分座又與吾國宿舍不同……茲編之作，專為會通中西星名，俾讀西書者不生隔閡，即讀中籍者，亦得兼識西名。”顯示當時若要研究現代天文，得使用西洋星名才方便，但當時國人只知中國星名，因此他編了這本中西對照恆星錄供研究者找到該星，這可能就是全面轉為西洋體系的起點。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反倒使用這類對照表來找出中國星名，已與當初目的恰好相反了。若沒有特別提倡延續使用固有傳統星名，恐怕現在已經沒人記得了。
總之，星星是點，古代星座與星官是聯機，現代星座則是面。自古以來，東方與西方的星座都是以星星聯機而成的，用現代的“範圍”概念來區分古代的星座與星官兩者必然不同、或認為星官必是官職等過度解讀，都會曲解古人原本的想法。雖然現在我們習慣兩者不再通用，然而描述中國古代星群時，互動使用星座與星官兩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畢竟“星座”比較為人所知，也能吸引喜愛占星的年輕人來注意這個古老的冷知識話題。
參考
1。江曉原《12宮與28宿：世界歷史上的星占學》。
2。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
3。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
4。李維寶、陳久金、馮永利、陶金萍〈中國傳統星名中的星宿、星官和星座〉，《天文研究與技術》14卷1期，2017，頁132-134。
5。江曉原《12宮與28宿：世界歷史上的星占學》。
6。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
7。石雲裡《中國天文學史》。
8。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