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社教
一、自然崇拜的藝術造型中隱含著祖先崇拜的資訊
一般說來，自然崇拜是對自然精靈的崇拜，在藝術造型中透過對自然物象模仿、誇張、變形來象徵自然精靈，但古蜀人表現自然崇拜的具有代表性的藝術造型是山、樹、太陽，這三類造型無不與祖先崇拜相關聯。
刻圖邊璋（文物編號K2③：201—4，下同）中的祭山場景、青銅神樹（K2②：194）圓座上的三圓弧稜、“神殿層蓋”（K2②：143）和“銅神殿頂部”（K2②：143—1）的“山”形紋，還有大量的玉璋等等都是古蜀人山崇拜觀念的符號化、象徵化。古蜀人的山崇拜觀念顯然與其先祖蠶叢氏發祥於岷山有關。另外，古蜀人的山崇拜觀念與祖先崇拜的關係在有關古蜀的文獻資料中也能找到暗示。《華陽國志·蜀志》載：“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1］113，“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1］118，杜宇“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1］118。可以說古蜀人“山”的形象中隱含著一部族屬來源，牽徙發展的歷史，也潛藏著一個追懷祖先的歷史情結。
三星堆遺址二號器物坑出土青銅神樹六件，是其它上古遺址所不見的藝術造型。青銅神樹是眾神下凡的天梯，這眾神之中自然包括古蜀人的祖先。邱登成認為：“金杖與神樹較集中地反映了蜀人祖先崇拜這一社會內容。”［2］羅開玉指出：“古代部分西南民族在墓上插樹枝、木竿、栽種樹木，甚至死後直接置屍於樹上等，反映了欲讓死者靈魂上樹的意願，是一種祖先崇拜的反映。”［3］在苗族的傳說中始祖神蝴蝶媽媽是由楓樹生出，在侗族的傳說中是龜婆孵卵生出了始祖神松思、松桑，松思、松桑又生出了人類的始祖張良、丈美，至今納西族每年正月的祭天大典中，還以柏、慄、松來象徵祖先，進行膜拜。可見在上古西南地區奉“樹”為祖神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樹”具有祭祖的功能，或者直接是祖先的象徵。
太陽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極為普遍，筆者曾專文論及［4］。太陽崇拜與祖先崇拜交織廣為存在。古埃及的天神奧西里斯既是太陽神，又是埃及人的祖先神；印加神話中的創世神阿亞爾四兄弟和瑪瑪四姊妹都是太陽之子；日本人的祖先天照大神同時也是太陽神；殷人的祖先也是太陽的後代。三星堆文化的藝術造型以鳥、眼、神樹來象徵太陽就是二者交織的又一表現。
山、樹、太陽的藝術造型反映了古蜀人已經有了“天”的朦朧觀念，對這些自然物象的祭拜也就是對天的祭拜。古人總認為，祖先的神靈就住在天上。甲骨文中有“賓帝”的卜辭，就是指先祖上賓於天，伴隨“帝”之左右。《詩經·大雅·文王》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5］意思就更加明白。所以古人祭天與祭祖相配，“祭天，……須人為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6］。《孔子家語·郊問》載：“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7］天為萬物之本，祖為人之本，二者具有共通性。
二、圖騰崇拜的藝術造型中傳達著祖先崇拜的先聲
圖騰崇拜是先民對自身生命來源和血緣關係的解釋，反映了原始人類的尋根意識。他們認為自己族類的始祖是某一自然的動物或植物，因此奉之為崇拜物、標誌物，逐漸演化為本氏族、部落的徽記。圖騰崇拜的本質還是對祖先的崇拜，是祖先崇拜的緣起和原始樣式，只不過是以特定的自然物來象徵祖先而對之膜拜。這在三星堆文化中不乏其例。
（一）以鳥、魚、虎、蠶等自然界的動物為圖騰崇拜物
三星堆文化中有大量的鳥的藝術造型，可見其崇鳥之風極盛，學者們推測以“鳥”為圖騰的部族在當時佔主流的地位。《三星堆祭祀坑》認為：“玉璋標本K①：235射前端有鏤空的鳥形，也許與文獻記載的‘魚鳧氏’有關。”［8］445趙殿增認為：“樹上的飛鳥既是來往於人神之間的精靈，又可能代表著太陽和光明（金烏、踆烏），還可能是被崇拜的圖騰的標誌，……聯絡到金杖上的四組魚鳥紋圖案，我們認為這種鷹鳥可能是三星堆古人信奉的主要圖騰之一，被作為氏族部落的標誌和保佑神靈的代表。”［9］“其中以鳥的圖騰數量最多，地位最顯著，形態最豐富，可能就是當時的主要民族的圖騰。……三星堆古國時作為王杖和神杖的一柄‘金杖’上面出現以魚和鳥組成的四組規整標準的徽記，置之於首領頭頂之上，說明它就是古國的‘中心圖騰’，所代表的可能就是曾在古蜀歷史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魚鳧’族”［10］。邱登成認為：“金杖上的魚鳥圖案分別象徵了柏灌、魚鳧、杜宇祖先是沒有疑義的。”［2］陳德安等認為：“在這個時期蜀的柏灌、魚鳧、杜宇之氏君王都是崇拜鳥的，並以鳥為圖騰，因而鳥在蜀人心目中有至尊神的地位。”［11］孫華認為：三星堆文化的“諸王朝的名稱中，柏灌、魚鳧和蒲卑（指杜宇——引者注）這些名稱都可以和鳥發生奇妙的關聯”［12］。江章華、李明斌認為：“柏灌、魚鳧、杜宇均與鳥有關，尤其是杜宇魂魄化杜鵑之說更是流傳久遠。”［13］“鳥”在三星堆文化中，既是天地、神人的使者及崇拜的物件，又是太陽的象徵和圖騰崇拜演化而來的部族的標誌。
“魚”的形象反覆出現，甚至刻之於金杖、形之於玉璋，說明魚也是古蜀人的圖騰。
虎形器（K1：62）、虎形金箔飾（K1：11—1）說明古蜀人有崇虎的習俗。“虎”為古蜀人的圖騰得到了學者們的公認。湯清琦認為：“金虎比較突出地反映了古蜀人的虎崇拜遺蹟。在古代西部民族中，這是比較普遍的一種圖騰。”［14］黃劍華認為：“在古代蜀人的圖騰觀念中，對虎的崇拜顯然佔有很重要的地位。”［15］198
三星堆文化的許多藝術造型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以“蠶”體為主，融蠶、虎、龍為一形。張文指出：“在巴蜀銅器飾紋及巴蜀符號中，幾乎所有的‘虎紋’都呈現這種蠶樣的形狀，而很少有真正條狀的‘虎紋’。由此可見，蠶在巴蜀符號中是一個無所不在的神靈，既可幻化為蛇，也可神化為虎。”［16］楊正苞指出：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虎形飾“除去下頜及前後肢外，從頭至尾通體粗細相當，呈彎曲圓棍形，且節紋顯著，實為一彎曲的蠶體……它也是一以蠶為主體而附以虎形的結合物，可稱之為‘虎蠶’”［17］。屈小強認為：“青銅龍柱形器（K1：36）”上的龍“圓而短的身軀，與其縱目四羊角大頭很不成比例，也不同於眾所熟知的曲虯渾長蒼勁的龍的形象。因此，我們以為這‘燭龍’之身乃是蠶身。……在這些巴蜀符號中，有三種出現次數較多的符號，較為明顯地演示出古羌—蜀人觀念中，蠶化龍、化虎，蠶—龍—虎三位一體的思維定式”［18］136-137。黃劍華指出：“青銅龍虎尊上用高浮雕方法塑造的虎首也長著蠶身，兼具虎和蠶的特徵。”［15］198這一藝術造型的特點說明了“蠶”在古蜀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另外“蠶”作為飾紋出現於大青銅立人（K②：149、150）的華袞，也是古蜀人崇拜蠶的證明。“蜀”在甲骨文中象為上目下蟲之形。《說文》釋“蜀”：“葵中蠶也。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雲：‘蜎蜎者蜀’。”［19］神話中與養蠶、紡織有關的黃帝元妃西陵氏（嫘祖）、蠶女至今在蜀地廣為流傳。《方輿勝覽》卷五十一載：“蠶叢氏教人養蠶。”［20］可見蠶叢的得名，與其教民養蠶的功績有關。以蠶為圖騰，是古蜀人對先祖的紀念。
（二）以人心營構之龍為圖騰崇拜物
龍之為先民的崇拜物和圖騰雖通見於中華各地，但古蜀的“龍”的藝術造型，卻反映了其地域特色。爬立於“青銅龍柱形器”上的那條龍，大耳，犄角，下頜有須，頭部極象“羊”的造型，和尊、罍上所鑄的羊有相似之處。林向認為：“這是一條長著羊頭的神龍，龍的形象或說像豬、像鱷等等。而此龍則像羊，透露出是與眾不同的羊種民族的神龍傳說。羌、姜均從‘羊’，相傳‘禹興於西羌’，如此看來，這正是興於西羌的夏禹的親族——蜀王所有的羊頭龍金權杖。”［21］蜀人的一支，源於西羌，羊首之龍，正有其圖騰的痕跡。在對該件器物的眾多研究成果中屈小強的一段話值得特別注意，他認為：“此乃集燭龍、羊、蠶、虎等古羌——蜀族集團在長達一兩千年乃至兩三千年以上的發生，發展史上曾擁有過的多種圖騰於一體的複合圖騰。”［18］200這個聚龍、羊、蠶、虎為一體的複合圖騰，明顯不同於其它上古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龍”的造型，它不僅是古蜀人由不同部族走向融合的形象寫照，而且以其自身的演變，從一個方面揭示了中華之“龍”的形象的結構過程，揭示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終成一體的文化歷程。龍之最終成為華夏各族的至上之神，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就是以蛇圖騰為主體，不斷整合其它部族的圖騰而形成的。對此，聞一多在其《伏羲考》中有詳盡的論證。“青銅龍柱形器”上的整合羊形、蠶形、虎形為一體之龍，正是中華之龍的早期整合。它歷歲月的滄桑，終於融入了中華文化的浩瀚大海。
（三）以人的眼睛為圖騰崇拜物
“眼睛”在三星堆文化中造型極多，是古蜀人特殊的崇拜物件。“蜀”字與眼，在形象和意義上都有關聯。“眼”既是古蜀人太陽崇拜的象徵，也是古蜀人的圖騰。趙殿增認為：“不僅是突目大眼型的面具，人獸飾紋中的‘眼睛’母題，以及各式單獨的人眼造型，都是用來代表以‘縱目’為特徵的始祖神蠶叢的，是三星堆蜀人以‘眼睛’崇拜的形式表達祖先崇拜觀念的實物見證。”［22］《三星堆祭祀坑》還根據蠶叢縱目的特點推測，“菱形眼形器就應當是代表蜀人的天神或祖神的形象”［8］439。
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是由多個部族融合而成的複合型群體，他們各自都有自己部族的圖騰。隨著這些部族融入三星堆王國的大家庭，他們崇拜的圖騰逐漸轉型為古蜀人共同崇拜的神靈和祖先。三星堆遺址中大量圖騰崇拜的造型遺存，正是古蜀人生命意識的形象表達，也是古蜀人尋找血親、種族來源的象徵符號。
三、“人像群”與祖先崇拜
在三星堆王國，祖先崇拜是古蜀人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宗教活動。湯清琦認為：“在三星堆宗教文化中祖先崇拜居於核心地位。”［14］蘇寧認為：三星堆文化表現了“以祖先崇拜為主體的宗教觀念”［23］。巴家雲認為：“觀一、二號坑之情況，可見其祭祀物件之一是享先王，……據此可見，對祖先的崇拜是深入蜀人心中的”［24］。陳德安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動、植物等自然神靈崇拜為主體的宗教觀念，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25］研究者們獲得這一共識的最主要的依據就是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人像群”。
三星堆文化造型藝術中，最能引人注目，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是其風貌獨特的“人像群”，如此大量的人像藝術造型是世界其它同時期的上古文化遺址所不見的，“人像群”反映的就是古蜀人的祖先崇拜。
《三星堆祭祀坑》認為：“這兩個坑出土的不同形式的銅人頭像和銅人面具，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或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形象。……兩個坑出土的面具，……其功能是在祭祀儀式的作用下，讓祖先亡靈降居宗廟的面具上，由面具代表祖先接受祭祀。二號坑出土的側跪和正跪人像頭上戴面具，形象頗似甲骨文的‘兄’（祝）字。我們推測，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兩手撫膝的跪坐人像有可能表現的是巫祝的形象，他們都是祭祀祈禱者。二號坑的兩種立人像的手勢和造型基本相同，都呈現抱拳狀。二號坑出土的K2③296神壇上的小立人像，手握彎曲的藤狀物作獻祭的大祭司之類，為祭祀中的主祭形象。”［8］443《三星堆祭祀坑》將銅人頭像、銅面具和立人像、跪坐人像分為神像、神靈和巫祝兩大類，這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見。另外，金杖上的人頭圖案和刻圖玉邊璋、銅神壇上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亦可以歸為以上兩類。
人頭像、人面具與後世象徵先人亡靈的“神主”具有同樣的性質，只不過前者更形象化而後者則演化為木製牌位或木製四方柱等等抽象的象徵符號。古蜀人塑造這些人頭像、人面具是將之作為先祖的形象來進行祭拜的。至於立人像、跪坐人像的身份則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們是“人”。從高冠深衣，手持祭器，站立於神臺的大青銅立人，銅神壇（K2③：296）的“人界”中四個身穿鳥衣，手持祭器的立人，青銅神樹（K2②：194）下的跪坐披甲武士像，喇叭座頂尊跪坐人像（K2③：48），玉邊璋上刻繪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等等藝術造型可以明顯看出，他們是主祭的巫祝而不是受祭的神靈。由於三星堆王國是神權與王權統一的社會，這些巫祝同時又是三星堆王國統治集團的成員，或為蜀王，或為部族首領，或為貴族；另一方面他們又是“神”。作為巫祝他們有著協同天地、交通神人的非凡能力。一方面他們是祭祀者，祭祀的物件和內容與祖先崇拜有關；另一方面他們由質地珍貴的青銅、黃金、玉石所雕塑，所刻繪，並被放置於祭臺、神壇之上，說明他們本身也是後代古蜀人祭祀、膜拜的先人。古蜀人巫祝的面部造型與人頭像、人面具的面部造型大同小異，都是“刀狀眉，吊杏眼，直蒜鼻；個個掙著大而無光的眼睛，以致令人懷疑是‘瞽’的造型；嘴部闊長，而且閉不露齒；尤其是臉龐上形顴弓線和雲雷紋形的大立耳幾乎是千篇一律”［26］，既表現了三星堆文化藝術造型的“程式化”特點，又暗示了他們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所以有著大致相同的容貌。
反映三星堆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最典型的形制是二號坑出土的三尊縱目面具。三尊縱目面具對眼睛的處理極為奇特，眼球呈柱狀誇張突出，中部還有一圓鐲似的箍。《華陽國志》載“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1］。據此研究者都認為這三尊面具是古蜀人的祖先——蠶叢的寫照，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崇“眼”的根源。另外，三尊縱目面具向外伸張的雙耳極象鳥展開的翅膀，高聳的鼻子和寬闊的大嘴是鳥喙的變形。很明顯三尊縱目面具兼有人面和鳥首的雙重特點（幾乎所有的人像面部都具有這一人鳥同體的特點），上面已經論及“眼”和“鳥”與太陽崇拜的關係，所以三尊縱目人面具既“是人鳥同體的太陽神形象，同時它又是蜀人的祖神”［27］。這是一種糅合了人、鳥外形，運用了誇張、變形、象徵手法，涵蓋了自然崇拜（太陽崇拜）、圖騰崇拜（眼和鳥崇拜）、祖先崇拜的複合形象，內容豐富，意蘊深廣，形制獨特，表現了古蜀人奇妙的想象能力和高超的表現能力。它半人半獸的形制“說明了蜀人的始祖神是動物神，人格神是後來才出現的”［8］443。
以“人像群”來象徵祖先，標誌著三星堆文化中的“社會的崇拜物件從以自然神為主過渡到以社會神為主，祭祀祖先成為祭祀活動的主要內容”［8］444。它與自然崇拜、圖騰崇拜有著淵源，是從自然崇拜、圖騰崇拜演變發展而來，甚至在造型上還明顯保留著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的痕跡，但不同的是，祖先形象不再是自然神靈或圖騰而是“人”，不再是古蜀人想象的關聯物像而是與他們有著相同或相似容貌，有著事實的血緣傳遞的“人”。這不僅反映出古蜀人對生命產生，人的繁殖的正確認識，更重要的是古蜀人把“人”（祖先）抬高到“神”的地位，使“人”（祖先）躋身於“神”的行列。
綜上所述，在三星堆文化的藝術造型中，或直接或間接，或明顯或隱秘，或虛或實，或多或少地滲入了祖先崇拜的內容，表現出以祖先崇拜為紐結點，輻射幾乎所有藝術造型的特徵。山、樹、太陽等自然性意象中或隱含著族屬變遷的歷史，或能引起人們對祖先的聯想；鳥、魚、虎、蠶、龍等圖騰性意象或影射自我生命、族屬的來源，或暗示族屬的整合過程。也就是說，三星堆文化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是一脈相承的，貫穿著祖先崇拜的主脈。
這個一脈相承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古蜀人生命意識變遷的內在軌跡：在物件上是由自然的無生命物山、樹、太陽，向自然的有生命物鳥、魚、虎、蠶、龍，再向自然的高階生命物——眼睛、人像演變；在性質上是由對與人聯絡不甚緊密的自然現象的崇拜，到對解釋人的生命起源和族屬來源的圖騰崇拜，再到對與人有直接血緣關係的祖先崇拜的推移。這個過程是自然的因素逐漸減少，人的因素不斷增加的過程；是不斷地靠近人，指向人，對人的尺度的不斷強化的過程。
祖先崇拜反映了古蜀人神化祖先的意願。由於祖先與他們有著直接的血緣關係，是他們過去的“自我”，所以神化祖先也就意味著人的神化，神的人化，其結果是人越來越趨近於神，神和人之間的疏遠和隔離逐漸被解除。其實質是借神化祖先來提升自己，借神來揚人。特別是在造型藝術中以人像來象徵祖先，作為神的祖先以人的面目出現，說明古蜀人造像有著清醒的意識：祖先和我一樣，我的相貌如何，祖先的面目也就如何。透過造像，人物件化為祖先的偶像，作為物件的祖先偶像已經人化。這樣，古蜀人透過藝術使人成了自己崇拜的物件、觀照的物件，而古蜀人的造型藝術也呈現為肯定人、弘揚人的“張揚之美”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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