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開學時，老師的寄語有很多。我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篇對同學進行刑訊逼供的報道，有這麼一句話：“半夜吃過飯後，幾人將廖友打昏，又用涼水把廖友潑醒。大冷的天，軍大衣上滴水。張過來對廖友說：‘你認識我嗎，我是張寶祥，咱們是同學，一個班的’。” ［1］

我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景，但是可以想象當時張寶祥是怎麼一副猙獰、可怕的樣子。一些冤假錯案因刑訊逼供而起，已經不覺得奇怪了，但這裡不念同學之情，製造冤假錯案，足以引起人神共憤了。

但進一步想想，難道曾經是同班同學，就可以避免刑訊逼供了嗎？反而有時候是曾經相識的人，越不會手下留情，甚至是大義滅親。我們也許可以懷疑這些都是些玻璃友情，不堪一擊。但是，對有那麼一點聯絡的人都如此，對於不認識的人，豈不是更狠？

有觀點認為，這是角色使然。當你處在那個位置上，你不得不這樣做。東德警察射殺爬越柏林牆的人，他說這是在執行上司命令；納粹屠殺猶太人，他也說這是在執行希特勒的命令。無論誰在這個角色上，他都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理由肯定是牽強的。將做錯事的責任拋給別人，是不負責任、不成熟的表現。有的人說是制度之惡造就了“惡人”，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制度下，依然是有好人。善惡之間，即使不絕對地說，那也很大程度在於個人的選擇。

我們的確看到，畢業之後，同學走上了不同的崗位，心態開始發生變化，走在不同的軌跡上。某學校還傳過這樣的觀點，一半校友在抓另一半校友。

誠然，離開學校後，有的人披上了國家制服，有的人是一介平民，有的人賺了很多錢，立場發生變化，這並不值得驚訝。魯迅《故鄉》裡迅哥與閏土的故事依然會發生。

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名字“一生一世法大人”。一個人不會因為一些錯誤行為，就失去這個身份。這個身份，全在於他認不認可。

還有老師還說，如果有人做錯了，母校就喊他回去抄憲法。其實，母校哪有那麼大的權力，在一個人畢業之後，還能管那麼遠。倒是可以給這位老師一個建議，考慮到憲法在法律人心目中的地位，麻煩請把憲法換成刑法。

［1］《那個刑訊同班同學的刑警大隊長，倒了……》，http：//3g。163。com/dy/article/ENPNIDR40525VL8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