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讀初中二年級時，我在作文課上寫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說。這篇大約三千字的小說習作是第一次文學創作，不再屬於此前作文的意義。我對文學創作的興趣由此萌發。這種興趣持續了45年，至今依舊新鮮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掃蕩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時候，這種興趣仍然沒有轉移或消亡，轉變為一種隱蔽性的閱讀。我說過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從在作文字上寫作第一篇小說起始的：正是這一次完全出於興趣性的寫作，奠定了文學在我人生歷程中的主題詞。

近年來，多種媒體和多路記者幾乎無一不問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學創作的感悟。我也幾乎無一例外地首先向他們解釋，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類詞，我喜歡啟示。即人生歷程中得到的啟示，文學創作中思想和藝術的啟示。正是這些啟示，提升著我對歷史和現實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著我對文學和藝術本真的體驗，完成一次又一次創造理想。在這個漫長的藝術探索過程和人生歷程中，有兩次自我把握和兩次反省成為關鍵性的選擇和轉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當中國文學復興的春潮湧動的時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總指揮。我在完成了家鄉的這個工程之後離開了，調入文化館。我那時候對我的把握是，文學創作可以當作事業來乾的時代終於出現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這一年我從業餘寫作進入專業寫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過當時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覺，即進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狀態。我幾乎在得到專業創作條件的同時，決定迴歸老家，一是靜下心來回嚼二十年的鄉村工作和生活，進入寫作；二是基於對自己知識的殘缺性的估計，需要廣泛讀書需要充實更需要不斷更新，這都需要一個可以避免紛擾的安靜環境來實現。我選擇了老家農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這兩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軌道的轉換，一次純粹屬於自身生存環境的選擇。

兩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當新時期文學如雨後春筍般從解凍的文壇發生時，我很鼓舞也很冷靜。冷靜是出於對自身具體情況的判斷。我以為排除“文革”中那些“極左”思想不難，而要盪滌自有閱讀能力以來所接受的“極左”的非文學的觀念不易。我選擇了讀書，借來了一些世界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學來摒棄思維和意識中的非文學觀念，目的僅僅只有一點，進入文學的本真。這次反省大約持續四個月，到1979年春天，我獲得了文學創造和藝術表現的強烈慾望。我把文學當作事業來乾的行程開始了。

第二次反省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即《白鹿原》寫作的準備階段。我那個時候的思維是最活躍的一段。尤其是文學創作理論中的人物心理結構舉說，引發了我對自己以往創作的顛覆。自我的不滿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時就孕育著膨脹著一種新的藝術創造理想。這種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發的，發生在《白鹿原》的準備和後來的整個寫作過程中，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關鍵。

多年以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在人生的兩個重要階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實際做出的選擇。在藝術追求的漫長曆程中，在兩個重要的創作階段上，進行兩次反省，對我不斷進入文學本真是關鍵性的。如果說創作有兩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獲得的。可以說，我的創作進步的實現，都是從關鍵階段的幾近殘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獲得了力量。我後來把這個過程稱作心靈和藝術體驗剝離。沒有秘密，也沒有神話，創造的理想和創造的力量，都是經過自我反省獲取的，完成的。

僅僅在半月之前的一個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個人興奮不已。僅僅在十天前一個晚上，讀完暢廣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學批評專著，進入一種最欣慰的愉悅。四天前的那個下午，我寫完一篇萬餘字的短篇小說，竟然興奮不已。兩天前的晚上，在楊凌參加楊凌文聯成立的會場裡，見到殘疾人作家賀緒林，聽說他的一部三十萬字的長篇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感動而又感奮，同樣愉悅。這樣，我幾十年來不斷重複驗證自己，文學創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氣場。

直到我走進朋友們營造的這個隆重而又溫馨的場合，我依然不能切實理解六十這個年齡的特殊含義，然而六十歲畢竟是人生的一個最重要的年齡區段。按照我們傳統文化和傳統習俗的意思，是耳順，是感悟，是悟道，是憶舊的年齡。這也許是前人歸納的生命本身的規律性特徵。我不可能違抗生命規律。但我現在最明確的一點是，力戒這些傳統和習俗中可能導致平庸乃至消極的東西。我比任何年齡區段上更強烈更清醒的意識是，對新的知識的追問，對正在發生著的生活運動的關注。這既是作為一個作家的生命意義所在，也是我這個具體作家最容易觸發心靈中的那根敏感神經的顫動的。

我唯一懇求上帝的，給我一個清醒的大腦。而今天所有前來聚會的朋友和我的親人，就是懷著上帝的意願來和我握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