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們發起了兩期學渣獎學金，將 8000 塊錢，分別頒發給了 6 個學校裡的學渣。當時的他們，各自有一件喜歡的事情在堅持。
其中有一位是 Rapper 夜行少年裴嘉興。
畢業前，他雖然成績不好，但很有底氣地立下志向：和夥伴一起做出三亞最好的說唱廠牌。
前不久，我們回訪了他。他卻和我們分享了一件事：大四時，每次熱鬧的演出結束，他回到家開啟燈，感到了一陣不知所措。
眼看著身邊的人都有了畢業後的規劃，他隱隱覺得，自己的愛好終於走到現實面前了。
經歷過很多個無眠的夜晚，他決定停止自己的理想。
似乎，每個人在畢業前後都會有一段睡不著的日子。特別是在 2020 年這樣艱難的時刻，我身邊的畢業生們常常為自己的未來感到焦慮。
我很想和他們講一些鼓勵的話。恰好，最近我們聯合 OPPO 回訪了三位曾經的學渣獎學金獲得者。
那些連學渣標籤都不能阻礙的理想，畢業後會變成什麼樣？
還在繼續嗎？失望了嗎？
停止了嗎？
嚴格來說，他們都不算完成了三年前的理想。
原本以為，沒能完成理想這件事會有些唏噓，但和他們聊完天，我發現，沒完成理想，並不意味著黯淡。
我想分享，這次回訪中，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新光亮。
接下來，是他們的故事。
我實在無法想象，一個說唱歌手竟然考上了法學研究生。
裴嘉興在電話的另一頭笑了：
不只是你，所有人都不相信。
他至今還留著那張，自己坐在圖書館廁所裡，一邊背書一邊抽菸的照片。
那是一段沒有說唱、只有無止境的法條背誦的日子。但他也慶幸，在畢業階段，做出了這個選擇。
在海南大學見到他時，他仍是人群裡那個亮眼的存在。
一路走進宿舍樓裡，迎面而來的人都和他打招呼，他低頭髮了幾條微信，又去敲了敲幾間宿舍的門，就順利幫我們借了兩輛小摩托車。
他身上依舊有 rapper 那種不羈的感覺。
同時，他又是一個會在朋友圈轉發許多法學推文，並配上一段很嚴肅正式的文字的人。
聊起說唱、舞臺、表演，他的情緒有點低沉，但他又很坦率，直面自己的“能力有限”。
《說唱新世代》熱播時，他也看了。幾個晚上喝到微醺，他翻出以前演出的影片反反覆覆看，其中有一場，臺下所有人在大聲合唱他的《有片海》。
那時候，他不知道那是最後一場演出。也是那時候，演出完回家的他，在一種不知所措的情緒中，漸漸意識到自己該停止說唱了。
“會遺憾嗎？”我問他。
他想了想，認真地說：“不會，如果明知道那條路走不下去，還硬要死扛下去的話，才是辜負了說唱吧。”
而法學呢？
他的語氣變得興奮起來，開始和我們科普，民法是如何幫我們解決日常大小事的。
為了讓我們理解這份熱愛，有一晚，他甚至發了一份 3000 字的 word 文件過來，標題是《民法何以平等而慈愛？》
他舉了個例子：《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權條款，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空巢老人越來越多的現象，來解決“老無所依”的問題。
法律是有迴應的。
我突然有些理解，為什麼他會選擇了法學。因為學進去的知識、他幫導師一起編纂的民法典書籍，都在歷史裡一點點地撬動這個社會。
本質上，他熱愛表達的那一面並沒有變。
只是在他身上，理想好像是有 plan B 的。說唱的路走不通，就換一條自己喜歡的路繼續走。
加油。裴嘉興。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晶晶進了全國頂尖的紀錄片頻道。
但她只做了半個月就“跑”了，爸爸為此和她冷戰了兩個月：一點苦都吃不了，這麼好的工作都不要。
這份看起來無限接近理想的工作，只有晶晶知道哪裡出了錯。
她理解的紀錄片，需要用大量的時間去換取真實的故事，但上班時，領導會讓她先構建好一個指令碼，甚至還會杜撰劇情、臺詞、畫面，然後迅速佈置拍完。
她想爭論紀錄片是什麼，但領導看了她以前的作品，說：“什麼亂七八糟的。”
一個人來到上海既要做不喜歡的事，又賺不到錢，她掏出手機買了車票當晚就回家了。
我很好奇，哪來的底氣？
她回答：“我拍了《磚頭爸爸》。”
《磚頭爸爸》是晶晶的第一部紀錄片作品。2017 年她用這部片子獲得了我們的「學渣獎學金」，並且以唯一的學生導演身份參加了紀錄片專案提案會。
“如果大家肯定了我，我為什麼還要在乎那些否定的話。”
我很驚訝，甚至有點羨慕，我經常因為一句批評的話而忘記自己做過很多很棒的事情。她怎麼做到的？
“可能我特別倔吧，” 晶晶簡單地說，“別人越不看好我，我越要做成給他們看。”
三年前，她說過要成為行業內最好的紀錄片導演。
但現在，她稱自己是自由職業，兼職做藝考老師，一天會有上千塊的課時費，偶爾接一下商業片拍攝。
有一個喜歡紀錄片的學生，因為志願填報失誤，沒能考上暨大，最後去了一個商科類高校。
晶晶主動聯絡了自己在暨大學編導的學弟學妹，讓他們在拍片時，也帶上這個女孩。
晶晶被鼓勵過，儘管自己沒能完成理想，但她也希望可以鼓勵有這份喜好的人。
我們坐在一個放映室裡聊天。我問她：
“那沒能做成紀錄片導演，不是讓那些瞧不起你的領導說中了？”
“我的《磚頭爸爸》還沒拍完呢。”晶晶說：“不著急，我會讓他們看到，我理解的紀錄片，就是對的。”
說這段話時，熒幕上放著的，是《磚頭爸爸》裡，她跟拍了一整個通宵才捕捉到的鏡頭。
在南昌大學的實驗室裡，我們把大燈都滅了，只留下一盞燈，打在一輛賽車上。
於普澤走進來，坐到車旁邊時，盯著那個車看了很久。
他突然說：“待會可以發一些照片給我嗎？這輛車從造出來到現在，我第一次見它這麼好看。”
他伸出手緩緩摸著車身。我難以想象，我們只是為一輛賽車打了光，他卻露出了這樣感動的眼神。
這讓我有些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年，他願意在南昌大學做一個“透明人”。
他不是南昌大學的學生，只是因為太喜歡賽車了，才留在了學校方程式車隊裡。
有一屆車隊成員甚至公開說過：“這個人不是我們學校的，說的話不代表車隊意見。”
但於普澤依舊待在實驗室裡。他看著這棟樓換了 3 個保安，幾乎每輛試驗車的座椅，他都在上面睡過覺。
每天晚上，他就開著燈，放著音樂，一個人默默製作賽車，打磨零件。
有一晚，他覺得憋屈，沒有人知道自己在熬夜做賽車。他就跑到了教學樓的監控下，開始跳起舞來。
“南昌大學的每個監控都留下過我的身影。至少這樣，還有監控後的保安知道我的存在。”
畢業時，他想過考南昌大學的研究生，這樣就有資格代表車隊，開著自己做的賽車參加比賽了。
報了名，他卻發現，專業跨度太大，加上創業、家庭等因素，他只好放棄。
但賽車是怎麼也放不下的。
去年回到南昌大學，他見到車隊新一屆隊員。一群學生熬夜做賽車，因為學校只給 5 萬經費，他們都在用獎學金和生活費墊著。
他們受到的質疑和自己如出一轍：把時間和錢都花在賽車上，有什麼意義呢？不如談談戀愛。
他當下就決定，留下來帶著隊員做賽車參加比賽。
隊員們也就小他 5、6 歲，他卻稱呼他們為孩子們，在他的眼裡，那些學生就是曾經的自己。
他一直問我，有沒有機會拍一個紀錄片，記錄他們從現在做賽車到明年去日本參加比賽的全過程。他很希望做賽車這件事被看見。
我感覺到，他心裡裝了一個賽車的烏托邦，他曾一個人在裡面孤獨地跳舞，但現在，他聚集了一群同樣喜歡賽車的人，他希望成為這個烏托邦的維護者。
採訪結束時，他指著賽車上的 logo 說，那是我創業的公司，現在國內很多車隊賽車的零部件，都是我供應的。
“我其實證明了，做賽車也能賺到錢的。”
在他指著的方向，賽車在燈光下，發出熠熠的光，如同他看賽車的眼神一般。
最後。
在告別嘉興時，他悄悄問：我現在沒有繼續做說唱了，你們會覺得獎學金白髮了嗎？
看著嘉興穿著白襯衫騎著電動車穿行在海南大學裡的樣子，我覺得，那份沒有實現的理想，其實並不會白費。
我回答他，不會，那份獎學金髮得挺值得的。
在他們三個人身上，我發現，理想不管有沒有實現，最後都會殘留下火苗，那是助燃下一份光亮的基底。
一個人因為理想而擁有的特質，並不會因為沒實現而消失。
三年前的「學渣獎學金」，想要證明「優秀的方式不止一種」。三年後，我們也依舊想證明「人生的光亮不止一種」。
OPPO Reno5 搭載的全新人像影片技術下，他們眼裡的光和他們臉上的笑，被清晰記錄。
我們與 OPPO 共同相信，一個人是否發光，不在於他的選擇是否符合外界的期待，而在於，他是否相信自己，是否擁有勇氣。
而這種勇氣，可以是做“學渣”的勇氣，可以是放棄理想的勇氣，也可以是堅持理想的勇氣。
OPPO 希望透過這三位學渣獎學金獲得者的故事，鼓勵所有的畢業生，不管你的理想是否實現，不管你想做的事情是否被現實衝撞，你依舊可以在現在的道路上，尋找到自己的發光點。
這也是 OPPO Reno5 系列手機在人像影片功能下足了功夫的原因： 記錄每一個發光的你，記錄你的喜怒哀樂。你臉上的每個瞬間都在鏡頭裡，更美更自然。
曾經的學渣獎學金，讓他們有了一種被鼓勵的感覺。我們與 OPPO 期望，可以將這份鼓勵延續給更多人。不管是在學校裡的學渣，還是進入社會的畢業生，我們都希望可以鼓勵你找到自己身上的發光點，並運用到你正在做的事情中。
艱難的 2020 很快就要過去，希望在剩下的時間裡，你能看到自己的發光所在。
你要記得，你會發光。
*本文影片、圖片除受訪者提供資料外，其餘全部使用 OPPO Reno5 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