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數字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最為活躍的部分之一，正深刻影響我國就業結構與就業質量。

數字化的逐步深入，將會對就業結構產生哪些衝擊？僱傭關係將有何種變化？

01#就業的時空限制被進一步打破

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促進了全球勞動力的網路化程序。

一方面，數字化中介平臺提高了勞資匹配效率，使全球勞動力的資源配置得到最佳化。

傳統經濟下，勞動更多地被當作不可貿易的要素，但在數字時代，由於服務的可貿易程度上升，物理邊界在數字經濟語境下的範圍逐漸模糊，勞動跨境流動特徵也更為明顯。

勞動的服務半徑在數字時代不斷擴大，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力的支撐。

另一方面，企業可以招聘更多數字勞工在全球各地為其服務。

例如，數字企業可以僱傭許多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幽靈勞工”，以彌補人工智慧的“最後一公里” 的缺陷。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資料，目前從事“幽靈工作” 的人數約為2000萬人。

亞馬遜、臉書等公司大量僱傭勞動者按需完成內容稽核等任務，評估、分類、註釋和完善消費者每時每刻線上產生的萬億位元組的“大資料”。

僱主可以僱傭全球任一地方的勞動力，卻不必為其提供有形的工作場所。

依託數字技術，工作受到的場所限制大大降低。移動辦公、遠端辦公在人們的工作方式中已經佔有一席之地，遠端與線下結合的方式成為數字時代工作的一大特徵。

微信、WhatsApp等社交軟體也有助於打破工作時間的限制。人們可以隨時開啟工作。但由此也帶來了勞動者工作與閒暇的邊界模糊問題。

例如，外賣騎手登入軟體後就開始了工作，透過提高配送單數增加報酬，但在等待接單的時間裡，他們既無法計入工作，也很難歸為閒暇。

02#數字化衝擊下就業結構“兩極化”

數字化轉型對就業結構產生一定衝擊。

工業時代生產的機械化使人們的體力獲得解放，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更偏好專精、熟練高效且注重知識經驗沉澱。

而數字時代，AI技術與自動化的發展使人們的腦力獲得解放，勞動力市場變得更注重勞動者的綜合能力。

如共情感知、個性化創造、認知迭代等，並對與“適應性” 相關技能的需求顯著增加。

數字時代對非重複性認知技能（比如批判性思維） 和社會行為技能（比如能夠促進團隊合作的管理和識別情感的技能） 的需求都呈現上升的趨勢，就業的產業邊界逐漸模糊。

具體來看，對以軟體/ 網際網路開發/ 系統整合、網際網路產品/ 運營管理為代表的職業需求旺盛。

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新工作取代舊工作這一點上，還體現在對既有工作技能組合偏好的變化上。

此外，數字時代複合型技術人才將在工作中更為常見，勞動力市場對掌握不同技能組合的勞動者的報酬在增加。

例如，對大資料分析師等將數字技術融入其他專業技術領域的人員需求大幅增加。

數字時代，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中對高技能人員與低技能人員的需求增加，而對中等技能勞動力需求數量降低。

其中，對非重複認知性的高技能人員如高科技研究人員，以及非重複靈活性的低技能人員如外賣配送人員的需求不斷增長，但諸如機器操作等程式性、重複性中等技能崗位則可能向外轉移。

最常見的情況之一便是網路支付的發展，可能會加速對銀行網點從業人員的衝擊。

這將導致技術性失業以及勞動力市場的“中部坍塌” 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問題（Goos and Manning， 2007； 葉胥， 2021）。

《2019德勤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的資料顯示，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慧被不斷引入企業生產，全球對勞動力的需求，特別是對白領和藍領技工的需求將減少700萬人。

從這個維度看，正式僱傭工作任務的逐步分解，可能是數字時代工作性質的一種深刻轉變。

但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高技能人員的需求量仍在持續上升，但由於技術採用率以及自動化程度的原因，各國對低技能和中等技能人員需求量的變化有所不同。

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2000年至2016年，約旦的中等技能人員就業比例增加了7。5個百分點，但同期孟加拉國的這一比例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

無論哪個產業，負責常規性任務的員工都有可能被自動化技術替代，勞動力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組織技術，使之成為勞動的合作伙伴，即創造工具、利用工具並與工具合作，而不是被工具替代。

03#摩擦性失業被技術性失業替代

總的來說，數字時代對勞動力總體規模的影響尚未可知，數字化有利於減少摩擦性失業。

一方面，資料傳輸、儲存、計算能力的提升，有助於人們處理大量經濟活動中生成的即時資訊，並緩解勞動力市場的資訊不對稱，促進勞資雙方找到合適的選項，提高勞動力要素市場的供需匹配效率（Kuhn and Mansour， 2014； 楊偉國等， 2018）。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重塑了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形式，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變得容易。

尤其是透過線上教育、線上醫療等平臺，更多國家本地的人才可以實現在全球範圍內提供服務。

產業數字化也會降低一些進入門檻，並吸引大量農村和小城鎮勞動力向大中型城市轉移，為勞動者跨區域流動創造新的空間。

比如，騎手、代駕等數字靈活就業崗位，門檻較低、上手容易、結算較快，越來越多地成為進城務工人員的“第一站”。

不可忽視的是，技術性失業大量存在且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

如前文所述，重複且技術水平較低的工作容易被自動化技術所替代。對這一類失業人員，需要加強數字技術相關的再培訓。

對那些尚未步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學生，應該在不同教育階段，設定更多能夠幫助其適應數字轉型的課程。

04#數字時代的僱傭關係更為靈活

工業革命以後，僱傭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勞動的社會化以及生產工具的機械化，使生產工具不再屬於勞動者。勞動者僅提供勞動力，生產資料與勞動力分離。

與此同時，勞動力逐步走進城市和工廠，僱傭勞動關係由此逐步形成，勞動力得以成為商品參與市場交易。

而在數字時代，零工經濟迅速發展，企業機構與個體工人達成短期性用工合同，勞動者可能未與企業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契約關係較工業社會更為靈活。

首先，數字轉型過程創造出大量不包含“標準化” 合同的短期性工作。

“自組織平臺” 逐漸改變人們的工作模式，催生了“優步化經濟” 和“零工經濟” 等新型就業方式，豐富了就業形態。

以騰訊為例，僅在2020年，由公眾號、小程式、影片號、微信支付、企業微信等共同構成的微信生態衍生出的就業機會就有3684萬個。

此外，平臺的出現也刺激了一大批新的就業形態。

如直播帶貨、外賣騎手、閃送、代駕等靈活就業工種的產生。

在這種工作形式下，工作成果大多在線上交付，勞動力供給雙方不用見面，也無須簽訂標準化合同，平臺在其中起到了撮合、支付、背書的作用。

其次，數字平臺也使擁有較低技能的人群快速獲得靈活就業的機會。

數字平臺上，勞動力供求相關資訊更加充分，原本因技術替代造成的傳統行業的失業人員可以較快轉移到此類靈活用工群體中。

在擴大靈活用工範圍的同時，也減少了摩擦性失業。藉助數字平臺，勞動者有了更多增加收入的機會。

例如，許多人選擇工作時間相對靈活的網約車司機作為兼職以增加額外收入，數字靈活就業成為就業的“蓄水池” “緩衝器”。

數字時代，企業生產效率提升以及資訊壁壘被進一步打破，由此造成的競爭加劇，迫使企業不斷尋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經營方式，其中靈活用工便是一種選項。

對數字技術的旺盛需求也使一部分勞動者對長期穩定僱傭關係的偏好發生改變。

在數字產業內部，一部分熟練掌握高技術的人選擇靈活就業。工作的場所較傳統僱傭方式更為靈活，也不再需要透過被組織僱傭獲得勞動資格或依賴職業身份獲得社會認可。

有研究發現，與長期穩定的受僱員工相比，個體經營者報告的幸福率和自我價值感更高、焦慮程度更低。

參與平臺經濟工作，無特定的職業資格或工作經驗要求，職業進入方便和退出自由，勞動者可以在業餘時間兼職、賺取額外報酬，也得以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需求（work-life balance）。

此外，搜尋匹配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跳槽或重新尋找工作的成本。數字時代技術的迭代雖然很快，但是數字產業內部相關技術之間的互通性很強，並不會產生很強的代際變化。

熟練掌握一門程式語言的技術人員，可以依靠類似的邏輯較快掌握其他類似的程式語言。

技能間邊界的模糊，給予擁有較高技能水平的數字技術人員更多自主性，能相對主動地選擇穩定的僱傭關係還是靈活自由的職業。

更進一步看，數字時代中合夥制或專案合作制可能更為盛行。

在傳統的就業關係中，僱主先根據崗位型別確定需要招聘的員工，然後再由僱員去完成一項項的具體任務，呈現“先僱用—後任務”的特徵，僱員常常會面臨不知道下一步任務是什麼的情況，僱員之間的任務合作更多地體現為“內部分工”。

而在數字時代，工作任務可以更精細化，任務合作可以透過網路實現，僱主可以先明確和細化任務，然後再透過快速的數字聯結髮布任務，尋找合適的任務承擔人，呈現的是“先任務—後勞動交易” 的特徵，沒有具體任務就不會僱人，任務合作更多體現的是“外部分工”。

企業會更加扁平化與去中心化，勞動技能和時間也能得到更好的配置。

人們或許可以根據自身的技能水平按工作任務精準定位到合適的公司工作，但其本身並不與任何一家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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