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家聲
劉逸生（1917-2001），廣東中山人氏，知名學者、新聞出版工作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以《唐詩小札》《宋詞小札》《龔自珍己亥雜詩注》等作品名世。當下五十歲以上的文化人尤其廣東文化人，幾乎沒有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們說，他的《唐詩小札》哺育和影響了幾代人，這話一點也不為過。
這些年，關於劉老的介紹和回憶已有不少。他是我老丈人，在他的晚年，我們有過一些接觸，對他有一定的瞭解。但我畢竟不是其兒女，全面的回憶和評價顯然不適合我去做，而這也並非本文的初衷。這裡，我想從一個側面，講一點“如煙往事”，檢視一下當今學術界和新聞出版界人士，應當從劉老身上學到些什麼。
奇人·奇事·奇書
劉老出身貧苦，幼年喪父，由寡母帶大，歷經悲苦。他做過鞋匠、木工、排字工、報社校對編輯……書讀到高小但沒有畢業文憑（年長後才入讀並畢業於香港的中國新聞學院）。他的父母弟妹中沒有誰與“文化人”這個詞沾邊。像這樣完全沒有“家學淵源”的人，幾經掙扎奮鬥，終成大器，一定有著異乎常人之處。
首先，他是個奇人。他的勤奮、刻苦幾乎到了極致，好學到了痴迷的程度。而學問的廣博淵深和涉獵的方面之多，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試想，一個鞋匠的兒子，周圍沒有書本，沒有學習的條件和氛圍，也沒有什麼“引路人”，而他對知識的孜孜以求，完全來自“興趣”，來自自覺的本能。在今天看來，這簡直不可思議。他曾說過，在當時香港那個地方，在抗戰時期複雜的環境中，如果不是喜愛閱讀書報和研習學問，他很可能會學壞。也許他的刻苦自勵是與生俱來的，但那麼惡劣的學習條件竟能造就這樣一個人才，很值得今人思考。
據劉老本人回憶，他生於亂世，祖上窮困，母親是個文盲，父親在他十一歲時去世，於是中斷學業，十四歲開始獨自漂泊，先是在香港一家報館當雜務，給“編輯老爺”“校對先生”跑腿。但就在跑腿的間隙，他抱住報社僅有的一部厚似磚頭的《辭源》硬啃下去，一個一個條目地讀，日積月累，獲取了大量知識。及後，還把《康熙字典》的部首背熟了。從讀字典、辭典入手學文化、做學問的人，還真的是“稀有”。而他就是從這個夾縫中突圍而出的，這實在是一件“奇事”。其後，他又從排字學徒做到報社的校對、編輯。新中國成立後，他從香港《華商報》調任廣東《南方日報》，並參與日後《羊城晚報》的創辦，任該報編委並主持副刊“晚會”版工作，把“晚會”版經營成熔知識性、趣味性、可讀性於一爐，深受讀者喜愛的園地。
上個世紀50年代末，這個園地開始以一種“札記”文體連載通俗的唐詩賞析，各界反響熱烈。1961年，這些文章結集而成的《唐詩小札》問世，市面上竟出現“一書難求”的景象：無論青少年學生、普通市民還是國家幹部、高階知識分子紛紛爭購。60多年來，這部書被多次重印、再版，歷經多家出版社，印數超百萬冊，堪稱“奇書”！他於80年代出版的另一著作《宋詞小札》也極受追捧，多次重印。這種“小札現象”無疑是又一創舉：它開創了詩詞評析“小札”體的先河。同類或近似的體裁不知凡幾，但好像至今還沒有超過它的。此後作者的另一著作《漫話三國》同樣接續了這一傳統。
勤奮·精細·嚴謹
讀者們可能沒想到，劉老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看重的其實是一部“陽春白雪”之作——學術專著《龔自珍己亥雜詩注》。他十八歲時在澳門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己亥雜詩》，十分喜愛，自此便愛上龔詩，反覆吟誦，熟記於心。但龔詩典故很多，兼通儒釋道，是出了名的難懂，從來沒有人敢去注。很多詩句的釋義，劉老一直在多年求解。“文革”後期，劉老被借調到廣東中山圖書館工作。他抓住這個機會，利用大量的館藏古籍，開始了註釋《己亥雜詩》的攻堅。劉老在自傳《學海苦航》中記述，為了弄懂一首四句二十八字的無題小詩，他花了三年時間去追查，其精心精細可見一斑。據他本人統計，注龔詩三百多首，翻閱圖書不下千種，工作量是相當大的。1981年秋，《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在中華書局出版，這是代表劉老最高學術地位的著作，聽說錢鍾書先生也因此知道了劉逸生的名字。
劉老去世後，我承接了他部分藏書。偶然翻閱這些書籍，每每使我一再感受到他的勤於積累、勤於動手。他的每部書中都夾著大量字條、剪報等，剪報都標明出處（報刊名稱及年月日），十分方便歸類使用和查詢。比如一部《親屬稱呼詞典》中，就夾有《閒話稱謂規範》《“先生”的含義》《對親屬的謙稱和敬稱》《同志·師傅·先生·太太和小姐》等十幾份剪報，足見用心之細。早就聽說他是個“地圖迷”，他留下的一部《世界地圖集》中，竟夾有幾十份剪報，包括《人口最多和最少國家排名榜》《世界上42個最不發達國家》《世界矚目的海權之爭》等，在俄羅斯和東歐地圖頁中，夾著1997年7月北約東擴啟動的相關圖示，到今天仍具有參考價值和佐證價值。劉老又是一個體育迷，平時會偶爾抽空關注奧運會和各類世界大賽的電視實況轉播。有一次他突然問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世界各國的英文縮寫，我一時答不上，只能說中美俄意四國比較好記，其他真不知道。估計是他想在電視轉播時能立即辨認出場運動員的所在國籍。現在終於從他留下的《世界地圖集》中，看到他精心貼上的幾張紙，上面密密麻麻又整整齊齊地手寫著幾十個國家的英文縮寫名稱。那時的電腦還很不發達，實在不知道他的費了多少心思才找到的，只能說是“功夫不負苦心人”了。
勤於動手、勤於動腦、勤於用心，這些本來是做學問的基本功，但很多被稱為“專家”“學者”的人未必都做得到，有的人甚至時時想著“抄捷徑”。劉老做到了，而且做足了，應歸入“上乘”之列。一部《全唐詩》合計五萬多首，他全部瀏覽過，並熟知其中曲折，包括哪首唐詩被收入，哪首未收入，同事朋友就唐詩請教，他往往能隨口答出。有關唐詩問題向他請教，他當即便能給予說明，不必翻書，因此被稱為唐詩的“活字典”。劉老曾親口告訴我，他某次赴西安參加關於《全唐詩》的研討會，在會上指出《全唐詩》有40多處錯訛，絕大部分被與會學者專家首肯。我想，以他對唐詩研究的深入、熟稔和執著，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勤奮、精細、嚴謹，確實是劉老鑽研學問的一大特色。
“劉逸生小札系列”叢書問世
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廣東省公佈了“百書育英華”系列書目，向各界積極推薦閱讀，並要求入選圖書的供貨不得斷檔。當時《唐詩小札》和《宋詞小札》同時入選，但各新華書店的書架上一直找不到這兩本書。這種情況持續了大約一兩年，讀者很著急，作者也著急，但出版單位始終沒有動靜。我那時正擔任廣州出版社的副總編，出於職業習慣，突然想起圖書的版權問題。改革開放已經十多年了，“出版法”也公佈多年了，但出版者始終是“老大”，作者也不太懂得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在一次劉家的茶敘上，我問劉老兩部小札和一部《漫話三國》是何時籤的出版合同，簽了多少年（出版界當時慣例是五年一簽，到期再續約）。劉老把大概的簽約時間一說，我馬上意識到這三部書的出版合同早已過期，而且沒有續簽。我讓劉老把出版合同翻出來，果如所料。此時，我馬上表態廣州出版社願意接過這三部書的出版工作，並在最短的時間內向社會推出。回去後我第一時間請示了當時出版社的一把手，並得到他的首肯。考慮到圖書的內在質量和市場前景，我們給作者開出了十分優惠的版稅，同時要求合同期適當延長，高於出版界通常的慣例。對此劉老欣然同意。
劉老在港澳和內地的報刊上發表過不少關於文化、文藝、歷史、社會方面的小品文，也有很強的可讀性，經過綜合梳理，作者又編出了《史林小札》《藝林小札》《事林小札》，並把《漫話三國》更名《三國小札》。《唐詩小札》》《宋詞小札》加上這四部小札，合成叢書“劉逸生小札系列”，全套六本。廣州出版社以很高的出版效率，於1998年3月全國春季圖書訂貨會上，推出了前三部早已成書的小札（作者作了區域性修改增刪）；又於同年9月的全國秋季圖書訂貨會上，推出後三部新編的小札，在本省和各地大受歡迎。這其中，《唐詩小札》《宋詞小札》始終是最熱門和重印次數最多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他三部小札就無足輕重了。《史林小札》等三書，則正好發揮了作者知識廣博、通曉歷史，上知天文地理，下懂古今異事的特長，讓階層不同、興趣各異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歸宿。看看下列的標題：《秦始皇的高速公路》《秦檜的“幣制改革”》《乾隆皇帝的詩戀與‹唐詩三百首›》《小喬不是初嫁》《詩妓和她的槍手》《龍年能生貴子嗎》《江山也靠美人捧》……是不是一下就激起了閱讀的興趣？負責錄入和校對這套叢書的幾位校對員，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裡，承擔了繁重的工作，並就書稿的疑難問題與劉老通了數不清的電話。事後她們一致表示，這是迄今為止的校對生涯中遇到的最喜歡的書，相當於一邊校對一邊上古典文學課和百科知識課，工作完成後自己的文化素養和欣賞水平也上了一個新臺階。
“劉逸生小札系列”出版後，我郵寄了一套送給我的導師——中山大學中文系吳宏聰教授，並很快接到他的電話。老師在電話中十分懇切地說，劉逸生先生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取得的成就堪稱傑出，而且他在很困難的條件下做出大量成果，並普及到大眾之中，影響面非常廣，我們一些大學老師與他相比，應當感到慚愧。我連忙說，岳父自學成才，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和大學老師沒法比。他當即嚴肅地講，剛才說的都是真話，並非客套，並鄭重地讓我轉達問候。事後，我把導師的話原原本本地轉告劉老。劉老聽後沉默良久，感慨地說，我們這些沒有學歷的人，在高校往往是被人瞧不起的，想不到你的這位老師這樣抬愛，他確實有知人之明。這兩位素未謀面的知識者如今都已故去，但他們的心應當是相通的。
現在回想起來，這套叢書的出版應當是“三贏”：讀者盼到了自己企盼已久的精神食糧，作者的創作成果及時問世並取得應有的報酬，出版者收穫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結果皆大歡喜。數年後，廣州出版社大度地將“劉逸生小札系列”的版權歸還劉家。其時劉老已經去世，但該書的出版合同期未滿，我本人亦已退休，轉到廣東省政協工作。省內有一家出版社希望再版這套書，並增加插圖，使之更趨美輪美奐。於是由我居中協調，廣州出版社與劉家簽訂了“中止出版合同協議”，使幾部“小札”得以不斷延續生命，接連重印、再版，這也可算是廣東出版界的一段佳話吧。
《反三國演義》的出版
還有一部書的出版與劉老意外交集，頗值得一提。約在2001年中，我突然接到廣東中山市石岐鎮一位讀者的來信，說從書店買到一本《三國小札》，看到劉老對民國時期出版的《反三國演義》（又稱《反三國志》）一書多有貶損，心中不忿。原來他是《反三國演義》作者周大荒的曾孫子週中柱。此處有必要插一段舊話：劉老從少年到中年到老年，是個終身的“三國迷”。他十多歲時考進香港一家報館當雜務員，第一次發薪水三塊銀元，全部用來買了一部《反三國演義》。該書八冊共六十回，內容皆是翻《三國演義》的舊案，替三國英雄打抱不平的故事。蜀中五虎將關張趙馬黃戰無不勝，結局皆大歡喜，曹操、曹植、孫權、司馬懿等的權位及生死之事，也被一一顛倒。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大快人心。但劉老在《三國小札》中認為，《反三國志》翻案痛快是一回事，“但缺乏生花之筆，……藝術性太差，是此書的致命弱點。”那時我以“冼岱”的化名兼任“小札系列”的責任編輯，週中柱直接給我寫信，述說他曾祖父周大荒晚年歸隱故里之後，曾“辛勤七載，六易其稿”，在家鄉湖南對原作進行了大量修改，與原書比較，內容更詳實自然，人物塑造更有聲有色，案也翻得更奇。“親筆手稿裝訂成冊，歷經戰火、動亂，因埋地五尺而儲存至今，無一毀損。”如今看到《三國小札》的評價，傷心氣悶之餘，十分希望能聯絡上劉老，“願將家中珍藏近六十年的作家真跡手稿送劉老先生一讀”，如認為有出版價值，則希望他幫助促成修改本的出版，其“全家願將手稿贈送”，云云。想來這是將要發生的又一件奇事了。
我馬上與劉老商量，決定先約見這位特別的來信者。來信者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他說自己就是周大荒的曾孫，祖居湖南祁東縣，如今帶來修改稿抄本的第一冊讓我們過目。劉老取出上海卿雲書局本《反三國演義》，同抄本比照著讀，果然是修改了不少，有些還大段修改。再經仔細審閱，當即判斷這確是周大荒修改過的本子，而且是很細心的修改。他估計周大荒晚年回到鄉間，閒來無事，重讀舊作覺得不夠滿意，於是重新修改，但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出版，“不過這本修改過的翻案之作，確實比以前出版的那本更勝一籌，則是無可置疑的。”劉老感慨於周大荒不滿足於舊作，歸田后辛辛苦苦重新改寫，這種務求完滿的精神很值得欽佩。他把這個意見直接告訴那位年輕人和我，表示希望修改稿能夠重新出版。
2001年9月，《反三國演義（修訂本上下卷）》在廣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劉逸生先生為該書寫了“代序”：《我和‹反三國演義›的一段“鴻雪因緣”》。序中說，這本書深埋地下幾十年後重新同讀者見面，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而自己同《反三國演義》居然有這樣一段因緣，也是十分意外的。“在周大荒來說，他留下了他的‘雪泥鴻爪’，然後飄然去世；而在我，卻居然能將他的‘鴻爪’介紹給出版社，還寫下這篇序，也算是一種不太尋常的‘鴻雪因緣’吧。”（見《代序》）該書問世後，由於有親屬爭奪版權，幾乎引發官司，後被出版社化解，但這都是後話了。
回顧劉老奇特的一生，每每令人感慨系之：崎嶇的求學路，深沉的學者情，傑出的探索力和不凡的學術業績，而聚於其一身的種種巨大反差於今確屬世所罕見：學歷之低與學問之高，報人之博與學者之專，下里巴人和陽春白雪……這裡只能嘆息一句：世上再無劉逸生！
2021年3月，由廣州市文聯、廣東畫院等單位主辦的“嶺南文藝名家百年百人評選活動”落下帷幕，劉逸生先生以22萬多票居百位名家的第六位，說明他在讀者心中仍具有難以撼動的影響力。今年是劉老誕辰105週年，也是他參與籌建的羊城晚報社建社65週年，謹以此文紀念這位令人欽敬的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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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吳小攀
校對 | 李紅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