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 歡娛嫌夜短，苦愁恨更長，” 襄渝線上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當初覺得是那樣的漫長，在煎熬和期盼中，一九七三年季春時節，我們終於等到了退場分配的那一天。

然而，發小們的分配結果卻是不盡人意，濟民、福安和我回到了西安，勝明、文子、寶琦則去了外地。

（一）

福安和我雖說是分到了西安市第四醫院（一同分到四院的還有我們連的材料員席愛民），可當時我們的理想是工礦企業，國營大廠，至於衛生系統，感到陌生，再者，我們一無文化，二無技術，到醫院只能幹粗活和雜活。不過當時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回到親人身邊的喜悅壓倒了一切，沒考慮這許多。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晨，我們和分到西安衛生系統的戰友們一起坐著卡車離開旬陽，於當天晚上到了西安省體育場。

市四院接送我們的車輛已經在體育場等候，開車的是總務科的王四存師傅。那時醫院窮，汽車少，我記得王師傅開著一輛噴著黑煙的三輪柴油車，把我和福安、愛民一起拉到了四院。

雖然已經很晚了，可職工食堂的王師傅還給我們準備了適口的飯菜，只是那會兒急著回家，也沒心思品嚐。

那晚，我們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繞的家……

在家休息了兩天就急著去單位報到了。

正如退場分配時所擔憂的，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我們，在知識分子成堆的醫院裡，只能是從事體力活。

當時我們三線分配到四院的一共有七人，我們連愛民、福安和我去了鍋爐房，學兵二連的左琳和張娟還算好，一個去了製劑室，一個當了打字員。還有兩個別的連的戰友，他們是透過關係去的，一個分到病員灶，另一個由於是醫院職工子弟，照顧進了電工室。

愛民是比較幸運的，我們分到四院不久，正好大學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四院的後勤部門有一個上北京醫學院的名額，當時的總務科主任對我和福安說，愛民年齡較大，今年就讓他去吧，你倆以後還有機會。就這樣，愛民被推薦上了北醫，除了羨慕和妒忌，我倆別無它法，只能繼續留在鍋爐房。

燒鍋爐可是個力氣活，又髒又累的，初去時，福安、愛民身高體壯，尚能勝任，可我不行。有一次正值製劑消毒要用汽的關鍵時候 我不但沒把氣壓燒上去，反而把鍋爐快燒滅了，幸好師傅及時趕來幫忙，才沒誤了大事。就這，我被師傅好一頓埋怨。

經過這件事，總務科領導看我不是燒鍋爐的料，就讓福安和我跟著師傅給新建的浴室安裝管道，這活也沒多少技術含量，開始時師傅帶了我們幾天，後來就是佈置一下，基本都是我倆安裝的。那時醫院下水管道老化，經常堵塞，正在安裝浴室管道的我倆常常不得不丟下手裡的活去疏通管道，又髒又臭的，還忙得不可開交，沒辦法，誰讓咱沒有文化呢！

七三年秋，史無前例的文革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國家經濟停滯不前，醫院的資金也出現了問題。起因是那會兒雖然經費緊張，卻是先治病救人，後收費。然而，當時城鄉老百姓，尤其是農村太窮，許多病人住院治療後，交不起住院費，只能悄悄溜走。最終導致了醫院外欠數目驚人，嚴重影響了資金週轉。而財政撥款不僅數目有限，又不能及時到位。為此，醫院急需人去催收這些外欠的住院費，可財務科人手不夠，需要從別的科室抽調人幫忙。

福安和我在鍋爐房幹了有半年時間，又被臨時調去財務科收外欠。

當初欠費逃逸的病人，市區的不多，絕大多數是附近郊縣農村的。財務科帶著我們的師傅姓張，是個復員軍人，他也剛到財務科不久。先是他領著我倆騎著腳踏車在市裡找這些逃費的人要錢，等要的錢以及該辦的手續都差不多了，就去郊區和外縣要賬。

收外欠也是非常辛苦的，當時交通不便，也為了節約經費，張師傅帶著福安和我，常常是騎著腳踏車去外縣收賬。張師傅家在郊區農村，當時屬於那種“一頭沉”，經濟條件不是太好，再加上本人生活艱苦節儉慣了，吃飯經常是自帶乾糧（饃+白開水）。這可苦了福安和我，讓一起去飯館吃他不去，我倆又不好意思撇下師傅單獨前往，所以常常不得不陪著他啃幹饃。

文革洗劫後的農村，那叫一個窮，面對著一個個家徒四壁不得已逃費的病人，要錢的難度可想而知，最後只能是讓生產隊開一個困難證明，然後蓋上公社革委會的章子，最終向市民政局申請經費。

在財務科工作了有兩個多月，收外欠的工作告一段落，雖然收回來的錢不多，可該跑的路都跑到了，該辦的手續也都辦了，這些手續後來統統都交到了市民政局，至於民政局是否能將這些欠費如數或大部撥到醫院，就不得而知了。

動亂時期的醫院，由於沒有分來醫學大專院校的學生，醫療科室也是嚴重缺人，尤其是需要幹活的年輕人。同年底，醫院黨委會議決定，讓我倆去口腔科去學鑲牙，當技工。

可總務科好不容易分到了幾個年輕人，就是不肯放人。福安人活套，關係也廣，翻過年二月初，終於去了口腔科。而總務科以工作離不開為由，強行把我留下了。總務科的孫主任讓我安心工作，不要老想著去醫療科室，他勉勵我好好幹，說後勤黨支部正在考慮我的組織問題。他說我沒有學歷，去了醫技科室也不會有好的前程。

那時醫院的後勤部門，工人居多，年齡老化，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像我們這幾個名義上的初中生，好歹還算是有文化的。雖然當時到了文革後期，可批林批孔依然熱火朝天，全院的批判大會經常召開。醫療科室知識分子成堆，寫批判文章不過是小菜一碟，可總務部門只有矮子裡拔將軍，每每讓我這個實際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撰寫批判稿，代表後勤部門上臺發言。

批儒評法時，市衛生局宣傳部（文革後改為處）為了趕時髦，邀請了西北大學的教授來到四院，和醫院中心理論組一起註釋法家著作，記得是唐朝文學家柳宗元的文章《貞符》。我因粗通幾句文言文，做為後勤工人代表也被抽調參與了此項註釋，所有這些，都成為了不能離開總務科的理由。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孫主任的話也是不無道理，可我那時根本聽不進去，鐵了心想去業務科室學技術，最後無奈以後勤人員的身份參加了醫療隊，以此為跳板去了口腔科，這都是後話。

福安如願去了口腔科後，學習可是挺刻苦的，在老師的指導下，技術不斷進步，不久就能獨立操作，可沒有學歷和文憑，今後要想在業務上發展，要想取得職稱，還是有一定困難。然而進了業務科室，就有機會，那時口腔科有保送到四醫大口腔醫院學習進修的，有衛生局組織的專業培訓班，還有醫學專業的“七二一大學”。

有句時髦話怎麼說來著：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福安去了口腔科不到兩年，這個難得的機會就被他抓住了，這些以後的章節會有所交待。

我倆此時雖不在一個科室 ，可常來常往，一有了要看牙的熟人，我就去找他，不用排隊，還能找個好點的大夫。門診樓拆遷，口腔科臨時搬到了食堂旁邊，每到中午飯時，我去食堂打了飯，就端到他們技工室去吃，時間不長，就和他們科室的人以及進修醫生熟悉了。

口腔科有兩個進修醫生和我倆特別投緣，一個是來自部隊醫院湖北籍的鮑醫生，一個是六路鐵路醫院北京籍的小史。他倆比我們大不了幾歲，都是年輕人，所以工作之餘，閒暇之時，我們四人常在一起吃飯聊天，去逛西安的名勝古蹟。

每到週六的晚上，鮑大夫就領著我們仨去離四院不遠處和平門外的護城河邊捉青蛙。這個湖北佬還真是有辦法，他把釘子固定在竹竿上，帶上手電筒。到了目的地，循著叫聲找著青蛙，然後用手電筒照準目標，光柱下的青蛙基本不動，所以用帶釘子的竹竿一紮一個準，時間不長我們就能滿載而歸。

回到醫院，口腔科技工室有電爐子，進修人員都帶著鍋碗。南方人會做菜，時間不大，一大盤紅燒田雞就做好了，香味撲鼻，令人饞涎欲滴。

那會兒可沒什麼環保概念，也不知道青蛙屬於保護動物（現在是國家三級保護動物），再者，三年自然災害中長大的我們，骨子裡都帶有“飢餓基因”，只要是美味，來者不拒，哪管許多。

除了紅燒田雞這道拿手菜，鮑大夫和福安一般還會再弄幾個菜，有葷有素的。

菜做好了，再配上酒，一頓豐盛的晚餐開始了，我們大塊朵頤，大口喝酒，真是開心極了。

那段時光雖然短暫，可實在是快活愜意，讓我倆難忘、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