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7日早上，我正在翻看《新快報》，忽然，頭版上的大字標題赫然躍到了我的眼前：《地震海嘯吞噬過10000人》！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全國各界人士紛紛為東南亞海嘯災區捐款。
看著廣州市的企業、市民紛紛踴躍捐款，支援海嘯災區。我也萌發了一個念頭：自己組織一次募捐活動！地點在哪裡呢？天河體育中心？不行，大多數人嫌天河體育中心太遠了，中星小學的校門口？也不行，我的同學根本不會去中星小學，烈士陵園？可以！因為像我們十三四歲的初中生一樣的年紀的人，誰不會去烈士陵園呀？大家都會去！現在廣州的交通這麼發達，坐地鐵不就能到烈士陵園了？如果我的朋友中有誰不會去烈士陵園的話，那他可真是一個傻瓜兼笨蛋了。
就這樣，一個計劃在我的腦袋裡形成了：我準備在2005年1月30日，全市學生放寒假的第一天，組織朋友們到烈士陵園去募捐。每個人象徵性地投一枚硬幣，投硬幣以後在我準備的紙上簽名。
我連忙跟朋友打電話，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這些錢是不能以個人名義募捐的。你可以問問有哪些機構接收這些捐款，然後再發動朋友們到那裡去捐錢。你最好跟你爸爸商量一個方案，然後再給我打電話，好嗎？”“1月23日我可能來不了，因為我1月17日要去澳洲旅遊。”吳瓊告訴我一個訊息。“我只能1月23日來，因為1月30日我要去日本。”王主任說。
我回到學校以後，馬上跟幾個課餘時間愛跟我聊天的同學說了這件事情，大家都積極響應。我一共邀請了9個同學，其中有兩個同學是班長，他們倆響應最積極。雖然說學校發了有關捐款的通知，但我所在的班級一直到星期五放學前一分鐘都沒有接到通知。
2005年1月7日，我還破天荒地跟幾個小學同學打電話，也邀請他們來參加這個募捐活動，有三個小學同學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很喜歡跟我談論有關足球的東西，還有一個是在“711”聚會之前與我有過短暫交情的“羊城小市長”龐毅同學。
2005年1月8日，我在公司把《瘋狂的日子》整理好，只要把稿子交給爸爸，請他幫我影印200份就可以了。我也列好了捐贈表格和演講稿，準備好幾個裝錢的盒子。把這些事情都幹完以後，我撥通了廣州電視臺的新聞熱線，邀請記者在那一天（1月30日）前來採訪。
回家後，我將這件事情告訴了我的小記者朋友們。吳瓊告訴我她在1月23日能趕回來。許善怡建議說，最好把錢送到廣東省慈善會。晚上，我接到了另一個小學同學的電話。我連忙把準備募捐的事告訴他。
“地點在哪兒？”“呃……在烈士陵園。”
“是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嗎？”“不是，是黃花崗的那個烈士陵園。”
“嘿！我的家就在這個烈士陵園的附近呀！最近你感覺怎麼樣？”
“挺好啊。”我回答。
在中午的時候，我打電話告訴叮咚姐姐，我已經跟爸爸初步商量好了。“不過我想，《廣州日報》星期天可能沒有記者上班。”“那就把錢送到廣東省慈善會吧。反正許善怡說送到廣東省慈善會比較好一些。”“你可以跟陳阿姨談一下這件事。”叮咚姐姐把陳武鷹阿姨的辦公室電話寫給了我。
星期天下午，我給另一位小記者打了電話。
“請問你是誰呀？”“我是鍾健，去年7月5日的《嶺南少年報》優秀小記者頒獎儀式上，你就是代表全體小記者發言的。”“哦，我認得你了。”於是，我把準備組織朋友募捐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了他，邀請他也過來參加這次募捐活動。“我還邀請了廣州電視臺來採訪呢！”“哇，你就這樣擴大這次活動的影響性？”“是呀！我要讓廣州市民都知道我。”
晚上，爸爸回來了，我把這件事告訴他，誰知他卻不願意支援這次活動。後來，我告訴他，如果他參加1月23日的活動，1月30日就不用參加了。我將會一個個地通知同學，時間改到1月23日，地點還是在烈士陵園，不過我們22個同學在烈士陵園集合以後，大家一起前往報社參加活動，在活動上發動在場的同學捐款，在活動結束後，我們一起把錢送到《廣州日報》社或廣東省慈善會。
第二天中午一放學，我馬上給陳武鷹阿姨的辦公室打電話。但是，電話撥通了卻沒有人接電話。我想陳阿姨可能外出了。
2005年1月11日上午，我把50元交到了班長那裡。這50元是我的捐款。雖然這50元只能算是滄海一粟，但這就是我的一點點心意。是因為目前我國的民間組織已經籌集了1。2億元。
中午放學時，我打電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陳阿姨。“我想你不如先寫一份倡議書，倡議大家為海嘯災區捐款。在1月23日的時候，你把倡議書拿回來在現場宣讀，然後請大家每一個人在倡議書上簽字。到時候由我們幫你刊登或者送到廣州日報社。你就不用請大家拿錢過來在現場捐款，我們也沒有權利做這件事情。”
“好的。”我爽快地說。
“今天我和你爸爸商量一下這件事情吧。”“好的。但您不要現在給他打電話。他是董事長，工作是非常忙碌的。請您晚上再給他打電話。”
下午上學的時候，我把以上這些最新的情況告訴了我邀請的同學。
2005年1月12日上午，潘恆同學將這件事情告訴了班主任。
“我要跟你們說件事情。”班主任說，“下午學校統一捐款，那些錢是匯款到領事館的帳號上去的。至於鍾健組織的那個活動我建議你們最好不要參加，因為18日就要考試了，這段時間應以學習為主。這就是我的意見。”
下課後，“你為什麼要在現在把這件事情詳細地告訴老師？你不會在考完試以後再說嗎？我其實早就猜到老師肯定會這樣說，只是我沒有事先告訴你而已。”我的聲音很平靜，但語氣中帶著幾分埋怨和惱怒。
“防患於未然嘛。”他爽快地笑著說，接著又說：“我不會去參加這個活動的，我不想上電視，因為我覺得這樣很煩。我可不會為了一時的名利去追求虛榮的東西。”
2005年1月13日發生了一些事情。
潘恆聽了老師的話以後，馬上表示不去參加這個活動了。並表示：“這個活動一點也不把捐款當一回事。就算一千年才進行一次我也寧願在家陪伴我的親戚。”
中午放學回家，我打電話給叮咚姐姐和陳阿姨，我跟她們談了很久才勉強談妥。我本來想多邀請幾個同學參加這個活動的，但遭到兩位編輯的反對。“我們可沒有為他們預先準備座位呀！”“那許善怡和陳楚琪她們呢？”“哦，她們幾個我也邀請來了。”“我已經寫好倡議書了。”“這樣的話，不如你在那一天把倡議書在現場宣讀出來。然後，你和你的朋友一起發出倡議。”陳阿姨提出建議。“那好吧。”
下午我告訴那幾個男生，編輯根本沒有為他們預備座位。他們還是不要去了，如果去了的話還不是要站兩三個小時，誰願意受這個罪呀？
2005年1月15日早上，我從《新快報》上得知，1月16日新快報和廣州紅十字會將聯合在中華廣場舉行“紅色愛心”募捐活動，去參加募捐活動的市民最好穿上紅色的上衣，以弘揚“紅色愛心”這一主題。
我知道這個訊息後，馬上給朋友打電話。但我的朋友們說，16日他們不能來參加這個活動。“那就23日見吧。”說實話，現在是複習階段，2005年1月18日就要考試了。他們有什麼理由選擇在這種最後的關鍵時刻外出呢？只有我這種愛湊熱鬧的人才會這樣做。
我們一家在上午十一點多來到了中華廣場。我們來到了活動的現場。爸爸給了我十塊錢，給了妹妹五塊，讓我們投進錢箱裡。我連忙打開了攝像機，調好鏡頭開始拍攝。
妹妹捐完了以後，就輪到我來捐了。我把10塊錢拿出來，鄭重地把它投進了“紅十字捐款箱”裡，那些志願者立刻遞給我一張心形的捐贈紀念卡。整個過程的時間僅僅只有10秒鐘。但是，在這短短的十秒鐘裡，我幹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之後，我們來到了舞臺前。主持人說，到現在為止捐款的數目已經達到2276元，這個活動將一直舉行到下午5點。
我們只在現場停留了三分鐘就匆匆離開了。
唉，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自己挺愚蠢：為了短短的三分鐘，竟然浪費了不少電話費，當我費盡口舌之後，朋友們卻不來參加這個活動。
2005年1月18日，許善怡給我打了電話，告訴我，芬姐姐剛才打電話問她那個捐款活動怎樣進行。我告訴她，我請了五個同學，每人湊五元，六個人一共30元，在會上我們一起宣讀倡議書，在會後我們一起把錢送到廣州市紅十字會。不過，這是我們六個人之間的事情，來參加1月23日的活動的人不要在那一天捐款。
2005年1月19日中午一放學，我給陳阿姨打電話。我告訴她，我已經最終敲定了，我只是邀請了兩個小學同學譚天翔和吳秋明去參加這個活動，至於許善怡她們三個人是可以自己到工會禮堂的，只是我要約她們在報社門口預先見個面而已。“就這六個人了吧？不能再更改了，他們幾個同學叫什麼名字？”我把五個朋友的名字都告訴了對方，最後還說：“這已經是板上釘釘了。”“你不要再邀請人了，再邀請人我就不接收了。因為我還要排座位呢。”“那能把我們幾個人的座位排在一起嗎？這樣我們就好商量一些事情。”“我們都以為吳瓊不能過來參加這個活動。”“不會的，上兩個星期六吳瓊就告訴我她到澳洲旅遊23日之前能趕回來。上個星期六我給她家打電話，電話是她姐姐接的，她說吳瓊14日就出國了，22日才回來。”
2005年1月20日，我把那個“捐款計劃”改進了一下：我和我的朋友在23日下午1點鐘在烈士陵園見面，然後我們一起坐地鐵到公園前，從公園前站下車，我們就立刻前往西湖路99號十樓廣州市慈善會，捐了錢以後，我們立刻坐地鐵前往西門口，從西門口站下車，我們立刻前往廣州日報社參加活動。
2005年1月21日是星期五，前一天，我們剛剛結束了期末考試，這一天就在家休整。家人全都出去了，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我給報社打了電話。電話是另一位編輯——芬姐姐接的。
“喂，請問叮咚姐姐和陳阿姨在嗎？”“她們倆都不在。你是鍾健嗎？”“是的，後天就要舉行活動了。您收到了那300張VCD沒有？”“我們都收到了。”“我想再插入一個環節：最近報紙上說，教育部說小學升初中取消實驗班制度，改為推薦生制度。我將要在會上做個小小的調查，詢問一下參加這次活動的即將在今年升上初中的六年級同學和他們的家長對這一政策有何看法。我事先已經跟陳楚琪說了。”“是這樣的，鍾健。我們在會上也會騰出一些時間讓小記者們自由採訪。不過你總結時不要說得太長。”我和芬姐姐足足談了十分鐘才把事情談妥了。
然後，我給吳秋明打了電話，把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
“到烈士陵園的時候，我們就是在中華廣場的那個地鐵口見面吧？”“是的。明天下午再給你打電話。”
從2005年1月22日的傍晚開始，我陸續給各位朋友打電話。
我先給吳秋明打電話。把最後的通知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並且還千叮嚀萬叮囑：明天下午最遲在1點鐘到烈士陵園地鐵站的A出口——中華廣場的地鐵口等我。也可以提前幾分鐘到達，但千萬不能遲到，如果遲到了哪怕只有一分鐘，只要是過了1點鐘，如果他們還沒來，我都不會再等待，立刻就走。
然後我給譚天翔打電話，把以上的話跟他重複了一遍。
我給吳瓊的家裡打電話，她的爸爸說，吳瓊現在還在火車上，讓我十點鐘的時候再給她打電話。我把事情簡單地跟他講了一遍，並且說：“我生怕您不能準確向吳瓊轉達這件事情，所以我還是等她回來以後再跟她本人商量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我給許善怡和陳楚琪分別打了電話，把這件事情詳細地告訴她們。陳楚琪說她的妹妹明天生日，她請了一大幫同學到家慶祝。“沒關係！”我和氣地說，“你可以跟你的同學商量一下，如果他們同意，明天你可以帶你的妹妹來參加這個活動。”
稍晚一些的時候，許善怡給我打了電話，她告訴我，23日她要去開一個會，這個會議1點才散會。她無法在1點趕到烈士陵園，大家不如就在2點鐘在廣州日報社見面。
我接著又給陳楚琪打電話，她說，她能獨自去參加這個活動。“那你的妹妹怎麼辦？”“我妹妹明天就和這些同學一起到另一個地方慶祝。
到晚上10點，我給吳瓊打電話，告訴她，我將請她和我一起在會上宣讀倡議書。並把我的計劃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她也答應了我的請求。
活動前的最後一場“電話大作戰”終於告一段落。
2005年1月23日下午一點，我和三姨準時來到了烈士陵園地鐵站的A出口。正好碰見了王主任和吳秋明，王主任把20元塞到了我的手裡，說：“我過兩天就要去日本了。今天我們正好要開一個訓練會，所以我不能參加你們的活動了。我頂多多捐一些錢。”王主任說完就匆匆離開了。
我們等了一會兒，吳秋明奇怪地說：“怎麼譚天翔沒有來呢？他應該知道怎麼來這裡的。”他就去買了一本籃球雜誌。過了一會兒，譚天翔、吳瓊和陳楚琪（其中吳瓊告訴我她直接到報社去。）還沒來，我當機立斷，立刻出發！此時已經是13點30分。
我們坐上地鐵前往西門口。13點50分，我們到達目的地。我們又走了整整一段路，才來到了廣州日報社。
唉，有驚無險！
我、三姨和吳秋明一起來到了禮堂，吳瓊和許善怡已經等候在那裡，我把一樣樣東西全部扔到桌子上去，並打開了攝像機，開始對現場的情況進行拍攝，並把一份《倡議書》交給了芬姐姐。
我突然提出讓另一個雞年出生的同學來讀這一份倡議書，“可是我們沒選代表呀，你想讀就讀，不想讀就拉倒。”我想了想說：“不如我就讀最後一段吧。反正這最後一段是發出捐款號召的。至於前面的內容，我想同學們都聽了好幾遍了，肯定會覺得很煩膩。”芬姐姐同意了我的建議。
等到同學們輪流表演了一些節目以後，趁著幾個同學在製作珍珠泥畫的時候，我去採訪了一個六年級學生和一位家長。我準備的問題是“對於小學升初中取消實驗班，改行推薦生制度，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要經過考試才是最公平的。”那位受訪的家長說。
我聽說前面的舞臺上有現場直播，我連忙舉起了手，並拉著那個穿藍色衣服的學生走到舞臺前。
我把問題向大家唸了一遍，然後我就向那個男孩提出這個問題。他是這樣回答的：
“我覺得不是很公平。那些差生可以憑著最後的一次升中考試來拼搏，說不定會拼到一間重點初中去，讓他們坐享其成；相反，如果那些優生在最後一次升中考意外失手，被分到條件差的學校的話，就會大大地打擊他們的信心。”
採訪結束後，我回到自己的座位，繼續觀看精彩的節目。
其中一個節目結束後，主持人宣佈：“一個月前在印度洋發生的大海嘯想必同學們都已經耳熟能詳了。在災難發生以後，國際社會紛紛伸出援手支援災區，廣州市民們也踴躍捐款……”我還沒等主持人說完就直接上了舞臺。“我們當中的鐘健小記者，”主持人繼續說下去，“他寫了一份捐款的倡議書，而且寫得非常好。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我們現在讓他讀這份倡議書的最後一段話。”
於是，我就當著100多人的面，把這份倡議書寫的最後一段話——號召參加活動的同學們捐款的倡議宣讀了出來，而且還讀得非常流利。好，這下我可發揮自己的潛能了！這都是因為我以前跟叮咚姐姐談話時由於過於緊張造成了說話結巴的毛病。現在當著這麼多人，如果我由於緊張而結巴地宣讀倡議書，肯定會被大家笑話。
2005年1月27日早上九點，我和小學同學杜宗堯一起來到了紅十字會捐款。
在工作人員的指點下，我們倆來到了8樓，找到了科長。
我說明來意以後，一位穿著黑色制服的阿姨讓我們坐下，我看見桌子放著一堆捐款收據，心想：看來來捐款的人真不少。
我連忙把裝錢的盒子拿出來，數了數，一共有97。5元。是因為杜宗堯的父母不讓杜宗堯代那三個同學捐款，所以只給了杜宗堯20元。我一急之下，告訴杜宗堯，把這20元分成幾份，就當是每個人捐了5元就可以了。所以，這20元和我此前籌得的77。5元合起來，一共是97。5元。杜宗堯還幫我清點了一下。我把錢交給穿黑色制服的阿姨的時候，還一邊拿著攝像機，一邊鄭重其事地對大家說：“這些錢雖然少，但是，這卻是16個人的共同愛心。這次活動是我發動的。但是這十幾個人之中，除了我們以外，其他人今天都因為有別的事要做，所以不能親自到紅十字會來捐款。所以我就和那個男孩代表大家把這些錢交給你們。但願我們能為海嘯災民做得更多。”
我停了下來，欣賞了這一番話的效果。大家的臉上都露出了微笑。這讓我很滿意。
接著，我告訴那位阿姨：“您幫我把16個人的名字全都寫在收據上吧。”“但是收據單太小了，寫不下這麼多人的名字。”“就是嘛，我們寫一張總的收據給你就可以了。”站在旁邊的科長說。阿姨立刻寫了一張收據交給了我，並給了我16張心形卡片，說：“我們本來每一張收據只給一張卡片的，但是因為你們倆代表16個人來捐款，所以就給你16張卡片。到時候每人分一張。”我把整個過程都拍攝下來了。
捐款以後，我們倆留了下來。等記者到紅十字會來採訪。可是，我們等了很久，連記者的影子都看不見。
這時，電梯突然開了，幾位叔叔走進了紅十字會的辦公室。杜宗堯告訴我，剛才他在樓下看見一輛廣州電視臺的採訪車。穿黑色制服的阿姨說，今天廣州藥業集團下屬的廣州敬修堂藥業也來捐款。她還指著桌上的一疊收據問我：“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這不就是捐款收據嗎？”“對，許多市民都紛紛以匯款和親自上門的方式捐款。”
我連忙上了九樓，跟廣州電視臺的記者見了面。我把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們。並請他們在採訪完敬修堂藥業的人以後，再來採訪我們。
過了一會兒，記者和工作人員們到了八樓。穿黑色制服的阿姨說：“這個學生很厲害，他主動發動他的朋友們捐款，並且在這裡待了一上午，說是要等你們這些記者過來。”
這時，敬修堂藥業的工作人員把一張中國工商銀行的大支票交給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我湊上去看了看上面寫的捐款數目，哇！共有二萬多元！接下來，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市紅十字會已經為東南亞海嘯災區捐款1130多萬元人民幣了。我想：我都說了，這97。5元在這鉅額捐款面前只不過是滄海一粟，錢雖然比較少，但這可是代表我們16個人的一顆火熱的愛心呀！我們16個人一共捐了97。5元，平均每人捐了6。1元。如果把這一小筆錢摺合成美元的話，就會有11。5美元。
記者採訪完敬修堂藥業的工作人員以後，就來採訪我們了。我連忙把攝像機塞給了一位工作人員，請他幫我拍攝。對方有點疑惑，“他是請您把整個過程拍攝下來。”杜宗堯補充說明。
於是，我們把所有的錢倒出來。“10元、20元、30元、40元……97。5元，正好一分錢不少。”我們把那堆錢移到穿黑色制服的阿姨面前，阿姨把已經寫好的收據和一張卡片給了我。“但願我們能為海嘯災民做得更多。”我說。
“請問拍好了沒有？”我高興地問。“已經拍好了。”
“走吧！”我們倆立刻離開了紅十字會。
注：本文寫於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