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在經歷了兩漢的極盛之後，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衰落混亂的時期，這就是持續時間幾乎與兩漢相當的魏晉南北朝時代。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評價這個時代說，當時“風俗淫邪，是非顛倒，讀書人…做人以行同禽獸為通達，仕進以無恥苟得為才能…是非善惡都不在話下，群起而爭的只是錢財…”這種社會氛圍的開端，在曹操曹丕父子，這是兩個放蕩不羈的文人。曹操說，“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就是說有德行的人都是廢物點心，而有才幹能做事的人，一般都是些沒有品德的王八蛋。這是他自己的經驗，他的自我評價。曹操心懷天下之志，求才若渴，以才能而不是品德為標準招賢納士。所以曹操說：“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這種實用主義的政策，雖然迅速打造出當時最具實力的曹魏政治集團，卻也為其後400年的天下大亂埋下了禍根。
國家和民族的統一，是需要基礎的。就是說要有一個最大多數的人都認可的事情，用這個事情，把大家團結起來。中國在2000以前就實現了統一，而同樣的大陸，同樣複雜的民族構成，歐洲各國混戰了2000年，無論是十字軍，拿破崙還是希特勒，就像當年的秦始皇一樣，他們有意無意的都在為一個統一的大歐洲打仗。為什麼他們沒有成功？為什麼歐洲到現在還是各自為政、一盤散沙？就是因為歐洲沒有而中國有的，可以把最大多數的人凝聚團結起來的那個事情。
祖龍始皇帝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這種統一是脆弱的，隨時都可能再次分裂。直至西漢初期，文帝精熟黃老無為之道，三十稅一，讓人民各自休養生息。在此基礎之上，武帝繼之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清洗國家意識形態，以儒家哲學的世界觀，建設而確立了社會統一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這個儒家的思想，得到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認可。而從此在儒家思想的號召下，統一才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
國家的思想建設是個長期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漢代舉孝廉，才幹無論，有品德的人就可以做官。雖然打馬虎眼的不少，但總有真的。這樣在中央朝廷之上，就形成一種清流的勢力。這種清流勢力作為儒家思想在國家政治中的體現，用以匡扶正義，端正民風，團結人心，使政治中央成為天下民心的象徵，成為民族意志的凝結，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與號召力。
有句話怎麼說來著？就是建設什麼很難，但是毀掉它卻很快。曹魏唯才是舉，做官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就可以，如此便迅速瓦解了兩漢以來苦心經營了400年的清流勢力。摧毀了國家政權的靈魂。所以曹魏政權也迅速失掉了民心。老百姓壓根兒不聽你的。曹氏沒別的辦法，只能用嚴刑峻法來維持社會的穩定。但是這樣也根本壓不住輿情洶洶，亂子層出不窮。政府招架不住，不得已還是得鼓吹道德，要以仁孝治天下。
魯迅先生的名篇《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之關係》，寫曹操當時的矛盾態度寫的很傳神，曹操每天忙得四腳朝天，孔融卻在一旁說風涼話，幾次噎的曹操下不來臺。孔融埋汰所謂的孝道，說母親和兒子就是瓶子和酒的關係，酒倒出來了，和瓶子還有什麼關係？曹操就把孔融殺了。罪名是“敗倫亂理”。
魯迅說：“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曹操、曹丕父子都是才子，從哲學層面來說，他們原本對儒家這套東西就很不以為然。更別說去身體力行。他們自己做不到儒家那套為人行事的標準，但是搞政治，沒辦法，還必須倡導別人去做。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誰聽你的呢？不但不聽，還會腳著你丫怎麼這麼虛偽。但是曹魏政權以其傑出的才情，玩世不恭的瀟灑風度，竟也形成一種獨特的氣質和氛圍，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就是說，與曹操曹丕為伍，還不至於辱沒倫家，不丟人。所以曹魏政權還是聚集了不少非凡的人物。
到了司馬氏，司馬懿這個人在歷史上最有名的還不是跟諸葛亮打仗，他最有名的是“狼顧”。就是像狼一樣回頭看人。回頭的時候身體不動，只扭脖子扭臉。這是個什麼形象？司馬懿司馬昭之流做的事情不遑多論，後來晉明帝聽王導說起二人往事，羞慚的把臉貼在床上，說，若如公言，（就憑這倆乾的事情），我們晉家的天下怎麼可能長遠？司馬氏既無兩漢的道德，亦無曹魏之風度才幹，要啥沒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多不要臉就有多不要臉。就這麼一些奸狠齷齪之徒，高居廟堂之上，口必稱仁義道德，每天還研討些禮教，這把當時的讀書人噁心壞了。
這種情況下，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投靠司馬氏做官，與司馬之流為伍。後來山濤升遷，便舉薦嵇康繼任原職。嵇康就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其中說“…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意思就是你特麼的不好意思了吧，你腳著丟人，就拉著我與你為伍，也想讓老子染一身臊臭。有說嵇康最終就是因為這篇文章被司馬昭誅殺。臨刑時，有太學的三千學生為其壯行，以為師。這也反映了民心對司馬氏的厭惡。
魏晉六朝時代，之所以亂了那麼多年，就是因為從曹魏開始，無論南北，一直就沒有形成一個表裡如一，言行一致，恪守儒家律條的政治團體。曹魏打碎了那個碗，一直就沒有再粘起來。這個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集團具有兩漢類似的政治凝聚力與號召力。直至幾百年以後的隋文帝以及鮮卑人李世民，國家才重新統一。
魯迅先生在《集外集》中說，“（如果）沒有嵇康的《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魯迅好像對嵇康特別感興趣，他從1913年開始，親自校訂《嵇康集》，斷斷續續直至1924年才結束。也許魯迅是嵇康轉世，也許魯迅與嵇康心有慼慼，覺著這傢伙怎麼這麼像我。因為魯迅又何嘗不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魯迅逮誰罵誰，當年美男子梅蘭芳表演《黛玉葬花》，魯迅看了就說，從來不知道林黛玉的眼睛這麼凸，嘴唇這麼厚的。這可太傷梅老闆的心了。
嵇康“活得不快活”，似乎也還不是“無端”。嵇康是曹家的女婿，竹林七賢在政治上也都傾向曹魏。當年“高平陵事件”，司馬懿殺曹爽三族上千人，洛陽城內血霧瀰漫，連曹家已出嫁的姊妹也一併殺死。嵇康的姑父何晏亦在其中。從此司馬取曹魏而代之。從那時起，也許嵇康等每時每刻都在承受著來自司馬氏的壓力。
《晉書》說嵇康“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說嵇康某次採藥遊山，陶醉於山光水色之間，樂而忘返。旁人看到山野中的嵇康，衣袂飄然恍惚忘情的樣子，“鹹謂為神”。我們現在這種人文環境，不可能再造就這樣的人傑，沒有那種土壤。屈子宋玉，嵇康阮籍，王羲之陶淵明，白居易蘇子瞻，所謂風華絕代，那種遠邁超群的風采氣質，現代人無緣再見，也難以理解。
嵇康如此高潔卓越的人物，卻不得不在司馬氏骯髒的淫威之下苟活度日。“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司馬之流不會跟你講道理，說不過你他就把你殺了。竹林七賢在壓力之下各自分化，不少人屈服，在司馬政權為官。最多也只像阮籍那樣，在詩文中用些含混不清的話，稍稍排遣些鬱悶，疏散些噁心。嵇康卻本性難移，“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他不屈服。卻也不能明著罵司馬去找死。嵇康就以最強烈的情緒抨擊禮教。
魯迅說，“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歷史上所謂的“魏晉風度”，讀書人某些放浪形骸驚世駭俗的言論和行為，在那個時代成為一種潮流。這有些類似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性解放。本質上都是要造反，因為沒有實力真去造反，只好用這種方式來反抗政府。你說禮教好，禮教太好了。俺就說禮教是天底下最爛最髒的狗屎。俺又沒罵你對不對。
也許從“高平陵事件”起，嵇康就預感到自己的結局，知道自己將死於非命。早年間嵇康跟隨隱士孫登遊歷，孫登斷言，“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就是說嵇康你這個人性格剛烈而才華非凡，你這樣的人能免禍嗎？大凡人不能有出眾之處，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自古才命兩相妨。你太出色了，老天都不容你。更何況你做人又這麼剛強。嵇康不與司馬氏妥協，雙方的矛盾就會越積越多，被司馬氏所害是必然的結果。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流露出這種不祥之兆，說“吾…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
魯迅說，“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稀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
嵇康應該是預感到不能看著孩子們長大成人，才寫了《家誡》給兒子看，就是要兒子學的庸碌瑣碎，平平凡凡，別那麼引人注目。萬不要步自己的後塵。嵇康赴死之時，神態平靜，回頭看了看太陽的影子，索琴彈了一曲《廣陵散》。其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也許嵇康真的看破了生死，也許自“高平陵事件”十三年以來，這日子過的什麼滋味兒，終於解脫了。縱然是留名千古萬世仰慕，可哪個父母願意自己的孩子也這樣？
魯迅先生1927年做的這個《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之關係》的演講，暗含譏刺，以魏晉時代的黑暗來諷喻當時中國的政治。歷史變也不變，新瓶裝舊酒，變來變去還是那個熊樣。這種骯髒的政治環境造就了嵇康憂憤的氣質，屈原也是，直至幾千年以後的魯迅。他們超脫不了，就是死路一條。醫雲“憂傷肺”，魯迅早早死於肺病，也應屬於憂憤絕望而死，當時的國家太沒希望了。魯迅當時的中國，就好比一所大宅子進了強盜，殺人放火，巧取豪奪。宅子裡的人水深火熱。偏偏這個時候，同樣也是這宅子的子孫，梅蘭芳要來做戲，林語堂要來幽默，徐志摩要來講什麼“性靈”，梁實秋則暢談“抽象的永恆不變的人性”。魯迅沒法子直接扇他們，手頭只有一支禿筆，只好逮誰罵誰。被罵的越活越精神，成了民國大師，魯迅自己早早的氣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