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襄陽記》一書所撰，龐統之“鳳雛”、諸葛亮之“臥龍”、司馬徽之“水鏡”，三人雅號皆是龐德公所賜。無論是龐德公、司馬徽和徐庶之評，還是《三國志》、《三國志平話》和《三國演義》之撰，將龐統和諸葛亮相提並論，以示二人年歲相仿、才智相當、處境相似，而且龐統歸附劉備之後，與諸葛亮並任軍師中郎將一職，真可謂旗鼓相當、並駕齊驅。不過，龐統和諸葛亮的運數也是天壤之別，諸葛亮位極人臣、功垂千古，龐統壯志未酬、死於非命，而且他的死因十分蹊蹺，讓人疑竇叢生。

龐統，字士元，生於襄陽的書香門第，生父何者，已不可查確，而其從父，乃荊襄名士、識人善舉的龐德公。年少的龐統未有驚人之舉、未顯過人之智，較為淳樸和魯鈍，故而深藏不露，惟獨龐德公慧眼別具，識得龐統大器之才、王佐之能，一向重視和厚待龐統，苦心栽培。

龐統年值弱冠，經龐德公之引薦，龐統拜訪“水鏡先生”司馬徽。司馬徽於樹上採桑、龐統於樹下盤坐，二人相談甚歡、“共語自晝至夜”，司馬徽嘖嘖稱奇，一者龐德公慧眼如炬、早識龐統之大器；二者龐統才華橫溢、出類拔萃，堪稱南州之士人的冠冕。因司馬徽的盛讚、士人之間的傳聞，龐統才漸漸嶄露頭角。

龐統的聲名不脛而走，郡守聞之，徵龐統為功曹。龐統任職期間，好於臧否人物、勤於讚頌和推舉，論述之詞、言過其實，頗有曲意逢迎、溜鬚拍馬之嫌。有人問龐統此行之原委，龐統答之：天下大亂、世風日下，善不彰而惡滿盈矣，龐統之言行，乃揚善抑惡、勉人自勵的用意，絕無阿諛之心。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赤壁之戰、乾坤挪移的孫劉聯軍分割荊襄九郡，周瑜率軍擊破了駐守南郡的曹仁，繼為南郡太守，任職功曹的龐統歸屬於周瑜。周瑜身染重病、暴斃而亡，龐統隨人送喪、趕至東吳。東吳名士亦聞龐統之名，絡繹登門、討教高論，龐統與陸績、顧劭、全琮等人結為摯交。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末，蜀先主劉備自領荊州牧，任龐統為耒陽縣令，龐統認為劉備目中無人、大材小用，故赴任而不理政務，經人檢舉而罷免官職。東吳名士魯肅聽聞此事，致信於劉備，書雲：“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也不吝美言、舉薦龐統，劉備方知自己識人不慧、用人不善。據《江表傳》所撰，劉備宴請龐統、以補屈才之過，龐統氣度不凡、從容不迫，論事字字珠璣、閒談妙語連珠，讓劉備敬佩不已，當即委以重任。

據《九州春秋》所撰，劉備受邀入蜀之前，龐統勸諫於劉備，說荊襄凋敝、“人物殫盡”，僅據荊襄之地，難於曹操和孫權相抗，若成三足鼎立之計，必須攻取益州。劉備認為自己小有所成，皆因他與曹操背道而馳，若他侵奪益州，則與曹操所行無異，進而失信義於天下。龐統言之，天下異變、權宜行之，不可固執一道而錯失良機，“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劉備不願益州落入張魯和曹操之手，故聽從龐統之諫。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龐統隨同劉備入蜀，益州牧劉璋於涪城設宴，為遠道而來的劉備軍接風洗塵。龐統獻策，勸劉備於宴中挾持劉璋、迫其讓賢，可不戰而囊獲益州，劉備不從。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劉備軍屯駐於葭萌關一年有餘，進退兩難、無所適從之際，龐統又獻上三條妙計：上計，晝夜賓士、偷襲成都、生擒劉璋，益州可定矣；中計，詐稱“荊州有急，欲還救之”，誘騙楊懷、高沛來而斬之，再興兵戈、進攻成都；下計，速速退還白帝城，待荊襄之援軍抵達，再步步為營的侵攻益州。劉備擇中計而從之，旗開得勝、斬楊懷和高沛二將，此後屢攻屢克、無往不利。

然而，劉備軍所向披靡之際，一則噩耗傳至中軍大帳，龐統率眾圍攻雒城，不幸中箭、一命嗚呼，年僅三十六歲。劉備聞之、痛哭流涕，談及龐統、深感痛惜，諸葛亮親赴靈堂、拜祭龐統。

龐統之死，疑點頗多：一。龐統不習武藝、不擅領兵，率軍攻城非龐統之職也，何故“率眾攻城”？二。龐統熟讀兵書，所謂“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之兵法，肯定是瞭然於胸，且劉備軍戰無不勝、遊刃有餘，龐統為何急於攻城？三。攻城之危、龐統必知，龐統一員謀臣，何故以身犯險、親自攻城？

一方面龐統的死因太寥落、另一方面他的死因太可疑，故曲藝家和小說家亦不予採納，為龐統杜撰了多個“死法”，尤以《三國演義》之“龐統命喪落鳳坡”經久不衰，但龐統之死的真相，已成千古疑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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