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王莽以及曹操:羅馬共和國和漢帝國的“攪局者”

羅馬共和國的最初擴張是伴隨著實際利益和元老院、統帥以及士兵的榮譽從上到下而全面豐收的,在這種良性迴圈下,羅馬共和國的疆域迅速擴大,最終形成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然大物。

然而當這種擴張到達生產力極限的時候,元老院和將軍們卻沒有抑制住自己對榮譽的渴望,他們依然領兵出征,但所到之處盡皆荒涼,雖然打過德國的黑森林就還能看到曙光,但就是打不過去,征伐已經不能再給羅馬帶來任何的實際利益,卻在不斷消耗著羅馬的元氣。矛盾開始激發,“內卷”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羅馬的三大勢力,凱撒、龐培以及剿滅著名的斯巴達克斯起義的克拉蘇雖然結成了“前三頭同盟”,三位卻把這個同盟弄出了“三國”的感覺,雖然凱撒把自己14歲的女兒嫁給了50歲的龐培。當凱撒發動了一場“高盧戰爭”,賺得盆滿缽滿,軍隊也更加強大且忠實於自己,外加上克拉蘇在東征帕提亞的時候陣亡的時候,龐培如坐針氈——此時他跟凱撒的差距就太大了。

一個問題凸顯了:

當時的羅馬共和國想要取得一些勝利就只有凱撒一人做得到了,而此前的勝利是大家都能取得的。這就說明羅馬內部矛盾形成的某種局勢在把資源向凱撒那推,或者說凱撒本人有某種特點符合某種“勢能”的建立。人們把對勝利的渴望投射到凱撒身上,使得他不但在內戰中戰勝了龐培,還在很多的對外戰爭中大獲全勝,只是隨著後來戰事的停止,對勝利的投射失去了標的,矛盾再一次激發了。

凱撒似乎很清楚羅馬出了什麼問題,他遊說著既得利益團體以支援自己的改革,但卻遭到了元老院的激烈反對,最終雙方的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凱撒遇刺身亡。

凱撒的成功本身就是羅馬共和國生病的症狀,元老院不承認羅馬生病,硬是要消滅這個症狀,但卻導致了病情的加重。後來的屋大維給元老院做了一臺“大手術”,凡是參與刺殺凱撒的元老全部被他用“暴力手段”給解決掉,就這樣舊有的格局被這種“絕對”方式給打破了。

凱撒原本可以自己做這個“攪局者”,卻成就了奧古斯都——屋大維。

在凱撒遇刺(前44年)的前一年王莽出生,他極其善於偽裝表演,後世隋煬帝登基前就深得王莽精髓,二人都是人前極盡謙恭,一旦沒了約束就要翻天覆地折騰的主,那當時的形勢為何把王莽推向了九五至尊呢?

這還要從王莽稱帝后的施政看,這些政策現在看來簡直驚世駭俗,而新政必然針對舊疾,所以肯定是西漢末年的社會問題引發了王莽的決策,換句話說西漢末年的社會病了,而王莽是病症的“症狀”。在這條上隋煬帝和王莽不同,隋煬帝的“功績”只是他慾望的“副產品”,並非是他發心造福後人。

王莽的目標太高,但他的力量太弱,之所以說稱帝的王莽弱是因為歷史的車輪只能順著,如此激進的改革大概連受益階層都無法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習性擺在那,所以無法甚至不敢相信。這樣的例子很多,如商鞅變法前的“徙木立信”就是為了打消民眾的顧慮,如果用“性相近,習相遠”來比喻,“徙木立信”只是動了“習相遠”,王莽卻向著“性相近”下手,從夏商周三代向春秋戰國的演化來看,改變“性”的這個過程需要一千多年是必須的,而西漢末年社會的“性”遠遠沒到能“動”的時候,所以王莽被劇烈地反噬了。

王莽原本可以自己做這個“攪局者”,卻成就了劉秀。

其實王莽是有解的,東漢末年有一個人也是個“攪局者”,他破壞了根深蒂固的“門閥制度”,卻躲在九五之尊的背後而壽終正寢。

曹操的性格給人的感覺就是“無底線”,在用人上,只要有才他什麼人都用,自己也“無底線”,正是這種“無底線”才有條件讓他成為一個“攪局者”,他才能中和東漢末年業已形成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矛盾勢力,攪動一潭死水的局面。他沒有火急火燎地做,沒有急於一統天下,甚至到死也沒有急於“再進一步”給自己“立名”。

“立名”這一步別看是虛的,但它太重要,做與不做之間事情的性質就徹底變了,不做只是有外敵,做了恐怕連內部也有人看不下去,比如《軍師聯盟》裡的荀彧,曹操還沒做呢,他就要“誅心”了。

王莽若是躲在漢室的後面,光武乃至天下的“義軍”皆師出無名,結局尚未可知。

這就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要害處,他這麼做我們卻覺得沒什麼,在我們的想象中,漢獻帝只是個傀儡,而曹操是實質上的皇帝,曹操以皇帝的名義給蜀國和吳國下的命令都明知道是假的,搞得大家耗力勞神,省了這一套形式不好嗎?

真省掉了,曹操就是王莽第二。

“形勢”的本身沒有用,但造成“形勢”的那個支配的力量卻是有用的,而且是要絕對的“真宰”。人可以暫時不屈服這個力量,結果只能是被這股力量吞噬,就好像彗星脫離了自己的軌道撞擊天體,起了一時的火花,最終卻還要回到自己的軌道上去。

沒有曹操,天下不知道多少人稱帝——誰也不服誰;曹操若稱帝,天下亦不知道多少人稱帝——你能我也能,還是誰也不服誰。“誰也不服誰”就是那個背後的力量,曹操臣服於這個力量,因為他的內心就有這股力量,知而能覺,覺而能馭,馭而能轉,轉而能離。

臣服於天即是“真天子”,曹丕不懂,逼著漢獻帝讓位,曹丕年壯,而漢獻帝卻一把年紀,為什麼不等他臨近去世,知漢室再無延續之實而主動禪讓?以人力強奪天命,結果只能是“天不假年”,甚至走在了漢獻帝的前面。

凱撒不及,王莽過之,曹操執中而徐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