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歷史發展的舞臺上，古羅馬的崛起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西方文明發展的重要源頭，更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古羅馬對世界歷史的作用並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強大，最令人欽佩的是古羅馬的政治制度。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夠孕育出如此民主的政治制度確實令人折服。
縱觀古羅馬歷史，古羅馬經歷了王政時期、共和時期和帝國時期三個發展階段。尤其是共和時期，古羅馬政治制度的民主性發展到了頂峰。
執政官、保民官、元老院建立了最早的“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保民官制度的建立以其獨特的否決權，維護了廣大平民的利益，緩和了階級矛盾，極大地推動了古羅馬的民主程序。
那麼，古羅馬的保民官制度到底是怎樣的呢？
一、保民官制度是階級鬥爭的產物
王政時期，在古羅馬形成了國王、元老院和氏族成員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於當時的古羅馬城邦處於小國寡民的狀態。國王由全體氏族成員選舉產生，元老院由國王任命，元老院並不以國王的意志為轉移，代表本氏族的利益。如此一來，在古羅馬便形成了相互制約全民參政的政治體制。
但是，隨著以工商業為主的農業經濟的崛起，平民的力量得到不斷的壯大，進而登上了政治舞臺。從此，在古羅馬社會上便產生了階級。
平民為了爭取政治權利不斷的與貴族階層進行鬥爭，推動古羅馬社會政治制度逐漸走向民主化。
公元前510年，羅馬人罷黜了國王並將其驅逐出境。隨後古羅馬進入了共和時期。他們透過選舉的方式產生了同僚執政官。
並吸取王政時期的教訓，古羅馬對作為國家元首的同僚執政官的權力進行了限制。但是在共和國初期，社會階級矛盾尖銳。
當時，古羅馬的政權由貴族把控，他們肆意解釋法律不斷的壓榨平民階層。平民的權利得不到保證，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平民階層繼續與之抗爭，並揚言要搬出羅馬城另立門戶。
此時的古羅馬內憂外患，經不起任何的風波。貴族為了穩定局勢不得不做出妥協。於是，貴族和平民達成協議：從國家層面上建立一套能夠保證平民與貴族平等地位的政治制度。
古羅馬經歷了一系列改革，有效的保證了平民的權益。
當時的羅馬政府設立了保民官，作為羅馬政體的組成部分。並在古羅馬逐漸形成了一套與同僚執政官相似的保民官制度。
保民官的制度的內容
保民官是平民階層透過選舉的方式而產生的，是平民階級的首領。為了確保平民的利益的到保證，保民官必須出自平民階層，以保證保民官在履行職責的時候時刻，始終代表平民的利益。
原本保民官只是平民代表，並非常設官職。但是隨著古羅馬平民的鬥爭，選舉產生了兩名出自平民階層的市民官作為保民官的下屬。如此一來，強化和鞏固了保民官的政治地位，使之逐漸發展成為古羅馬最具權力的崗位之一。
由於保民官制度是參照的同僚執政官制度而建立的，所以在初期保民官的產生方式和任期都與同僚執政官一樣，由平民代表大會每年選舉產生兩名保民官。
後來，貴族階層為了限制保民官的權力，讓他們在窩裡鬥，自己坐收漁利於是便將保民官發展到了十名。
三、保民官的權利
（一）人身權利不受侵害
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受侵害的權利，除了獨裁官之外他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如果有誰膽敢侵害保民官，那麼，這個人將會與整個平民階級為敵，從而遭受到整個平民階級的報復。
（二）幫助平民
保民官最主要的權利就是幫助和保護平民，每一位受到官員欺壓的平民都可以向保民官申訴，保民官都會過問。遇到涉及叛國罪等重大案件，保民官充當控訴人。
（三）否決權
與此同時，保民官還擁有對元老院決議的否決權。當元老院的決議不符合平民的利益時，保民官擁有否決權從而阻止官員利用公權力從事各種損害平民利益的活動。
一旦保民官行使了否決權，除非保民官自己取消自己的否決權，否則元老院的決議不能生效。
如此一來，便在古羅馬的政治體制中形成了平民階級與貴族階級的對抗，保民官既是古羅馬平民階級與貴族階級鬥爭的產物，也是平民約束貴族的有力武器。
（四）立法權
在保民官建立之初，保民官雖然擁有否決權但是卻沒有立法權，但隨著《普利布里亞法》和《霍滕利亞法》使得保民官獲得了一般意義上的立法權。
（五）召集元老院的權利。
公元前3世紀，保民官再次獲得了召集元老院會議的權利。
四、保民官的權利的限制
（一）否決權的限制，雖然保民官擁有對元老院決議的否決權，但是卻無權對抗獨裁官和古羅馬所有公民的集體意志。
（二）地域限制，保民官的權力範圍只限於羅馬城及周邊1。5公里，超出了規定的範圍保民官便無法行使國家賦予他的權力。
五、保民官制度的消亡
隨著保民官制度不斷的發展，使得古羅馬所有的官職都向平民開放，同時保民官卸任以後也可以成為元老院的議員，保民官也是一樣。
這種情況看似平民的政治權利得到擴大，可事實上，保民官與其他官職的共通使得原本是平民階級利益代言人的保民官與貴族沆瀣一氣共同侵害平民的權益。進而淪為了貴族統治的工具。到了帝國後期，保民官制度名存實亡直至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結語
古羅馬共和時期的保民官制度作為一種民主監督機制，對古羅馬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它在一定的程度上緩和了社會階級矛盾，成為古羅馬共和時期與同僚執政官、元老院三權分立中最重要的一環，為後世國家建立民主監督機制提供了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