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冤》是一部雜劇，由元代戲曲家關漢卿創作。其中的女主竇娥原本是一個善良、堅強、具有反抗精神的正面形象，但她在死前表達自己對冤情的委屈時，卻與常人很不一樣。
她不像常人那樣，說些狠話，什麼做鬼也不會放過你之類的，而是獨闢蹊徑，許下了三樁毒願：即血濺白練、六月飛雪、亢旱三年，而且更為恐怖的是，她這願望許完沒過多大功夫，前兩個就已經實現了。
話說竇娥你冤枉，為何拉上無辜之人陪你一塊受罪呢？特別是第三條，那對平民百姓簡直是一場災難，難道你一個人的冤情要讓全部楚州人都替你背嗎？
劇本如果要是這麼來理解，它可能就不是文藝作品了，而是現實了。所以理解竇娥的三樁毒願還要以作品的創作本身為出發點，否則並不能體現竇娥到底有多冤！
《竇娥冤》這部作品屬於是二次創作，脫胎於《漢書·於定國傳》和《搜神記·東海孝婦》，也就是說，這三樁毒願並不是關漢卿的獨創，而是藉助於它並嫁接到竇娥身上，最終刻畫出一個有血有肉稜角分明的女性鬥士的角色。
本文從兩方面來理解竇娥的三樁毒願，一方面從作品本身的虛構性來理解，另一方面則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到底關漢卿透過竇娥的三樁毒誓想要表達一個什麼樣的現實世界。
>虛構作品的浪漫品質
>劇本和小說一樣，都是虛構的文藝產品。但是劇本又不同於小說，一部小說通篇都是透過文字來表達作品內容，而劇本雖然也離不開文字表達，但它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它要透過畫面的呈現來感染現場的觀眾，竇娥的三樁毒願，如果以畫面的形式呈現出來，那是相當具有感染力的。
血濺白練：白練高懸，劊子手大刀落下，殷紅的鮮血不往地上流，而是全部掛滿整個白練，那鮮血染紅的白練在眾人面前飄蕩，這一奇觀能不吸引眾人的眼球嗎？所有在場的人無不能感受到她所受到的冤屈。
六月飛雪：緊接著下一幕便是天氣突變，陰雲密佈，氣溫驟降，六月天裡卻下起了大雪。從視覺上看，天地間白茫茫的一片，唯有白練高懸；從觸覺上看，天氣忽然從酷熱到寒冷，人們除了吃驚之外，那白雪也成為竇娥人格的一種象徵和化身，也正應了作品的主題：感天動地。
亢旱三年：有人認為“六月飛雪”和“亢旱三年”，這是竇娥的復仇方式，一種對世人野蠻的報復。當然，再善良的人也是有怨念的，竇娥埋怨的是在人世間找不到伸冤的地方，那麼她的善念又有什麼價值呢？
她的怨念本是來自於善念，為了不讓自己的婆婆受苦，自己才招認了毒殺張老兒的罪名。如果善念得不到社會的維護，那麼只有讓怨念來懲罰那些讓這個社會變得黑暗的罪魁禍首。
所以，竇娥怨念的初衷也是懲罰那些製造黑暗的社會罪人，諸如楚州知府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貪官。在劇本里有這樣的臺詞：
為善的受貧窮命更短，造惡的享富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透過這些臺詞，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像竇娥這樣的貧苦大眾猶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說不一定要他們當中也有不少人有著難以言說的冤屈而無處伸討。可以說，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當官的不為民做主，行善的貧苦又命短，在竇娥看來，這豈不是天地瞎了眼。所以，從情節上來看，竇娥許下的三樁毒誓，實際是對天地不公的埋怨，而這三個願望的實現，則呈現出另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好比是天和地對她的一種迴應，以別樣的形式為她伸冤。
關漢卿運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透過三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讓讀者和觀眾深切體會到竇娥驚天地、泣鬼神的反抗精神，為了伸張正義，她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種濃郁的悲劇氣氛，也加深了人們對這部作品的印象。
人的願望感動了天地，從而得到了實現，三樁毒誓不僅深化了主題，而且也將全劇推向高潮，給人一種震撼的力量，這也是這部作品七百年來仍然沒有被遺忘的原因所在。如果沒有這三樁毒誓，這部作品不會走得這麼遠。
>三樁毒誓的社會性
>大凡歷史上的文學藝術家有兩種：一種是因為逢迎時勢而得名；另一種便是因為直面現實徒留一身傲骨而留名，關漢卿屬於後者。
關漢卿的作品包含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和人性內容，他既主張把握現實，但又不沉醉於歷史，這與他的個人經歷也有關係。
關漢卿生活在元代，元朝與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不一樣，它不是依靠漢族先進的理念奪得天下的，而是憑藉風捲殘雲般的鐵騎得天下的。所以，他們對漢族文化並不感興趣，從而對漢人實施的是民族歧視政策，科舉制度更是入不了他們的法眼。
在蒙古人的統治之下，文人並不好混，因為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了。從前只要有條件，底層人要想出人頭地，還可以選擇“學而優則仕”這條路。蒙古人一來，科舉這條路便被堵死了。文人也要生活，那麼，他們靠什麼賞飯吃呢？
既然不能安邦治國平天下，那就只能安心地做個市井小民了。靠著自己的才華，他們行走在平民百姓當中，果真殺出了一條路，終於為自己的才華找到了一個出口，那就是把元曲寫成另一座文學的高峰。
關漢卿就是其中的一員，他既是醫生又是劇作家，醫生的身份使他有機會走進尋常百姓家，真實地看到聽到來自民間的疾苦，結交到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的朋友，這樣的經歷豐富了他的人生，也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源泉。
因此，他的創作範圍也相當廣泛，《竇娥冤》是一部社會劇，他還涉獵愛情劇和歷史劇。到了元末，他已是當時的大劇作家，也是一些達官顯貴的座上賓，為宮廷輸送劇本也成為他創作的重要工作。
這樣一來，他所創作的劇本在無形中便扮演起了諫言官的角色，將底層人民的疾苦反饋到朝廷，希望朝廷能為冤屈者伸張正義。
在劇本中，竇娥的冤屈最終得以伸張，也的確是由朝廷出面解決的。這位官員還不是別人，而是當年將她作為童養媳送給蔡婆婆家的父親竇天章。
竇天章在京城做了大官返鄉後，親自為女兒竇娥伸冤屈昭雪，處死了真正的殺人兇手張驢兒，懲罰了那個昏聵的貪官知府。
由此，也說明一個問題，關漢卿之所以將三樁毒願寫入劇本中，其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決問題，為了引起官方的注意，為了引起圍觀，為了擴大這個事件的影響力，從而促使竇娥的冤屈得以昭雪，因此說，這三樁毒願有著深刻的社會性。
綜上所述，善良的竇娥死前許下三樁毒願，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報復社會，恰恰相反，正是為了懲罰那些做惡多端的小人與是非不分的官員。三樁毒願引發社會關注，加速了為竇娥伸冤的步伐，迴歸到現實的角度為民眾解決實際的問題，這大概是關漢卿作為一名文人，無法實現治國平天下的一種補償，或許也是他創作的初衷。